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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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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艺术史中，第二次布匿战争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此之前，我们只能粗线条地阐述罗马战术的第一次大变革，即从重装步兵方阵这个总体形式中，发展出了具有罗马特色的支队战术，却不能将其放到现实战例中进行具体的理解，也不能确定年代。通过几次大战，第二次布匿战争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战术最后的辉煌登场、它的失败和不足，以及新一轮的战术转型。凭借新的战术，罗马只用两代人的时间便征服了世界。幸运的是，我们对这些事件同样有着透彻和具体的认识。正是对这些事件的叙述，为波利比乌斯赢得了史学大家的盛誉和权威地位。从此处开始，他终于有真正的史料可用了。在罗马一方，他最重要的向导是法比乌斯·皮克特。法比乌斯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同时代人和参与者。战争期间，他是元老院的成员。不过，在迦太基一方，他的信息来源是一名希腊人，此人是汉尼拔的随从，记述了后者的行迹。关于坎尼会战的记述水准极高，作者必定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我坚信这段记载出自汉尼拔本人，或许是他亲自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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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后面会阐述这一揣测的理由。它或许只是揣测而已。然而，翻阅史册时，连这个简单的可能性也让我们充满敬畏。迦太基城被夷为平地，整个民族被斩草除根，没有任何遗迹或档案留存在人的记忆中，连只言片语都没有留下。唯有史书记述着哈米尔卡如雄狮般的儿子汉尼拔的生平——从他9岁许下誓言直到辞世，那时的他已垂垂老矣，饱受世事困扰，厌倦了人世。我们手中的文字记述着他最伟大的一次胜利，我们想象着这位大英雄通过这些文字来直抒胸臆。这些文字是当年强盛无比、问鼎世界霸权却被雨打风吹去的迦太基人留下的唯一一页，有了它，人类的精神财富似乎便丰富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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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献对战争后期的叙述要差一些。但是，波利比乌斯作为小西庇阿（Scipio the Younger）圈子的一员，仍然能够亲口听他讲往年的事。相对前一部分，该文献后一部分的水准有所下滑。我们再次发现，波利比乌斯比表面看上去更依赖自己的材料。1尽管有种种反对意见，这部分叙述的质量还是不错的，经过认真的批判分析，史实能够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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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迦太基与罗马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中，前者在海上的劣势要大于在陆上。于是，以哈米尔卡·巴卡为首的迦太基爱国者在思考如何打赢下一场与罗马的战争时，很容易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对古老的贸易城市迦太基来说，要做的最自然的一件事情就是争取完全的制海权。但是，上一场战争的经验告诉迦太基人，他们不应该这样做。无数意大利海滨城市与罗马结盟，迦太基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真正取得制海权。雪上加霜的是，罗马主导的同盟握有拥有众多贸易中心和港口的西西里岛。即便迦太基能取得暂时的胜利，就像第一次布匿战争中那样，如果不能通过陆战直接打败罗马，利用既有的战果，那也不会有多大进展。为了彻底打败罗马，而不只是守护本土，迦太基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一支优越的陆军，在罗马的力量中心打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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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组建这样一支陆军，也为了找到一个地方以替代西西里——迦太基人失去了对其的控制权——哈米尔卡出征西班牙。他的儿子汉尼拔继承了父亲的理念，正如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继承了父亲腓力的理念一样。汉尼拔多次大胜罗马，几乎让罗马陷入绝境。但是，在海上，罗马仍然是较强的一方。我们之后会看到这一点对战争结局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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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的使命不是详述事件经过——那样会导致研究范围不断泛化——而只是考察并确定这一时期显示出了哪些战争艺术形式的新发展，以及这位迦太基战略天才是如何利用并发展传统战争样式的。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逐次介绍了每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之所以有能力而且有必要这样做，是因为史料刚好能够满足明晰阐述的需要。从现在开始，流传下来的史料要丰富太多，我们只要选取典型事例介绍即可。此外，在这样一个英才迭出、难分伯仲、斗智斗勇的时代，战争行为变得极其复杂，若要探究每一个事件，必将永无止境。因此，我们只能满足于选择性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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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搞清楚战术问题。汉尼拔军队与罗马交战时表现出的优越性的基础是什么？这一战术因素——在正面战场打败罗马人的信心——必定是汉尼拔战略的主导因素。正如我们从战术关系出发，厘清米提亚德、特米斯托克利、保萨尼亚斯、伯利克里的战略决策一样，我们现在也要从战术角度寻找汉尼拔先胜后败的关键。因此，我们不会遵循年代顺序，而要首先探究迦太基军队相对于罗马军队一目了然的战术优势，表现得最明显的特定军事事件——那就是坎尼会战。至于其他大小战斗，则只需要确定它们是否符合我们从坎尼会战中获知的典型特征即可。只有通过上述比较，确定了真正的特征性要素，即交战双方的战术，我们才能够转向战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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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2 坎尼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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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与汉尼拔首次交锋是在特雷比亚河（Trebia）[72]，他们试图依靠阵地战阻挡汉尼拔。而到了坎尼会战中，罗马投入了相当于迦太基人两倍的兵力：至少8个罗马军团和相应的同盟军，总数为16个军团；减去营地守军和不参加战斗的预备队（rorarii），兵力为5.5万名重装步兵、8000名到9000名轻装步兵、6000名骑兵。数量庞大的重装步兵没有被用于加宽正面，而是加大了阵形的纵深。由于军团是按照年龄划分的，年轻人不能排在家长后面，所以各个军团不是前后依次排开。波利比乌斯写道，为了达到增大纵深的效果，每个支队的深度远远大于宽度（“令支队的深度达到正面的许多倍”*）。而且，为了适应狭窄的正面，支队之间的空隙被缩小了。我认为，步兵的正面宽度最多八九百米，而纵深估计为70人。1下令如此布阵的人是执政官特伦提乌斯·瓦罗（Terentius Varro）。据说，他曾在战前对罗马人民发表讲话，指出他们对敌人几乎有两倍的兵力优势。瓦罗大概估计，正面越宽，行动就越迟缓不便，而且考虑迦太基的骑兵优势（另一名执政官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反复强调这一点，表达了极大担忧），罗马人也不可能迂回包抄敌军。于是，一切都取决于大纵深方阵势不可挡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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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分为两翼，右翼驻扎于奥凡托河（Aufidus River）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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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是没有任何障碍物的开阔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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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有3.2万名重装步兵，略多于对手5.5万人的一半；射手兵力大致相当，各有8000人。但是，他在骑兵上享有同样比例的优势，即10000对6000。他同样将骑兵分为两翼，用两万多名伊比利亚和凯尔特（Celt）士兵组成方阵。阿非利加士兵平分为两部，每部约6000人，排成大纵深阵形，分别位于一翼后侧的步骑兵交界处，类似于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会战的布置。这样一来，若有必要，阿非利加士兵可以向一侧展开，支援和加强中军，也可以向另一侧移动，加宽步兵正面，以便迂回包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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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乌斯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这种阵形。一开始，所有单位一字排开：骑兵、阿非利加步兵、伊比利亚和凯尔特步兵、阿非利加步兵、骑兵。接着，中央向前移动，纵深逐渐变浅，形成了半月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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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应该小心，不要像波利比乌斯本人那样，被这幅阵形图的魅力迷住，以为汉尼拔真的排出了一条弧线，或者以为中部方阵在前进过程中是逐渐自然散开的。在向敌方行军的过程中，弧形确实很容易出现。但是，弧线不是战术安排的结果，而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必须努力去应对的变形，是一种要尽可能避免的情况，以便保持战线平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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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按字面意义接受波利比乌斯的描述，阿非利加步兵仍然在中部方阵和骑兵之间，而骑兵应该位于半月阵的两端，因此距离敌人最远。但是，书里后面又写道，最先交战的正是骑兵，因此骑兵肯定距离敌人最近。然而，包抄罗马方阵的是阿非利加步兵。只有一种情况能说得通，即两军首次冲击时，阿非利加步兵位于骑兵后方。最合理的布置情况是这样的：各单位依次沿直线排布时并未展开。因此，正面是由6列纵队的排头组成的，相互之间留有距离，以便之后展开。在18世纪的战术中，这种阵形叫作“侧移成线”（der flügelweise Abmarsch）。但是，汉尼拔没有命令所有纵队以同样的方式展开，而只让骑兵以及伊比利亚-凯尔特方阵展开。后者展开后的纵深很浅，虽然只有两万人，宽度却几乎与对面的5.5万名军团士兵相等。正面之后的各单位仍然是纵队。在骑兵与中央方阵相接的部位，阿非利加步兵组成了两翼。今天，我们通常将这种阵形叫作“蹄铁阵”（借用骑兵的词汇），加上预备队就和半月阵形状相同了，也就是说，阵形原先并不是呈弧线，而是呈直角。宽大正面前进的过程中，中部很容易跑在前面，于是就凸出了一块，从位于中部的观察者角度来看，大概确实更像半月形（也就是说，从最高统帅的角度看）。不过，从战术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认为方阵正面是平直的，哪怕现实中没有这样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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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阵前的众多轻装步兵开始小规模接战后，左翼哈斯德鲁巴尔（Hasdrubal）指挥的迦太基骑兵首先沿河前行，发起了决定性的一击。当然，汉尼拔在骑兵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此外，他把全部重骑兵都集中到了左翼。2罗马骑兵一触即溃，被赶下了河，退出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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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右翼的努米底亚（Numidian）轻装骑兵只是与敌周旋。现在，哈斯德鲁巴尔派兵绕过罗马步兵后面去支援右翼。等到那里的罗马骑兵也开始逃离，哈斯德鲁巴尔率领全体骑兵从后方攻击罗马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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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还在交战的时候，罗马方阵已经与对方步兵接触，而且凭借着5.5万对两万的巨大优势将其击退。但是，汉尼拔的骑兵随后从后方杀来，使向前推进的敌人停了下来。伊比利亚、凯尔特步兵和努米底亚骑兵不可能冲入庞大的罗马军团并将其击溃，却用标枪攻击敌军，很快布匿（即迦太基）轻装步兵也加入了他们。标枪、箭矢、投石从后方落到罗马人身上，迫使方阵后排转向应对，从而对整个方阵的前进造成了影响。现在，布匿的中部方阵顶住了敌人，两个没有展开的阿非利加步兵纵队向前，来到罗马方阵的侧翼，分别转向左右，包围之势遂成，罗马人从各个方向同时受到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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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骑兵已经脱离战场，但罗马人的总兵力优势依然很大。“向心行动不适合较弱的一方。”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Vom Kriege）中写道。拿破仑也说过类似的话：较弱的一方绝不能同时包围敌军两翼。现在，较弱的一方不仅包围了两翼，而且把后方也封死了。两名执政官可以命令三面支队持守势，第四面强力突击实力较弱的敌军正面，从突破口出发席卷敌军。但是，这样的行动对战术的要求超出了罗马公民军队的能力。各个支队不是独立的战术单位，而只是整体战术实体，即方阵的组成部分。军团也不是战术单位，既不能，也不习惯独立行动，它们只是管理实体罢了。如果罗马军团采取二乘八的配置，我们不妨设想，当此危急关头，后排的军团可以转向对敌，两侧的军团朝外阻挡敌军骑兵和阿非利加步兵，而其余6个军团就能彻底打垮敌军正面的伊比利亚人和高卢人，后者本来已经被击退了。但是，罗马人没有采取这样的布置，而是一字排开。只要一个军团独立行动，整个方阵就破裂了。通过增大每个支队的深度，罗马人做到了大纵深——这是罗马战术的最典型特征——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三线彼此不可分离。对我们来说，各个支队的老年兵持矛转向敌军，抵挡哈斯德鲁巴尔的骑兵；青年兵和壮年兵凭借巨大的兵力优势，恢复之前已经开始的进攻，这简直是太简单了。但是，不管看起来多么简单，这样的战术调整是不可能临场决定的，老年兵更没有能力转向后方持矛作战，因为支队之间的空隙非常大，无法立即组成有序和闭合的正面。罗马步兵的通常战法是，结成紧密队形向前推进，直到敌军屈服后退。现在，当“敌人从后面来啦”的大呼声响起，后排士兵不得不转向对敌，推动人群向前的压力就消失了，于是整个方阵也停止了。此时，罗马已经回天乏术。数量优势无处发挥。若要发挥，显然完全取决于后排施加的巨大生理和心理压力。凡是方阵，实际能使用武器的士兵总是极少数。后方遇袭让这种压力消失了，只有最外侧还能算作战斗员，但仅能防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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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券在握，战利品就在眼前，于是迦太基雇佣兵从四面八方涌来。罗马士兵那么密集，只要投射物射出，肯定能击中。惊骇之下，罗马人越是往一起挤，就越难运用自己的武器，而敌军刀剑的杀伤力也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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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持续了几个小时，罗马军队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人被生擒。从肉搏战中逃离的人连四分之一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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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因素是从后方发起攻击的迦太基骑兵。就这个方面而言，波利比乌斯的记载有一处引人注目的矛盾。他写道，战斗开始前，汉尼拔对士兵发表讲话，表明迦太基人寄希望于凭借骑兵优势在平原战场一举破敌。波利比乌斯还在结论中点明，迦太基取胜的基本因素正是骑兵优势。然而，他在行文中更加强调阿非利加步兵的侧翼进攻。实际上，从他的文字来看，骑兵的行动似乎并非出于汉尼拔的将令，而是自作主张的哈斯德鲁巴尔。他说，正如汉尼拔战前谋划的一样，罗马军团最初与迦太基突出的中部接触并将其击退后，队伍便向中部压缩，逐渐落到阿非利加步兵之间，罗马士兵向中部压缩是很正常的。侧面的支队很可能超过了迦太基中部方阵的侧翼一定距离，但并没有转向内侧攻击对方，因为他们肯定看到了前方的阿非利加步兵纵队，一旦他们这样做，阿非利加步兵肯定会插入他们的侧翼。他们继续向前，但是距离敌人最近的罗马士兵奋勇争先，仍然希望直接打垮凯尔特和伊比利亚步兵，导致侧面支队向中部挤压。此外，最外层的支队无疑前进较慢，因为身旁骑兵正在交战，而罗马落于下风，这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罗马军团被阿非利加步兵包抄是因为上面说到的挤压。罗马方阵中部的突击停顿也不可能是因为阿非利加步兵的包抄。只要把己方阵形拉长变薄，然后让侧翼前出，攻击对方侧翼就能打败一支勇敢且人数占优的敌军，那么这条计策肯定会经常运用。但是，这样做的危险在于，敌方固然会被包抄，但己方正面也必定会被削弱，从而可能会被击穿。然而，坎尼会战并没有发生上述情况，这才是此战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唯一的解释就是迦太基骑兵从后方发起的集团进攻。因此，波利比乌斯在结论中认为迦太基的骑兵优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是符合逻辑的。显然，哈斯德鲁巴尔并非自作主张，而是在执行统帅的作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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