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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4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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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针对战术说的话也适用于战略。战略——为战争目的服务的战斗力运用——当然是存在的，但战略艺术是极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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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了，封建国家总体上没有多大的军事成就。军队规模小，纪律约束少，甚至没有无限期服役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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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威势的根基是帝国幅员辽阔，皇权乾纲独断。他真正的军事成就是非常小的，这从进展缓慢而有限的撒拉逊战争和旷日持久的萨克森战争就能看出来。这些战役基本谈不上战略，而继承他的各个王国很快就完全失去了力量。萨克森王朝有亨利和奥托两位雄主，通过向其他大诸侯家族和诸侯自治权妥协，他们在加洛林帝国的东部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权。奥托集结了整个王国的兵力，在莱希菲尔德大败匈牙利人，这确实是他的成功。但是，新王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很大，甚至也不太可靠，因为半独立的大诸侯经常挑战国王权威，危害国土安宁。莱希菲尔德会战中，奥托的军队估计不会超过6000人至8000人。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个数目的意义，我们才能理解异教民族为何屡屡得手。北方海寇、南边亚洲游牧骑兵的威胁之所以被解除，部分原因是基督教王国自身的军事实力，但诺曼人和马扎尔人进入信奉基督教的文明区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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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战争的特点在978年奥托二世皇帝和姑表哥法国国王洛泰尔之间的争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奥托是强大的德意志国王，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主人，罗马人的皇帝，可当几乎毫无力量的西法兰克国王突然逼近时，奥托却不得不逃离都城亚琛。尽管他很快就集结大军复仇，兵临巴黎城下，但面对城防无可奈何，只得班师，途中还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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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萨利安王朝和霍亨斯陶芬王朝[85]，皇帝的军队比奥托大帝在莱希菲尔德的军队也大不了多少——这个时期的多个可靠消息来源佐证了我们对查理曼军队规模的估计，因为考虑到几百年间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军队规模无论如何也绝不会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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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战争行为的变化与政治发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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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封建国家逐渐定型，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各个半独立层级——包括领主和城市——都致力于通过建设工事来确保自身安全。城市加固了城墙，丘陵和高山上建起了几乎坚不可摧的城堡。国王的城堡也发生了转变。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王室城堡位于开阔的平原，而萨克森王朝、萨利安王朝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国王们则将城堡建在山上或有其他屏障的地点，以便防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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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防守的力量相对上升，进攻则相对下降。兵力较弱的一方可以轻易回避决战，而兵力较强的一方即便打了胜仗，也更难从中获益。因为城堡和城市数不胜数，而且每一座围攻起来都要下苦功夫。在得到大批意大利人支援的情况下，强大的德意志皇帝腓特烈还是用了半年多时间才攻下小城克雷马（11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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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方常常不打真正的围城战，而是采取比较松的封锁：用堡垒围住敌方城市，切断其与外界联系的商路。通过这种方式，诺曼人让南意大利的希腊人城市不得不投降，3红胡子两次没有发动强攻就拿下了米兰。但这种行动需要将军队长期集结在一起，而中世纪的封建军队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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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所有大战中，哪怕是红胡子击败狮子亨利，以及两人的儿子——腓力和奥托——的争斗中，决定最终胜负的主要因素也不是军事行动，而取决于大诸侯和大城市的向背或阵营转换。站队无疑会受到军事胜利的影响，但并不受其支配。因此，这一时期有几次调配兵力和引而不发的计策中产生了真正的战略。比如奥托大帝发动莱希菲尔德会战，又如亨利四世对抗反王施瓦本公爵鲁道夫的战争。由于战争中的各个因素——政治、战略、战术——不断影响着彼此，这些会战中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战术因素。而后来强大的霍亨斯陶芬诸国王时期尽管战事数不胜数，但再也没有类似的情形了。诺曼人打了黑斯廷斯一场胜仗便征服并长久统治了庞大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这与英格兰政治上的落后有紧密关联。而德意志国王之所以不能在意大利建立类似的统治地位（尽管对手们不敢冒险发动野战），是因为意大利尽管是罗马化地区，但它的独立市镇和普适教宗蕴含着比日耳曼化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更强的抵抗能力。最终，意大利人甚至在野战中打败了敌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莱尼亚诺会战（1176年）并没有一战定乾坤的意义。它的爆发是偶然的结果，起因是皇帝过分自信，想要率领德意志诸军穿越米兰地区（从科莫到帕维亚），中途与米兰城只有几英里的距离。于是，米兰及其盟友守在路口，凭借数量优势击败了德意志军队。但真正决定性的一点是：与狮子亨利关系破裂后，皇帝能从德意志带来的兵力相当有限，而米兰得到其他意大利市镇的支持，实力远在以往几次战争期间之上。米兰人尽管取胜，但还是愿意对皇帝做出多点让步，这就表明米兰人并未高估胜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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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年，腓特烈二世皇帝大败米兰和伦巴第联军的科尔泰诺瓦会战也没有产生实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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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人或许不知道野战是真正决定性的行动，因此战略的首要原则是将全部兵力集中到战场呢？有意思的是，骑士并不缺少这方面的洞见。在法国编年史《历代安茹伯爵事迹》（Taten der Grafen von Anjou）中，当1041年戈弗雷·马特尔（Godfrey Martell）伯爵围攻图尔城，一支援军正在逼近时，伯爵管家莱西阿努斯（Lisaeus）对主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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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被各个击破，我们不如集中兵力一战。会战是短暂的，胜利的成果却是巨大的。围城旷日持久，而且很难达成目标；会战则能让人民和城市臣服于你，战败者会在胜利者面前烟消云散。如果你打赢了会战，击败了敌人，那就掌握了局势，也掌握了图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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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大军逼近时，萨拉丁以同样的精神拆除了许多叙利亚城市的城墙，用守城士兵加强野战军。东哥特王托提拉也做过同样的事情。5但这些情况是例外，而且一直是例外。纵观整个中世纪，我们发现相反的原则才是主流，即利用防御优势坚守城堡，因为真正从野战胜利中获益的条件非常罕见。封建军队人数太少，实力太弱，不能克竟全功。甚至救援被围城市——援军是有优势的，可以在对围城军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发起进攻——的会战都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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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术角度看，会战不过是多场小型战斗的集合，能做出的决定只有开战而已；同理，战略考量也不过是执行政治决策。既然“如何”进行会战方面通常没有什么好决策的，那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统帅是否认为己方兵力足够强大，可以开战？如果认为不够强，统帅就会寻找坚固工事，而敌军只能决定要不要围攻。这可能取决于许多情况，下决心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些考量并不真正是更高意义上的战略，不是战略艺术。器械装备、行军秩序、粮草补给或许对审慎和精力有相当高的要求，但要说它们是战略行动，那还差了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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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就连发动会战的终极决定也不是战略决策，因为它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统帅做出的决定。纪律严明的军队发动会战是因为统帅下了令。中世纪统帅对军队的控制力达不到这个程度。不光他自己，全军必须都愿意发动会战，他才能发动。即便是纪律严明的军队，士兵主体对会战结果有信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对中世纪军队来说，没有信心更是根本就打不起来。这个现象非常典型，维杜金德就记载过两次（1.36和3.44）：一次是萨克森人与斯拉夫人会战之前；一次是与匈牙利人的莱希菲尔德会战之前，战士们首先宣誓支持统帅，然后庄严地宣誓会彼此协助。我们在别处也发现了类似的战前宣誓，甚至穆斯林那里也有。统辖全军的统一意志并不来自以统帅意志为依据决定一切的组织架构，每次行动都要单独创造，单独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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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统帅极大依赖于部下的心情和意志——无疑是中世纪战争中罕有会战的一个原因。战争几乎看不到尽头，打了许多年也没有一场会战，因为会战打响需要双方同时认为自己占据优势，除非一方迫不得已，再也不能回避战斗。胜算不大时，就连现代统帅通常也不会开战。但即便对方占有无可置疑的兵力优势，他还是有可能开战，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将道和对地形的利用能抵消劣势。由前文对战术问题的讨论可见，中世纪统帅没有这样的希望，只有当他本人和全军都确信己方有优势时，他才会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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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现象体现了骑士战争的特点，也反映了以之为基础制定战略是多么困难，即战术失败的一方往往仍然能达到其战略目的。从常理来看，首先击败敌军的一方应该也能达成其战略目标。但统帅对骑士军队的控制力非常小，取胜后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本是常事，结果一松就紧不起来，尤其是在敌方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于是，统帅不得不放弃乘胜追击的计划。前面讲亨利四世的征战史时，我们已经多次确证了这一点，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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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找不到马拉松会战的米提亚德、普拉提亚会战的保萨尼亚斯、留克特拉会战的伊巴密浓达、坎尼会战的汉尼拔、那拉加拉会战的西庇阿、法萨卢斯会战的恺撒那样的英雄统帅，或许莱希菲尔德会战是一个例外。诺曼公爵威廉登陆英格兰后决定不立即进军伦敦，而是集中兵力于海岸待敌。这或许也可以视为一次根基扎实的战略行动，因为随后发生的会战战果辉煌且影响深远。然而，我们是琢磨了一会儿才认识到上述情形配得上“战略”这个词的。我们在亨利四世与鲁道夫的战争中无疑能看到一些战略思考，但从中并没有产生大决战，因此我们对此提不起太大兴趣。有一些布置精妙的突袭战可以考虑纳入战略的范畴内，比如腓特烈二世在科尔泰诺瓦对米兰人的袭击，但它们缺少莱希菲尔德会战中的那种高瞻远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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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因此得出个人品性在中世纪军队中相对不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误解。相反，恰恰由于中世纪没有扎实的艺术层面的战术和战略，所以统帅的个人品性不得不发挥更大的作用。理论上说，战略家的才能体现于成功发动会战，并凭借战术技巧打赢会战。而在中世纪，几乎只有在敌人也想发动会战时，会战才会发生。双方都急于求战的例子是很罕见的。统帅需要的是其他方面的本领和才能，第一条就是维持松散的封建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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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皇帝的在位、离开和回归，德意志帝国一次又一次崩溃，然后一次又一次重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品性意味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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