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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9 军事理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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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所有地域和研究领域一样，古希腊哲学在战争方面的思考也是有思想传承的。第1卷中只讨论了这些军事理论家中的第一位——色诺芬，他奠定了该领域的基础。考虑到现存文献资料都出自罗马帝制时期，我们直到现在才来谈色诺芬之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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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并没有小看自己提出的理论的价值。在篇章开头哲学家用一小段话斩钉截铁地说，多亏了亚里士多德的教导亚历山大才能征服世界。2文中列出了这位国王从老师那里习得并以之取胜的每一种阵法。据说，当汉尼拔离开迦太基，到安提柯国王的宫廷中避难时，云游四方的哲学家福尔弥昂（Phormio）曾试图教他打败罗马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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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际看到的希腊战术学著作实在配不上这样的主张——或者反过来说，这就是它们的实际思想层次。这些文献的低劣令人吃惊，尤其是考虑到两位第一流的人物，波利比乌斯和波塞多尼乌斯（Posidonius）[23]对战术的论述。尽管两人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但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奥诺桑德（Onosander）[24]、埃里安、阿里安等今天能看到的后人著作都可以追溯到这两人。但是，这些著作中没有一点头脑清明的迹象。最令人吃惊的一点是，尽管波利比乌斯经历并描绘过罗马梯队战术对希腊方阵战术取得的胜利，波塞多尼乌斯生活在恺撒的年代，其他几位著名作者更是生活在帝制时期，但他们的战术学著作中没有一个字讲罗马军团及其特殊阵形，只有被传抄了几个世纪的灰色理论，还在讲着萨里沙长枪方阵——一种建立在16384人的规整编制基础上的空洞图示。之所以用这个数字，是因为它可以等分很多次，于是可以反复拆成人数相等的两部分，变成两个小阵。此事不必深究，甚至不必指出其中明显的错误和人们对其细节的误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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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罗马人的情况，有M.波西乌斯·加图（M.Porcius Cato the Elder，老加图）这样的人杰写下了《论军事》（de re militari）一书。如果说第一流的拉丁语散文作家用散文体论述战争是自然而然的话，那么这一事实只会更令人惊讶：在这个领域他几乎后继无人，而占据帝制时期的军事学领域，将自己的著作献给皇帝的人是希腊的理论家们。当时唯一值得注意的罗马军事文献，一是凯尔苏斯（Celsus）的一份散佚手稿，二是弗龙蒂努（Frontinus）的一篇文章，他是公元1世纪后期的著名将军，文中记载了一系列战例。当然，最优秀的作品很可能已经遗失了，也就是奥古斯都首创、图拉真与哈德良增订的军队典范。用我们的话说，这些典范首先是最广义上的条令，包括征兵和募兵的规则、组织编制、日常勤务、操练形式、军需给养、行政管理。但是，现实层面的指令规则或许也会附上理论阐发与总体原则，这样一来，条令同时就成了军事学汇编。事实上，这些条令可能极其深入全面，因为战争艺术之后再没有取得重大进步，没有新的素材可供书写，于是军事学著作就此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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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不过是在技术性阐述和研发方面还有一些空间，比如器械师维特鲁弗斯（Vitruvus）的投射武器制造指南。最后，我们或许也可以提一提托名叙吉努斯（Hyginus）的《罗马军营建造指南》，这本书流传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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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图著作与御制典范已经散失，但其中的不少材料却通过弗拉维乌斯·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的著作间接流传了下来。韦格蒂乌斯的著作创作于民族大迁徙的混乱时代，大概是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年间，也有可能直到5世纪时，大帝之孙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年间才写成。韦格蒂乌斯没有实际的军旅经历，对所写题材亦无洞见。事实上，他根本不可能掌握这些知识，因为我们前面了解到的那种形式的罗马军队早已不复存在。韦格蒂乌斯在缅怀已日暮西山的罗马帝国与罗马军威。他之所以要写这本摘录前文著作的书，既是为了表现先辈时代的状况，也是为了向同时代的人展示如何恢复过去的荣光。他不知道过去是分成彼此差异巨大的各个时期的，摘抄时不顾时间顺序，尽力保持同一套确定的视角。4这个缺点大大损害了其著作的历史价值，却不妨碍其对后世的影响和后人的使用，因为我们直到当代才真正认识书中的谬误。整个中世纪这本书都有读者。查理曼时期对该书做了编订，以适应法兰克军队的需要。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年间（837年），埃弗拉多·德·弗雷瑞斯伯爵（Count Everard de Fréjus）在一份证词中提到了韦格蒂乌斯的名字。加亚尔堡（Château Gaillard）围城战期间，金雀花家族的格特弗里德（Gottfried Plantagenet）为了找到最好的攻城办法，透彻地研究了韦格蒂乌斯的著作。留存至今的10世纪至15世纪手抄本不少于150册。文艺复兴期间，该书被多次重印。奥地利元帅利日亲王（Prince von Ligne）将其誉为金宝书。他写道：“韦格蒂乌斯说，军团是神启；而对我来说，韦格蒂乌斯就是神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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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中有价值的部分大概主要源自引用的加图著作，以及奥古斯都和哈德良的典范。它并没有更高的哲学性价值，对战争艺术及其发展也没有实际影响。因此，这本书现在纯粹是从古代史的角度来阅读的。但是，它曾长期受到推崇和持续研究的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实战军人很需要对自己的职业形成某种基本的认知，而即便韦格蒂乌斯的著述并不深入，书中还是能找到一系列表达清晰的基本信条，对于反思或探讨军事很有益处。至于为敌人修金桥的做法妥不妥当，或者与其承担会战的种种风险，运用计谋小动作来伤害敌人会不会更好，这些可能都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许多军人都施用过这些信条。有些真理是用不着经典权威就能明白的：士兵上阵前应该接受适当的训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其不备能让敌人心生恐惧；不注重后勤补给者必会不攻自破。但是，俗套话也要有人在某个时间写出来，而且将俗套话用宏大理论精心包裹起来，再卖弄一点学问，这样做很适合让一本书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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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格蒂乌斯有时会陷入刻板而又不切实际的细枝末节中，例如他列出了7种阵形，其中之一是叉形阵，就连这些内容也不曾招来反驳。他的理论听起来就有点学究气，甚至还有一些学究兴致勃勃地钻研这不可思议的7种阵法，并从理论上加以阐发。至于真正打仗的军人，他们对叉形阵的关注当然与“空心楔形阵”或“钳形阵”同样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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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优质的兵员来自哪些地域和民族，韦格蒂乌斯认为当属温带地区的居民，还给出了理由（1.2）。据他所述，他得到了最博学的权威学者支持。他相信，与太阳离得太近的人会被酷热晒干，尽管他们更聪明，但血量不足，所以害怕受伤，于是在肉搏战中不够坚定可靠；而北方民族尽管头脑不发达，但血量更充裕，因而更好战。因此，新兵应该从气候最温和的地方招募，那里的人血量充足，不会畏惧受伤和死亡，同时又有足够的头脑，不管在营地中还是战场上，头脑对保证士兵水准都是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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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荒诞之语，但罗马军事著作还是表现出了罗马民族心理中的实用和清醒。不论是色诺芬在《居鲁士的教育》中富有诗歌色彩的教诲，还是后世作家笔下的种种体系，希腊人的著作都表现出了希腊民族心理中的思辨性。我们不能过誉希腊哲学为军事带来的成果，也不愿忽视古希腊人将技术学问与宏大观念联系起来的能力。托勒密王朝时期，亚历山大城人希罗（Hero）写了一本关于制造投射武器的书，开篇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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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学问中最重要也最必要的一部分就是研究灵魂的平和。大多数研究现实事物的哲学家从过去到现在都关心这个主题，而且我相信对它的研究永远不会结束。但是，研究机械要比玄谈灵魂平和价值更高，因为它教授所有人如何运用它的一个有限的部分，从而达到平和的生活。我指的是研究投射武器制造的那一部分。通过这门学问，我们不必在和平时期还担心自己会在敌人和对手的进攻面前颤抖，甚至不必为战争爆发而战栗，因为这些武器中蕴含着宇宙的智慧。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确保这一部分（机械）是有序的，并给予它最密切的关注。因为正是在静谧无事之际，我们才能有这样的指望：只要我们恰当地关注武器制造，和平就会维持下去，我们的灵魂也会因为这种知识而平和下去。那些想做坏事的人若是知道我们用心于兵器，便不会冒险攻打我们。但如果我们松懈了，城中没有前面说的这些兵器，那么任何对我们的攻击都会取胜，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攻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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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炮兵，以及战争部长和每一个支持备战的人，都应该好好衡量一下古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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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0 古罗马军事体系的衰落与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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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在位期间发生的马克曼尼战争是日耳曼人推翻罗马的前兆。马克曼尼人生活在波希米亚，得到其他日耳曼乃至非日耳曼部族的支援后横渡莱茵河，突破罗马边防，攻城略地，最远打到阿奎利亚（Aquileia）[25]，而且威胁到了意大利。为了筹款，马可·奥勒留皇帝将皇冠上的珠宝都卖掉了。有一次，他本人和军队落入险境，多亏了一场在传说中大书特书的雷雨才得救。罗马人总共用了16年时间才最终打败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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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场战争如何搅乱了罗马世界，它并非未来之事的先兆，而是可以直接放到边境战争的序列中，这种战争在奥古斯都时代就有了。日耳曼人之所以在初期取胜，是因为罗马把全部兵力都集中到了东部的帕提亚战事中。即使我们不能说这场战争直接导致多瑙河部队被调走，但它依然是罗马不能立即派出充足援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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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肆虐多年的瘟疫加剧了形势的严峻程度，也让罗马人更加不好过。得知这一有利时机后，日耳曼各部于多处同时越过边境。在罗马人看来，这次行动似乎是蛮族大规模结盟的结果，而在后代史家看来，它就成了民族大迁徙的前奏。1但事实上，这场战争属于前一个时代，而非下一个时代。如果说日耳曼人一度让罗马军队落入险境的话，同样的事情在德鲁苏斯和日尔曼尼库斯那里就发生过。马克曼尼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并非因为罗马人难以将入侵者赶回多瑙河以外，而是因为日耳曼人抢走了大量战利品，特别是俘虏，罗马人则想要把人口和财物夺回来。这场战争只在一点预示了未来，那就是东方同时出现了一位并立的皇帝，让马克·奥勒留的多瑙河沿线部队不知所措。尽管如此，马克·奥勒留最后还是打败了胆敢入侵的敌人，而且如果我们相信史料记载的话，他几乎将罗马帝国的边界扩展到了波希米亚。但马克·奥勒留随后就去世了（公元180年），而他的幼子兼继承人康茂德不是一个能将他的事业贯彻到底的人。于是，边界线依然是多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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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康茂德死后震动整个罗马帝国的混乱内战时期也没有打破罗马的军国传统。塞维鲁王朝诸帝——塞提米乌斯、卡拉卡拉（Caracalla）、亚历山大——仍然能够制定宏大的战争方案，甚至有意在东方打胜仗。美索不达米亚再次落入了他们手中。但是，235年塞维鲁王朝的灭亡引发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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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此时为止，哪怕是在形势扑朔迷离的情况下，最终建立稳定政权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而且政权往往能够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从此不再是这样了。塞维鲁家族无疑重新建立了一个富有凝聚力的王朝，但他们被强力推翻了。我们进入了一个帝位和平交接不再可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皇帝往往刚刚登基就被杀害，然后一个接一个省份有人称帝，自相攻伐。大片帝国疆土自立君主，常年保持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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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适合详细阐明罗马帝国衰弱的根本原因。简单来说，这绝不是一个逐渐腐朽的过程。恰恰相反，一个重要因素无疑是随着民族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罗马城过去享有的优越地位渐渐消失，而当年将罗马帝国维系在一起的正是罗马的主导地位。只要各个行省仍然属于蛮族，它们就不可能取得独立的形态：脱离了帝国，它们又是什么呢？尼禄死后，高卢就发生过这种变乱，最后因为缺乏目标而再次被平息。因此，罗马城为世界帝国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世世代代掌握权柄。如今，不仅是意大利，阿非利加、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都拉丁化了，充斥着罗马文化；同理，帝国东部浸润着希腊文化。越来越多的拉丁化行省人士进入了军官队伍、文官行列、骑士阶层以至于元老院。2但恰恰是由于这一发展，才让从喀里多尼亚山脉到底格里斯河，从喀尔巴阡山到阿特拉斯山[26]的众多地区更难通过武力结合在一起。现在，从属罗马的城乡都觉得自己与罗马、与意大利是相似且平等的。通过将罗马公民权同等地赋予所有属民，卡拉卡拉从法律上承认了上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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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此时，罗马帝国并没有像有些人仍然相信的那样处于经济衰退之中。地中海周边各地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经济区，人民勤劳有干劲。在两百年里，内部的和平状态只有很少的时候被打破。船只不仅畅行于整个地中海，甚至可远达黑海与大洋，没有贸易的邪恶敌人——海盗——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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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度衰退了，因为对外战争很少能带来新的战俘。大地主们不得不将庞大的地产分成小块租给佃户，或者开辟殖民地。与没有家人的大批奴隶不同，越来越多家庭在乡间定居，抚养子女，从而增加了人口。贵族也开始从城市迁往乡间，并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过去，地位重要的城市几乎都是海运城市，而现在有许多地区出现了沿河的内陆城市。一代代添砖加瓦的公路网络越来越稠密。统合全国的庞大行政系统有序运转。军事负担不仅不重，反而是很轻的，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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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问罗马人民的精神与道德的状况，当然称不上堕落。在最后一批狭义的古典时代杰出代表——塞涅卡（Seneca）、普林尼（Pliny）、塔西佗和诸位法学大家——之后，马上就有基督教教父[27]继之而起。现在，我们来到了基督教会蓬勃发展的时代。单单是“基督教会”这个词就能在我们面前展现出多么丰满的精神和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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