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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加洛林帝国、诺曼人与匈牙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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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帝国没有内在的统一性，它是由查理曼一系的阿努尔夫家族创造出来的。按照日耳曼人的继承法，所有儿子对家产都有同等的继承权。817年通过继承法来协调帝国统一与继承权利之间的矛盾的做法只是带来了阋墙之争，王朝内斗又推动了新政治原则——封建法——的独立和完善。在查理曼时期，臣民承担义务的旧原则至少在理论上还存在，但帝国后来还是彻底清除了这些旧原则。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们与父亲交战又自相争斗，不得不努力争取支持者。于是，他们牺牲掉了根深蒂固的公职观念。现在，国王任命的伯爵不再是可收回的委任官职，而被授予封地。国王再也不能任意撤销其任命了，而且如果伯爵死时留下了儿子，那么儿子就有权获得父亲的职位并受封伯爵领地。自然因素必然会导致形势向这个方向发展。中央政府几乎不可能真正监察伯爵施政，只有伯爵领地与伯爵个人家庭利益之间的紧密纽带才能带来一些实行善政、免行苛政的担保。以附庸和封地为基础的军事制度尤其不适用于官职频繁变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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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伯爵领地逐渐向封地转化，国王的权威也就烟消云散了。墨洛温王朝末期的情况重演了。丕平和查理曼两代国王恢复与维持王室权威的手段是将幅员辽阔的王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统治。凡是没有立即遵从王命的伯爵都会害怕国王不悦。到了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特别是两人的继承者的时代，手下伯爵全凭个人喜好听从国王征召。国王甚至不能严厉处置某个伯爵，其他伯爵会因其阶层团结意识保护他，而在王室家族内斗的情况下，国王必须依赖伯爵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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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封建化的组织形式曾经为加洛林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战士阶层，如今却要为国家的解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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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个可怕的新敌人现身于西方。他们是条顿民族最后一批仍然浸润着粗犷凶蛮之气的人——信奉异教的诺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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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直到此时依然军力强盛的法兰克人为何无力抵御诺曼人的入侵，学者们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甚至有人说，这是因为查理曼的征战导致人口减少。事实上，加洛林帝国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无内战之苦，而且直到830年虔诚者路易在位期间为止，几乎完全都是和平的状态，我们可以假定这种形势对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都非常有利。但正是查理曼对地方军事力量的低要求和路易治下的和平年代，才导致法兰克人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被局限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圈子里。尽管如此，只要权威不受挑战的中央政府尚存，大规模军队仍然是可以集结起来的。但当中央权威不复存在，国王被迫依照伯爵、主教和附庸的意愿行事时，从远方征兵就再也没有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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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加洛林帝国重演了当年日耳曼长城被突破后的罗马帝国景象。与4、5世纪时肆虐罗马诸省的日耳曼军队相比，诺曼军队肯定不会更强，事实上大概还要弱一些。这些维京人全都来自丹麦和挪威，他们的故乡或者太狭小，或者太贫瘠，不可能供养庞大的人口。瑞典人有时也会参与诺曼人的入侵行动，但他们当时主要关注另一个方向。作为瓦良格人（Varangian），他们征服了俄罗斯，又在君士坦丁堡与曾乘船横穿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的族亲会合一处。诺曼人让欧洲惊恐无状并非凭借人数，而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再次出现了古代日耳曼人的好战品质。当年辛布里人和条顿人靠近时，这些品质让早期的罗马城震颤不已，500年后，这些品质又将帝国撕成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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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展过程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最为明显。827年，埃格伯特国王（King Egbert）统一英伦三岛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地时恰好赶上维京人入侵。有人会觉得，这样一个日耳曼大国肯定能挡住海盗团伙。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先辈400年前借以征服岛上凯尔特人的尚武战力早已完全不见了。接下来，我们会更详细地考察这一变迁历程：古老的日耳曼征服者为何最终先后被丹麦人和高卢化的诺曼人统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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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兰克帝国境内诸王国来说——在那里，封建制度或多或少维持了一定的战士阶层——上述过程不像对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糟糕，但就连法兰克人的封建军队也挡不住维京人。用兰克的话讲，最重要的是，就连查理曼本人的军队也缺了一半，那一半是海军。他认识到了这个弱点，也打造了舰船（800年），但在这方面肯定没有取得多少成就，因为810年，当诺曼人乘着200艘船再次出现时，他们未遇抵抗就摧毁了弗里斯兰（Friesland）[15]。本来有大量时间和资源来建立海军的虔诚者路易毫无作为，之后内战爆发，更不可能花大力气打造舰队。凭借手中舰队与航海技能，诺曼人在海岸线上神出鬼没，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到那里。即便他们只有几千人，但几千名附庸集结进军需要多少时间？还没等他们赶到，敌人早就带着战利品跑了。另外，远方的伯爵们总要面临这样的诱惑：与其投入消耗甚大的战役，不如留在老家保存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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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就连农民都被召集起来抵挡这些可怕的敌人了。但编年史作者告诉我们，尽管集合迎战的人很多，但诺曼人还是打败了这些装备精良却不懂打仗的老百姓，像宰牛一样屠杀他们。1于是，农民们——利普里安（Ripuarian）法兰克人——肯定刚刚交手就掉头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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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诺曼人得以焚毁科隆和亚琛（Aachen），兵临科布伦茨乃至特里尔，最后趁查理三世皇帝在意大利的时候围攻巴黎。同时，地中海沿岸特别是意大利都暴露于撒拉逊（Saracen）海盗的攻击之下，那不勒斯和罗马的圣彼得教堂都遭到了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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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此时，只要我们想一想罗马帝国当年面临日耳曼部落的入侵——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部落的战士数量也很少——是多么无助，上述事件或许并不难理解。但有一件事就不那么好理解了：哪怕是面对重新集结起来的全法兰克帝国大军，诺曼人也没有退回船上，反而正面迎战，而且帝国军队依然不能将其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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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人先前的攻势和劫掠行动要么受惠于海上优势，使之能够在任何地方发起突袭，要么得益于王室分裂与法兰克人的内斗。到了日耳曼人路易之子查理三世统治时期，法兰克帝国终于再次统一。这时，我们或许会以为法兰克帝国调集的大军能够在任何遇到诺曼人的地方将其压倒。但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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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查理还是东法兰克王国、洛林和意大利国王时就曾集结大军，率之对抗在默兹河畔艾什洛（“Aschloo”，今埃尔斯洛，“Elsloo”）设立坚固营寨的诺曼人。就连意大利人也派出了援军，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法兰克军规模不小。查理没有向诺曼人发起进攻，而是与其订约，规定诺曼人首领格特弗里德（Gottfried）受洗并迎娶加洛林王朝的公主，还将弗里斯兰一部分给他和他的部属居住。此外，查理还要付给他们2412磅金银（882年）。有同时代的人说，军中对此愤愤不平，宁愿打一仗。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假定法兰克皇帝及其顾问相信，与其冒险打一场成色可疑的胜仗，将诺曼人和平纳入法兰克帝国的收益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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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对巴黎发生的事件，就连这种政治手段也失败了。查理率领整个帝国的军队现身于塞纳河北岸，占领了蒙马特高地。诺曼人退往南岸，但在那里站定了脚跟。这本应是夺取决定性胜利的大好时机。查理没有冒险，而是订立了一份新的条约，承诺给诺曼人700磅白银赎回巴黎，还安排他们到勃艮第过冬。当时有一位波索伯爵（Count Boso）在勃艮第称王，正要脱离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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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都将这份可耻的条约归咎于无能懦弱的国王，还谴责他的近臣是叛徒。反对声势浩大，以至于国王没过多久就被废黜了。但从军事史的角度看，此事还没有完结。查理皇帝本人绝无英雄气概，这是无可置疑的。不过，若将士们有无限的必胜信念，那么法兰克高层中肯定会有人发声，说服皇帝任命一位统帅领军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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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必须努力从客观角度出发，搞清楚皇帝的决策为什么看上去有其合理性（毕竟，这个决策是经过军务会议讨论过才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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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法兰克国王们有时打败过诺曼人，尤其是口吃者路易和继承查理三世皇位的阿努尔夫国王。几年前（881年），路易在桑库（Saucourt）会战中获胜。5年后（891年），阿努尔夫国王在鲁汶（Louvain）取胜。但是，这些胜利的意义不大，就连大名鼎鼎的后一场会战也是如此，因为即便可以将一位作者笔下法兰克军只损失了一人的说法视为歪曲事实的吹嘘，但不管怎么说，这场会战只造成微弱的直接影响。仅仅几周之后，诺曼人就在先前被击败的同一地点重整旗鼓，并从那里出发，先后劫掠了波恩和阿登山区（Arden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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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还可以与一代人之后的德意志国王[16]亨利一世对抗另一支蛮族敌人——匈牙利人——的战争作一番对比。那时，匈牙利人对西方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就连亨利——现在也顾不上雄主的名声了——也觉得连续9年为匈牙利人定期上贡是合理的做法，而且这笔上贡甚至买不来整个王国的安全，只能保住他本人的萨克森公国的太平。我们不能假定924年德意志人的军事素养与886年法兰克人的军事素养存在重大区别。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一点——我们必须自始至终将它作为理解历史的一个基本点——那就是：幅员辽阔的加洛林帝国以及帝国之下依然堪称大国的诸王国集结起来的军队，不过勉强能与数量甚少的蛮族入侵者达成力量平衡而已。于是，每一次交战中谁能占据上风都取决于具体情况，尤其是将领。匈牙利人最终在野战中负于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后者凭借强力手段掌控了全德意志的军力。诺曼人从来没有真正被打败：一部分诺曼人在不列颠岛扎下了根；另一部分由罗洛公爵（Duke Rollo）统领的诺曼人则根据911年的条约定居于塞纳河口，正如查理三世的埃尔斯洛条约设想的那样（暂且不提之前还有过一次同样的尝试）。到了10世纪，丹麦人和挪威人也接受了基督教，于是余下的诺曼人也融入西方文明，渐渐失去了危险的和纯粹好战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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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北方日耳曼人的维京航海行动相当类似于民族大迁徙时代日耳曼人的活动，不仅是在行动的起源和性质方面，而且在归宿和结果方面也是一样。一部分漫游者最终在先前劫掠和蓄意摧毁的地方定居了下来。但有一个区别是，法兰克帝国不像当初的罗马帝国那样毫无抵御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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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强的核心——严整有序的军团——消失后，罗马本族中再也没有产生合格的战士。除了挑动蛮族之间内斗，招揽蛮族至麾下，罗马人没有别的自保之术。盖塞里克进攻迦太基时，守城部队是哥特人（“cum Gothorum foederatorum manu”：“凭借一支哥特盟军”）。纳尔西斯是在赫鲁利人、伦巴底人和匈人的帮助下征服哥特人的。法兰克、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以及后来的德意志人都是亲自与诺曼人、匈牙利人交手的；不管是输还是赢，他们最起码凭借的是本族的军队和本土的居民。如果真像过去认为的那样，查理曼手下的法兰克军队是由农民组成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百姓还有军事素养，能够上阵杀敌的话，那么有一件事就完全不能理解了：皇帝死后刚过了一代人的时间，这个人口以百万计的民族竟然就挡不住蛮族入侵者了。但长期以来，即便是加洛林帝国境内的各个日耳曼化民族，有军事素养的人也很稀缺。就连查理曼的军队规模也是很小的，我们先前已经通过其他情况确定了这一点。因此，甚至连查理曼的曾孙也无法聚集起大批合格战士，而只有或多或少的骑士单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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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看查理三世面临的局势和巴黎解围行动。从885年11月开始的将近一年时间里，诺曼人一直驻扎在城下，发起过猛烈的强攻，有时还将城市团团围住，以至于巴黎人只能通过偷偷出城或强行突围才能与外界沟通。那时的巴黎已经是一座大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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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编年史中诺曼人多达三四万的说法不值一提，但其兵力肯定是相当可观的。当查理率领援军接近时，诺曼人没有摆开阵势，准备野战，而是退到了塞纳河南岸的一座坚固营地中。法兰克人要么强攻营地，要么围住营地，等待守军因饥饿而屈服。强攻的成功机会是很可疑的。如果恺撒处于类似的战略态势下，他肯定会用壕沟和矮墙将敌军围起来，迫使其粮尽出降。这种战法的关键在于，围城军的给养必须能维持足够长的时间。有人会觉得，凭借塞纳河及其支流的便利水道，法兰克皇帝肯定能将所需的粮草运来。但是，他没有采取这种行动所需的行政体系。加洛林军队靠的是各支队伍自带口粮。查理早在886年8月就来到了巴黎近郊，但条约一直到11月才生效，各支部队估计直到11月才集结。等到最后一批部队抵达时，最先来的部队已经把3个月的给养耗光了。他们没有资金充足、经验丰富，既能找到哪怕少许隐藏起来的口粮，又能组织从远方转运粮草的军需官。周边地区的粮草早就被诺曼人抢光了，法兰克人的搜索行动一无所获。另外，如果将视角从战场拉开一点距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皇帝的权威不够强大，无法强征一切可用的给养，将其送到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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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查理曼时期，形势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但我们不能假定同样的事情在那位雄主手下也会发生。尽管从技术性的军事层面来看，从查理曼时代到查理曼曾孙的时代发生的变化很小，但变化更多是政治方面的，而政治因素也约束着具体的军事行动。查理曼治下根本不会有巴黎被围、收买敌军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会采取另一种应对方式。诺曼人的军事成功不只是因为自身蛮勇，主要是因为法兰克人的内斗、帝国的解体和内战。这些状况让诺曼人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与成功，给了他们不断增长和发展的自信心和优越感。法兰克人则恰恰相反，不仅是因为他们对野蛮的对手满怀敬畏之心，而主要是因为皇权一直不振，甚至帝国重新统一后也依然如此。我们从恺撒的高卢战争中就发现，罗马人取胜的一大因素就是优越的行政体系。谈到查理三世皇帝与诺曼人在巴黎城下签订的丧权条约，其最终的和决定性的因素或许正是法兰克王国的后勤体系受到封建制度的约束，无法一整个冬天供养费尽艰辛集结起来的大军。查理曼对伯爵有很强的控制力，无疑是能够让大军保持集结状态并确保必要的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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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被围期间，由海盗首领齐格弗里德统领的一部分围城军同意以60磅白银的价码撤军。查理刚刚与围城军议成撤军，齐格弗里德就再次出现了，驶入皇帝后方的瓦兹河（Oise）。据《富尔达编年史》记载，这支援军的靠近影响了查理议和的决定。这个结论未必有真凭实据，至于作者的信息来源是否准确的问题，此处只能略过。我们也能提出相反的论点：新敌人的靠近正是一个迎击的机会，特别是在敌人兵力比较少，可以打一场野战的情况下。如果法兰克人打赢了，胜利会赋予他们一定的优越感，还会影响其决策，攻打诺曼人的巴黎坚营也不是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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