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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古罗马的人口、贵金属供给和军事体系[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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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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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时期社会经济状况的主流理论有一定程度上的两面性：一方面，当时的文明无疑极为昌盛，当年宏伟工程的遗迹就是有力的见证；另一方面，古代文献中有无数对衰败的感慨，使得人们不得不相信，并把帝国时代说成是不断衰落的过程，尤其是人口持续减少。最早为澄清这个问题做出贡献的是J.容格（J.Jung）发表于《维也纳学刊》（Weiner Studien 1879，1：185）的文章，还有马克斯·韦伯1891年出版的《罗马农业史》（Römische Agrar-geschichte）。但不管是这两位学者，还是在其他方面写出了极有价值的《古典时代经济发展史》（“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es Altertums”）（发表于《康拉德国民经济学年鉴》，Conrad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1895）一文的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他们在订正文献资料方面的进展似乎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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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更细致地逐篇考察文献就会发现，那些被认为证明了人口减少的记载指的都是局部或暂时的现象，并未证明几百年间整个帝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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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尼写道（《自然史》7.45），奥古斯都一度由于缺少青壮年而被迫征召奴隶参军；《马可·奥勒留传》第11章中记述了“西班牙无人”（Hispanis exhaustis）的现象，我们从中不能得出任何结论。这些都是偶然的暂时困难，例如，马可·奥勒留时期，西班牙受到了瘟疫的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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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2年，图密善禁止将粮田改为葡萄园，甚至下令铲除各行省一半的葡萄园（苏埃托尼乌斯，7），但此举针对的绝不是陷入困境的社会农业发展，反而是发展得过于奢侈了。此举的背景是粮价的暂时上涨。关于推行禁令的原因，一贯的看法是人民日渐放纵，偏爱葡萄种植园主，惯于依赖进口粮食。于是，图密善颁布了反奢侈法令，目的是让人们回到简朴的农耕风俗和祖先的社会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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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斯特拉波（6.1）的时代，西西里就被描绘成一个人口减少、居民不足的地方。关于希腊（尤其是优卑亚岛）、古代时富庶的拉丁姆（Latium）和如今的罗马近郊的情况类似。但这里只是偌大的罗马帝国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人口减少是有特殊原因的。大城市近郊农业衰落并被畜牧业取代的现象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爱德华·迈尔在前述著作中就以今天的都柏林为例。西西里岛在奴隶起义期间损失惨重，但仍然向罗马出口了大量货物。在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意大利由于大规模发展畜牧业和依靠奴隶耕种土地而人口减少，但到了公元1世纪人口有所回升，小农家庭再次遍布意大利。如果我们考察凯尔特地区、上意大利、法兰西、不列颠、莱茵河与多瑙河流域、西班牙与北非，最后还有通过从意大利中部移民而实现拉丁化的达西亚，考察这些广大区域在三四百年间的状况，那就不难想见，人口减少不过是因为大规模移民造成的。军团在边境推行拉丁化，但内地很少或根本没有驻军。从罗马城派遣到外省的少数官员可以忽略不计，只在寥寥几处实行农垦殖民。拉丁化的主力军必然是定居城中的商人工匠。从长期来看，建立地方语言标准的不是农村，而是城市。城市很容易、很快就会实现语言的变迁。语言变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一批移民来到某地，哪怕人数并不多，但在掌握资金和技术优势，又有政权支持的情况下，也足以洗掉当地的原住民属性。整个西欧之所以在极短时间内就被纳入拉丁种族，原因就在这里。尽管有一条从意大利和整个罗马世界的无产者不断涌向罗马城的潜流，但也有一条从罗马城流向外省的主流。罗马城汇聚了五湖四海的人群，许多能干又勤奋的人不断积累财富地位，以首都代表的身份去往外省，在那里兴旺发达，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生活，同时推动了当地的罗马化。我们偶然得知，加的斯（Cadiz）和帕多瓦（Padua）在公元1世纪生活着不少于500名骑士等级的罗马公民（实为富商）。拉丁文化在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的代表者和传播者的直系祖先当初可能就是从行省出来的，他们去了罗马，在罗马接受了拉丁化。这种人口的双向流动是无可置疑的：一方面，必然存在从罗马向行省迁出的大规模移民，否则就不能解释拉丁化为何会迅速完成；另一方面，迁出人口在不断得到补充，因为罗马城仍然是一座大城市，而且规模很可能比以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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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存在一场持续而强大的运动，一条持续的奔流，那么它自然会造成许多摩擦，而且会有许多地方出于或多或少的偶然因素而衰落，但人口整体仍然是在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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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尤其不能看到经常有人抱怨缺少农业工人、农田被抛荒，于是就得出总人口减少的结论。就连富足的当代英国也有人抱怨大片土地因为缺少劳动力而无法耕种。在德国的东易北河地区，要不是每年从东边招来几十万名外国农场工人，否则某些地方有一半农田要荒废。与此同时，1914年之前，德意志帝国每年的人口增长不少于90万人。那么，就算普林尼已经在抱怨种地的人手不够，就算政府从哈德良时期就开始采取措施将移民束缚在土地上，就算佩蒂纳克斯（193年在位）允许并鼓励开荒占地，就算从奥勒良（270-275年在位）时期就制定了针对荒地的法令，也都不能证明人口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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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任何数据表明帝国时期的人口变化状况。我们是通过下面的论证和证据得出帝国时期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很大增长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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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庇安（约生活于2世纪中叶）给出了经济高度繁荣的证据（《导言》第7章）。宏大的工程确证了这一点，尤其是公路。这些工程有些至今尚存；另一些有无数铭文为证。延续几百年的修路工程是现有最确实的生活水平改善的证据。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意义为后盾，帝王的心血来潮和军事目的就都不能解释规模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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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改善与人口持续减少是绝不能相容的。诚然，今天的法国是一个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近乎停滞的例子。但在奥古斯都至亚历山大·塞维鲁的265年间，哪怕罗马帝国的人口增长像19世纪的法国那样缓慢，人口数目仍然增长近3倍，因为当法国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04%，在174年里就会翻一番。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人口变动与现代的主要区别大概是缺乏常性。即便是和平时期的罗马帝国也常有瘟疫和饥荒的记载，而这些因素对现代文明世界的人口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此，哪怕是经济繁荣时期，古代世界的总体人口增长也不会特别大，但人口总数在两个半世纪里翻一番只需要微不足道的最低限度的增长率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不夸张地估算，罗马帝国的人口从6000万增长到了9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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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更大幅度的增长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即便人口翻了一番，其与提高人的自然生育能力相比还是差得远了。这就解释了奥古斯都和后世皇帝为什么会颁布鼓励结婚生子的法律。我们或许可以完全不考虑这些法律，因为它们毕竟只是被用于一小部分人口，特别是罗马市民。把法令放在一边，在当时人的眼中，我们估算出的人口增长实在是太微小了，简直完全看不到增长。帝国的婚姻法令不能让我们得出人口停滞乃至下降的结论，而只是预设了罗马公民，或者只是一部分公民中间的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正常水平。人口下降可能确实时有发生，但文人的抱怨和前面引用的法律都不能打消人口总体上在缓慢增长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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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狄安（Herodian，3.4）为我们提供了阿非利加人口充盈的正面证据。除了公元237年以外，阿非利加有一批大城市，尤其是迦太基，这是绝对确定的。希罗狄安还明确说当地有许多农夫。海斯特尔贝克（Heisterbergk）在《佃农制的起源》（Die Entstehunǵ des Kolonats）（1876，第113页及之后）中通过大量比对，有力地确认了这段记载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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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容格写的《罗马帝国的罗马化地区》（Die romanishcen Landschaften des römischen Reichs 1：43）中找到了关于西班牙的证据。作者引用了一位4世纪初的地理学家对西班牙的描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百业俱全，向世界各地出口植物油、猪油、火腿和役畜，物产丰富，各方面都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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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怀疑帝国时期的高卢和上意大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两地在文献中表现出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若无普遍的经济繁荣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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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罗斯（Diodorus，1.31）记载埃及人口有700万，约瑟夫斯（Josephus，2.385）给出的数字是750万，亚历山大里亚另算，因此，如果加上亚历山大里亚，埃及人口至少有800万。即便800万这个数字可能会有人质疑——我也乐于赞同泽克（Seeck）在《古代世界衰亡史》（Geschichte des Unterǵanǵs der antiken Welt 1：505）的看法，即我们永远不能从这些偶然的相对数字中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我们至少有了一些可能的证据表明当时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很大增加。不久前发现的莎草纸文献肯定了帝国时期埃及人口众多的看法。埃尔曼和克雷布斯1899年合写的《皇家图书馆莎草纸文献研究》（Aus den Papyrus der Köniǵlichen Museen）第232页中通过一份征税文告得知，在马可·奥勒留时期，法尤姆（Fayum）有一座房屋的十分之一空间中至少住着27个人。人口密度这么高的地方肯定生活着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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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只适用于3世纪中期开始的重大经济变动之前。现在我们暂且不谈以物易物经济对人口变化的影响。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影响大概不会很快，也不会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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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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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研究3世纪贵金属消失现象会对我们很有帮助。相对于货币本身的贬值，当代的奠基巨著，蒙森写的《罗马财政史》（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Münzwesens）对这个问题有些忽视。至少通过一番比对，我确信货币贬值其实是——或许主要是——贵金属供给不足的问题，因为矿藏已经被挖空了，至少产量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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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古代矿藏的产量有时是非常大的。5世纪的希腊肯定有大量钱币流通，古典作者说起西班牙丰富的银矿也是不厌其烦。在1世纪，诗人斯塔提乌斯（Statius）列举各地税赋的头一条就是：“西班牙金山产出的黄金在达尔马提亚的山上闪耀。”（quidquid ab auriferis ejectat Iberia fossis Dalmatico quod monte nitet）但经过几个世纪的开采，任何一个地方的贵金属产量都变得难以维持。早在公元前1世纪，阿提卡半岛上的劳里厄姆（Laurium）银矿就大幅减产，最后彻底枯竭。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西班牙的情况；马夸特（Marquardt）在《罗马政制》（Römische Staatsverwaltunǵ 2：260）中说西班牙银矿的产量早在1世纪初就很少了，此说的依据似乎有误。不管怎么说，我没有找到马夸特观点的来源，而其他所有迹象都表明西班牙在一二世纪采矿业依然发达。罗马人也成功发现了全新的矿脉并大力进行开采，达西亚就是一例。但接下来发生了大衰退，以至于赫希费尔德（Hirschfeld）在《罗马行政管理史研究》（Untersuchunǵen auf dem Gebiete der römischen Verwaltunǵs-ǵeschichte）第91页（第2版更名为“Die kaiserlichen Verwaltunǵs-beamten bis auf Diocletian”，第180页）中可以说，其他地方的衰退从没有如此骇人、如此迅猛。《百官志》只提到了一位皇室矿监，而且是在伊利里亚。《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中关于矿产开采只有几条简短的规定（第10卷第19款）。西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完全没有关于银矿的记载，最多有一处资料表明，有人在塔古斯河（Tagus）里淘金。西班牙的采矿活动直到摩尔人时期才恢复，而且可能已经换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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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马克里努斯（Macrinus）统治时期（公元217年）还有金银雕像（迪奥·卡西乌斯，78.12）。加里恩努斯去世时（公元268年）国库里还有大量黄金，每名士兵都能即时领到20枚金币（《加里恩努斯皇帝传》Scr.Hist.Auǵ.Gallieni 15）。我们还有其他类似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当然都不能证明钱币供给量足以满足庞大帝国的经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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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君士坦丁时期的财政秩序有所恢复，那大概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活动已经采取了其他不需要大量现金的形态；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收神庙财产确实增加了货币流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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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提米乌斯·塞维鲁时期后勤体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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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狄安（3.8.4）中这样描述塞维鲁：“他将大部分钱币（chrēmata pleista）发放给士卒，还做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让步。事实上，他是第一位提升军饷（sitēresion）的皇帝。他还允许士兵佩戴金戒指，与妻子同住。不过，他认为这些事都不符合军人的朴素作风、战备能力和严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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