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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百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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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新军制真正的关键人物是百夫长。在现实中，人分高低贵贱，上至一军统帅，下至士兵和民夫；在最根本的分析中，每个人又是同等重要的，但是在罗马新军制中，唯有百夫长真正构成了罗马组织的一面。罗马的将领和高级军官与其他国家差别不大，士兵与其他雇佣兵也没有显著区别。但是，百夫长是完全独有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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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完全清晰地描述在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里的罗马社会结构。首先，透过内心的“眼睛”，我们或许可以足够清晰地看到罗马有一个贵族群体，他们占有巨大的财富，类似于希腊贵族，并通过元老院和掌控的官职来统治国家。该群体并不构成一个封闭的阶级，拥有各种突出才能的平民并非不可能进入统治者的小圈子，甚至可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位居高阶。尽管如此，这种向上流动的情况非常少见。贵族统治集团的实质就是地位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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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同样清楚富商阶层的地位。他们被排除在高级官职和元老院之外，而且对贵族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政治方面的嫉妒心理。自从按财产定等级起，这些商人就被称作“骑手等级”（rider）。由于该头衔已经成为一种地位的标志，往往被翻译成“骑士”（knight）。补充一句，此处一定要小心对待“骑士”这一称呼，不要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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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我们会发现数目庞大的城市和乡村无产者、下层公民和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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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清楚首末两端之间的群体是什么状况，也就是我们今天会认为是真正的中产阶级的群体：他们的规模有多大、由哪些人构成、经济地位如何、阶级意识有多强、教育程度如何？正是这个中间群体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奴隶制最严重的冲击，其程度甚于自由人公民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因此是最难与现代状况做比较的。无论实际情形如何，未来又会有何种研究发现，我们只要能确定这一点就够了，因为该群体的社会力量薄弱——与任何情况下的中产阶级一样——在我们目前要讨论的组织即罗马军队中没有任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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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下列状况内是所有雇佣兵制军队内在固有的属性：或者不分任何社会阶层，或者集合了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只是完全没有中产阶级——当然，这个阶层实际上（或者被认为）人数可能多，也可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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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团和士兵的显著区别是（迄至1914年的）现代军队的一大特征，这在古希腊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罗马人这里，但层级体系不同于当代德国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体系。罗马只有现代意义上的将官（副将，legati）和校官（军事保民官，tribuni militum）。不过，这些校官都是出身两大贵族阶层（世袭贵族和“骑士阶层”）且选择从军的青年子弟。平均来看，他们的军事素养很低。1尽管如此，他们接受的贵族教育还是许多成为优秀军官的先决条件。而且他们中的一员只要有军事天赋，就能轻易地在可塑性还很强的青年时代获得高位，并成长为优秀的将领。历代经验告诉我们，贵族与军事指挥之间有一种心理协调关系，因为前者为后者的成长提供了特别优越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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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高级军官与军队战术单元之间的牢固关系是逐渐形成的。副将首次统领一个军团是由于特殊使命，军事保民官和大队也是如此。军事保民官是抽签轮换的，同时承担督查布阵、维持军营秩序、巡查岗哨、主持军法审判、执行重罚等职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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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人相当于现在的连级军官，即百夫长。他们与贵族完全不同，来自普通士兵所在的等级，而普通士兵主要来自未受过教育的、最下等的人。百夫长的军饷不到普通士兵的两倍，恺撒将其年薪从120第纳里[88]（denarii，相当于90德国马克）提升到了225第纳里（相当于165德国马克）。因此，百夫长的待遇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士官，但职责相当于上尉。他们是纪律的执行者，自支队以下都由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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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乌斯专门提出（6.24），百夫长的选任并不以勇敢为唯一标准，而是特别注重领导力和临危不乱的能力（“作为领导者，他们坚忍不拔而思虑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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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们的目标而言，最明白的类比应该是把百夫长视为现在的二级军士长，而最贴切的类比是从士官提拔起来的法国上尉。不过，这里总有一个区别。一方面，现代的士官升为军官后，同时也会上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天然就具备许多这一社会阶层的特质。另一方面，罗马百夫长的社会地位不会变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该职位才得以形成并维持其不同寻常的特点。百夫长对自身能力颇为自许，但仍然没有资格进入统治集团。百夫长热爱罗马，勇敢而严谨，但视野有限。他需要官居其上的高级指挥官，他也明白这一点。根据传统，他从属于依法被选出的政务官（magistrate）——他也有自己的一票——和元老院。但是他的公民意识越淡漠，军人意识越强，法制的权威就越是从他的头脑里消失不见，而代之以军队长官的意志。长官自己也逐渐脱离了旧法治的表面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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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给征服全世界的罗马共和国军队找一个最贴切的类比对象，大概要属18世纪的英国军队。英国高级军官来自贵族，经过较短时间的军校学习，便从校官起步开始军旅生涯。威灵顿年仅24岁就当上了中校。军队以募兵为主体，以最严苛的纪律统御士兵，但是以英国国民为基础。大批充当普通士兵的外国人会编成自己的单位。英国军队与罗马军队的唯一区别在于连级军官。在英国，这一层级的军官来自绅士阶层，即下层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而且与士官截然分开；而罗马的百夫长同时履行连级军官和士官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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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罗马士官所知甚少。他们和一等兵通称“初级军官”（principales）。最重要的士官是百夫长副手（optio），但似乎并不实际处理一线事务，而是负责行政文书工作。3小队长叫作“十夫长”（decani），后改称“组长”（caput contubernii），4不过我们从未在战记里提到这一职位。连一级的长官是百夫长，指挥的百人队小于德国的连队，但也有一百人的规模。然而，我们应当牢记：除新组建的军团，罗马军队几乎完全由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只需要维持秩序，不需要训练和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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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百夫长副手，我们还看到有口令官（tesserarius）和掌旗手（signifer）。但是，文献里没有讲这些人是否有领导职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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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现实目的，第二次布匿战争让罗马拥有了一支职业军队。但是，它仍然是一支公民军队，这并非仅仅是表面形式。之后，实际的转变过程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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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尚处于公民军队和职业军队的过渡期，有一个事实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在不断组建的新军团及其军官队伍中，每个人每次参战指派的岗位都不一样，因此当时还没有晋升序列的概念。无疑，百夫长内部是有严谨序列的：青年兵第十支队第二百人队的百夫长地位最低，老年兵第一支队第一百人队的百夫长地位最高，称“首列百夫长”（primus pilus）。但是，首列百夫长的人选是变动不居的。每次部队改编，执政官和军事保民官（这两个职位本身也在不断轮换）都会根据自己的判断重新分配职位。只要军团仍然是公民性质占据主导，这就无伤大雅。毕竟到了下一年，连前一年的执政官也要服从当年的执政官。在雅典，一名公民今年还是军队统帅，明年可能就是普通士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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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马百夫长对军阶的意识逐渐增强，以至于总会把降级——其实往往只是纯属偶然或长官一时兴起——当成委屈的事。有一次，他们起来反对这种制度。李维（42.33及之后数页）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富有罗马特色，而且能反映出百夫长生活状况和思想意识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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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71年，罗马元老院对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宣战，下令征召尽可能多的老百夫长参战，其中不少人志愿入伍。但是23名前任首列百夫长向保民官申诉，要求再次入伍后给予之前的位置。由于每个军团只有一名首列百夫长，而且第一批只组建了4个军团，之后会再组建4个后备军团，所以很难满足他们的要求。原文讲到这件事的本意，似乎只是说明征兵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但是无论作者本意如何，对我们来说，最有意思的还是记载本身，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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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官此次征兵比以往上心得多。普布利乌斯·李锡尼（Publins Licinius）还征召了许多老兵和老百夫长，其中许多人看到之前参加马其顿战争或者在亚洲与安提柯作战的士兵都发了财，于是志愿入伍。由于军事保民官认为应当征召有经验的百夫长，23名首列百夫长收到征召令之后向保民官发出申诉。两名保民官马库斯·福尔维乌斯·诺比利奥（Marcus Fulvius Nobilior）和马库斯·克劳迪乌斯·马塞勒斯让首列百夫长们去找执政官，说此事要由负责征兵作战的人裁决。其他保民官则解释说，他们会调查这些首列百夫长被征召的原因，若有不法，便会出手帮助公民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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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民官听取了事件经过，在场者有担任法律顾问的前执政官马库斯·波比利乌斯（Marcus Popillius）、百夫长和现任执政官。执政官要求交由公民大会审理，于是召集了公民。两年前当过执政官的马库斯·波比利乌斯代表百夫长说道：“他们早已完成正常的服役义务，年纪和经岁劳苦也消磨了他们的体魄。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拒绝为公众的利益而再次上阵，唯一的愿望只是职位不要低于之前服役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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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布利乌斯·李锡尼执政官叫人宣读元老院法令：元老院宣布，第一位对珀尔修斯宣战的执政官、第二位对珀尔修斯宣战的执政官应尽可能征召老百夫长，50岁以下者均不免役。接着，李锡尼要求在这场发生于意大利侧近的新战争中，百夫长们不要妨碍军事保民官征兵，也不要阻止执政官将每个人分配到最符合共和国利益的职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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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官说完后，斯普利乌斯·李固斯提努斯（Spurius Ligustinus），一名向保民官申诉的百夫长请求保民官和执政官同意他对人民说几句话。各官应允后，据说他讲了这样一番话：“公民们，本人斯普利乌斯·李固斯提努斯来自萨宾（Sabine）省的克鲁斯图美伦区（Crustumerium）。父亲留下薄田一亩，草舍一间，我生于斯，长于斯，如今依然生活在那里。刚刚成年，父亲就把兄弟的女儿许配给我，她没有带来别的，只有自由、贞操和一个能生孩子的大肚子，哪怕是富户也够受的。我们两口子有6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女儿都出嫁了，4个大儿子已经穿上了成人的长袍，两个小儿子还穿着男孩的短裙。我当年在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Publius Sulpicius）和盖乌斯·奥勒留（Caius Aurelius）两位执政官手下当兵，奔赴马其顿与腓力国王作战，头两年是普通士兵，第三年因为作战勇敢，提图斯·昆西提乌斯·弗拉米尼乌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us）将我提拔为青年兵第十支队的百夫长。打败腓力和马其顿之后，我们回到意大利，部队就解散了。没多久，我又自愿参军，被派到西班牙跟随马库斯·波西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执政官作战。久经战阵、熟悉他和其他统帅的人都知道，在所有在世的统帅里，没有一位比他更擅长发现和判断勇猛之士。他觉得我够资格担任青年兵第一支队的百夫长。我第三次服役也是自愿参军，作战对象是埃托利亚人（Aetolians）和安提柯国王。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Manius Acilius）任命我为壮年兵第一支队百夫长。打退安提柯国王，击败埃托利亚人之后，我们回到意大利，之后又两度入伍，时间都是一年。接着，我又两次到西班牙服役，一次是在昆图斯·富尔维乌斯·弗拉库斯手下，一次是在裁判官提比略·赛普洛尼乌斯·格拉古（Praetor 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手下。因为我和其他一些人作战勇敢，弗拉库斯就把我们从他掌管的行省里带出来，参加他的凯旋式。提比略·格拉古被派去外省当总督，就叫我同去。几年之间，我当过4次首列百夫长，34次因作战勇猛而受到长官表彰，戴过6次槲叶环（civic crown）。我从军22年，如今已年逾50岁。哪怕我没有当这么多年兵，也没有年老免役，我要是不想服役，那也容易得很，我家里可是有4个儿子顶班呢。不过，我要把话讲清楚：只要正在组建大军的统帅把我当成一个合格的军人，我就绝不会想办法免役。至于决定我该干什么岗位，那是军事保民官的事。我将竭尽全力，成为全军最勇敢的一个人。我从来都是这样做的，长官和战友都可以作证。年轻的同志们，你们即使通过申诉为自己赢得了权利，也绝不要违抗长官和元老院的权威，要正当地服从元老院和执政官，将任何有益于公众利益的职位视为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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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完之后，普布利乌斯·李锡尼执政官大大表扬了他，将他从公民大会会场带进元老院，他又受到元老们的一致称赞。由于他的勇敢，军事保民官授予他第一军团第一支队百夫长的职位。其他百夫长放弃申诉，服从征召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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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小故事有一件事没有解释清楚：李固斯提努斯最初为百夫长慷慨陈词，最后却反对他们的要求，原因何在？这样看来，李固斯提努斯此人颇为可疑。但是，不管实情是否果真如此，李固斯提努斯的发言——无论真情还是假意——表达了罗马贵族统治阶层希望在百夫长身上看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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