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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798 战争艺术史 7　战略家腓特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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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00 尽管战术从文艺复兴至腓特烈大帝之间发生了深入乃至地动山摇般的变化，但战略原则还是原样。大纵深的密集步兵方阵变成了窄长的线阵；长矛兵和斧枪兵变成了火枪手；单打独斗的骑士变成了紧密团结的骑兵方队；稀少笨重的大炮变成了数不清的炮组。但将道在几百年间保持了同样的样貌。我们一次又一次见到同样的情形，见到在同样的动机下、以同样的方式做出的决策。双方很少直接向敌人扑过去决一胜负；双方或者自觉较弱的一方常常要寻找难攻不落的阵地；会战打响或者是因为一方认为时机有利——比如在敌方修好野战工事前发起进攻（1620年白山会战；1704年赫希施泰特会战），或者是围攻要塞时。1512年拉文纳会战、1634年讷德林根会战、1709年马尔普拉凯会战都是由此而起：较强的一方计划围攻要塞，对方为了阻挠围城而在附近占据有利位置，结果遭到攻击。科林会战与上述会战的区别只在于围城军往外走了一段距离去打援。反过来的情况也有，援军攻打兵力更强但忙着围城的敌军：1525年帕维亚会战、1706年都灵会战。七年战争多是围绕攻城守城展开的，如布拉格、奥尔米茨、德累斯顿、施韦德尼茨、布雷斯劳、屈斯特林（Küstrin）、尼斯、格拉茨、科瑟尔（Kosel）、科尔贝格、格洛高。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的争斗、三十年战争、路易十四的历次战争都是如此。在做出决策的方式上，古斯塔夫·阿道夫打布赖滕费尔德、吕岑会战的决定与腓特烈大帝打洛伊滕、托尔高会战的决定如出一辙。每一个时期、每一场战役、每一位统帅的决策都表现出了同样的个人素质，这是值得深思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吕岑攻击瓦伦斯坦是不想让他在萨克森过冬，腓特烈在洛伊滕和托尔高攻击奥地利人分别是不能允许他们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过冬。尽管形势有类似之处，但也有相当的差别，因为腓特烈两次面临的危险都比瑞典国王大得多。另一方面，远征与灵活性为托尔斯滕松的战略赋予了别具一格的风味，但基本原则与古斯塔夫·阿道夫并无差别。甚至统帅个人的征战经历中都能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相似点：欧根和腓特烈的最后一场大战都是损失惨重而战略价值有限，前者是马尔普拉凯会战，后者是托尔高会战，于是两人在之后的战役中再也不主动寻求决战了。用一个古已有之的典故来形容，马尔普拉凯会战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托尔高会战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从世界军事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提的问题不是腓特烈为什么在1760年以后如此靠近机动战一端，而是为什么明明有伟大统帅的成例在前，他仍然禁不住会战的激情。我们已经看到，是普鲁士军队素质的提升及其战术机动性最终引发了看似可行的斜线阵思想，同时让一位天才而大胆的统帅看到了发动决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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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02 如果说会战本身最大的战术成果也是有限的，不能指望就此达成和议，但会战的附带好处却非常重要，令统帅无法忽视它们，甚至可以为了这些好处而保存兵力，回避大会战。在三十年战争中，绝大部分可用兵力都被用来把守无数座设防的城池，参加会战的兵力都很小。在欧根和马尔伯勒身上——腓特烈也一样——我们一次又一次见到决战有兵力缺席的现象，而从理想角度看，这些兵员本来是可以参加决战的。腓特烈在1748年的《战争原理》中阐述了一条原则，说同时受到多面进攻时，“必须将一个省份牺牲给一方敌人，同时集中全部力量猛攻其他敌人，迫使其参加决战，用尽全力击败之，然后再派兵去打别的敌人。”当他预料到的形势在1756年真正出现时，他却不愿牺牲一个省份，因此也没能集中全部“力量”。他在《战争原理》中还说：“这种战争必然要求士兵大量行军，令士卒疲惫，由此会将军队毁掉。而且这种战争旷日持久，结局不会好看。”因此，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后世理论中所说的“内线作战”原则。尽管他特别看重以会战决胜负，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真正的歼敌，因此保护本国省份和具体行动中的仓库对长期战争的意义并不小于会战。因此，当他又一次提到集结全部兵力于一处的理论观点时，那对他来说只是绝望中的最后手段，目的是光荣地死去。1761—1762年冬是形势危险到极点、外部支援完全断绝的关头。1762年1月9日，在收到女沙皇去世的消息前几天，他集中兵力的方案说给了弟弟亨利王子听，亨利答道，集中全部兵力于一处就是将别处的所有省份和仓库都牺牲给敌人。国王本人也是同样的想法，尽管他的基本原则是会战兵力要尽可能大，但他总是只用部分兵力打会战，因为还要有掩护部队。假如他不考虑防御因素的话，那么他原本可以将更多兵力投入到凯塞尔斯多夫、布拉格、曹恩道夫、库诺斯道夫的战场上。在他围攻奥尔米茨时，俄军进抵奥得河畔，威胁到了柏林。亨利王子想率领萨克森的部队与多纳伯爵部会合，与俄军作战，夺回莫拉瓦河流域。但保护萨克森对国王来说太重要了，于是该计划没有执行。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表明这不是偶然失误，而是原则问题。集中全部兵力的做法容易被视为畏途，因为兵力越大，驾驭越困难。二三十个营一字排开，整齐前进的难度高到无可衡量。1人们考虑的不是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而是应不应该给军队规模定一个上限，加大兵力会不会成为最好不要的累赘。人们会思考最优兵力的大小，也就是一支军队正常应该有多少人。马基雅维利当年认为是2.5万人至3万人。他说，这么大的军队能够安居阵地而不至于被迫出战，因此能够拖垮兵力更大的军队，大军毕竟不能持久集结。2蒂雷纳只想指挥兵力不太大（最多两三万人），但骑兵占到一半的军队。3类似地，蒙泰库科利不想指挥3万人以上的部队。“会战斗智多于斗力，”他写道，“所以人多未必就是好。”过分庞大的军队是无用的。4兵力上限后来有所增加。萨克森元帅说是4万。弗莱明（Fleming）写于1726年的《德意志军人全说》（Der volkommene Deutsche Soldat）第260页写道：“一支坚定守纪的四五万人的军队无不可为；说实话，它是有希望征服全世界的。兵力再多就是赘余，徒增麻烦和混乱。”半个世纪后，吉贝尔（Guibert）将上限加到了7万。5甚至到了拿破仑时期，莫罗（Moreau）据说还讲过正常兵力是4万的话，圣西尔元帅（Marshal St.Cyr）则宣称统领10万以上的大军非人力可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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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04 正常兵力的观念与集中全部兵力打会战的原则是南辕北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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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06 不靠兵多的话，会战怎么打赢呢？假设双方的能力和勇气相当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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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08 克劳塞维茨后来强调的主旨是：最好的战略是兵力务多，首先是总体兵力，其次是投入决战的兵力。传统兵家绝没有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以至于迪特里希·冯·比洛（Dietrich von Bülow）认为有必要专门论证数量优势的好处：这从避免被包抄的重要性就能自然得出来。“如果一方兵多且懂得如何妥善运用这一优势，那么敌军就算更精锐、更勇敢也是无济于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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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10 由于训练更精良，作战更积极，军国一体的普鲁士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优于奥地利；同理，腓特烈的战略归根结底也优于道恩。普鲁士军队的机动素质更高，步兵开火更快，骑兵冲锋更猛，炮兵更灵活，行政制度也更可靠——从5个边境军区先后拓展到7个和9个。这一切都统合于一位身兼统帅之职的国王身上，他既不对更高的权力者负责，也不对高于自己的最高军事委员会负责，总能凭借大胆灵活夺取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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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12 我们知道领袖能造成怎样的奇迹。但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偶然这个完全盲目的、无法算计的因素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偶然因素在本卷考察的时代中愈发重要，到腓特烈时代达到了顶点。特奥多尔·冯·伯恩哈迪（Theodor von Bernhardi）在《腓特烈大帅》（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Feldherr）取笑了腓特烈同时期那些视决战为偶然的人。他认为腓特烈国王与对手，以及他与亨利王子和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这些部下的标志性区别正在于此。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腓特烈本人参加会战时经常称之为碰运气，与同时期的所有其他将军别无二致。8这位作者还忽视了偶然因素在18世纪条件下对决策的影响程度比任何时代都大，不管是之前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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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14 为了发挥火器的威力，指挥官们将步兵线列拉得极窄极长。但窄长的线列非常脆弱，任何地形起伏障碍——山坡、沼泽、水沟、池塘、树林——都能轻易打散扰乱。此外，它们的侧面也是敏感部位。阵形的纵深越大，士兵转向侧面御敌就越容易。阵形越浅，则火力越强，但前进转向都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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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16 因此，会战胜负主要取决于进攻方能否顺利实施包抄，并在良好秩序下将线列推到敌军阵前。此外，进攻方必须尽可能做到奇袭，否则敌军可能会组成新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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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18 这一切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由地形决定，指挥官无法预先准确掌握，通常也不能彻底侦察清楚这个要素。若要借夜行之便，部队在黑暗中也难以找到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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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20 普军对敌素质优势的一大基础就是凭借更大强度的训练、更优良的纪律，从而更容易克服上述困难。因此，腓特烈才敢说一旦侧面机动成功，3万人便可击败10万人。他在索尔和洛伊滕确实以这种方式击败了兵力优势极大的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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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22 然而，预测前提条件有利或不利到什么程度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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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24 奥军打输了霍图西采会战只是因为夜间行军耽搁了太长时间。成功的夜间行军则为普军带来了霍亨弗里德堡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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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26 在凯塞尔斯多夫会战中，我们必须承认普军赶在奥军抵达前向萨克森军发起进攻是纯粹的运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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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28 在罗布西茨会战中，奥军本来其实已经打赢了，只是布朗没有乘胜追击，反而趁夜撤军，普军这才免于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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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30 布拉格会战时，道恩正在率军与主力会合的途中。战斗过程中，普埃夫拉（Puebla）率领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战场，这支部队就在普军后方7英里（约11千米）的地方。部队有9000人，在这场拉锯战中本来可能对普军发起决定性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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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32 在洛伊滕会战中，由于一连串山丘的存在，普鲁士军得以隐蔽迂回至奥地利军左翼，而之前的科林会战就没有这样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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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34 在曹恩道夫会战中，一支1.3万人的俄军已经到了战场以北两天路程的地方，本来有机会与俄军大部队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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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36 假如应该从南侧大迂回俄军的冯·卡尼茨将军（General von Kanitz）纵队成功渡过爱希穆勒河（Eichemühlen-Fliess）的话，普鲁士原本有可能打赢卡伊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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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38 在库诺斯道夫会战中，腓特烈顺利率全军杀入俄军侧面，但由于地势易守难攻，他只得将优势拱手放弃。地形问题是他没有预料到，也不可能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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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40 在托尔高会战中，一切都取决于彼此完全隔离的国王部和齐滕部之间的配合；两军直到最后关头才配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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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42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着手理解普鲁士国王特殊的了不起之处。读了兰克的《普鲁士史》（Preussische Geschichte），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将军（General Leopold von Gerlach）在1852年的日记（1：791）中写道腓特烈的“战功常常小得不可思议，但也有光辉时刻”。格拉赫眼中小得不可思议的战功正是消耗战略的本质，而19世纪的军人已经不能理解消耗战略了。凡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腓特烈的人都不免下批判的断语。如果一个人认为腓特烈根本上是信奉歼灭战略，那便踏上了完全错误的轨道；这样一来，除了极少数例外，腓特烈的形象必然是一个走一步看一步、不敢将自己的原则贯彻、得出结论并付诸实践的软弱者。只有将他视为消耗战略的信徒，我们才能充分认清腓特烈的伟大之处。如前所见，腓特烈对决战作用的评价与前人和时人并无不同。他完全是消耗战略的心态，但他在军事生涯的顶点非常靠近决战一端，因此有人会认为他是歼灭战略的代表人物和拿破仑的前身。他们以为这是给腓特烈套上了光环，其实对他大为不利。腓特烈的国家和军队中缺少遵行歼灭战略原则的若干必要条件，他在每一步都必然达不到歼灭战略的要求。如果我们认为他信奉歼灭战略，那就没有用适合他的标准去衡量他，于是即使最辉煌时刻的他也会显得渺小而局限。他的晚年生涯确实是走下坡路了。但放在正确的框架下，以消耗战略为基础来看待的话，我们会看到勃勃生气与神妙鬼才。如前所见，消耗战略的本质里有一种不可去除的主观成分；要我说，腓特烈的军事行动比世界军事史上的任何一位统帅都更具主观性，我相信这样说是合理的。他一再禁止手下将领召开军事会议，甚至在让多纳伯爵总领对俄作战时以死相威胁（1758年8月2日信）。他相信懦弱的一派总会在军事会议中占据上风。但他要求即使在局势不明时也要勇于冒险。军事会议懦弱正是因为太客观。如果可以用艺术来比拟的话，我们会想到十七八世纪是幻想如天马行空、任由主观心理驰骋的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的时代，古典艺术则局限于客观的格式。就此而论，我们不能说腓特烈是一位洛可可式的英雄，因为“洛可可”一词必然会带有雅致媚俗的味道，那与腓特烈是格格不入的。这个说法更适用于七年战争期间的法军统帅们。对腓特烈来说，上述比拟只适用于反对一种观点，即他的将道处处尽显严谨章法。这么说吧，他的决策完全出于个人意志，从来不受自然必然性的规定。他本来可以不在1757年大举入侵波希米亚，而是取守势，将主动权让给对手。他经常有本可以进攻，结果却没有进攻的情况，9而在罗布西茨、曹恩道夫、卡伊和库诺斯道夫，他本来也可以不主动出击的。理论上看，拿破仑的决策当然也可以说是这样；但从现实角度出发，拿破仑的决策是被一种内在法则决定的，决策的目标是法则的必然逻辑推论。算计过程中的主观性越强，决断的责任就越重，难度就越大。英雄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决断是理性算计的结果，而视为对命运的、对机会的挑战，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他的决断往往会对自己不利。但如果他真的要通过危险的决断来彰显自己的伟岸，那么他就必须用失败不移志来证明自己。我们比较腓特烈和早他一代的欧根亲王就会发现，普鲁士国王的统帅生涯要跌宕起伏得多。欧根亲王的经历有一定的“黏性”，往往要经过多年才能达到巅峰；腓特烈则在一年内打了四场胜负交替的大战——布拉格、科林、罗斯巴赫、洛伊滕——而且走出败仗带给他的声誉比打胜仗还要大。毫无疑问，他在布拉格俘虏奥地利全军的企图是用力过猛，在科林向两倍于己的奥军发起进攻的做法也是极为鲁莽。但这种虽败犹胜的仗有着超出军事领域且几乎独立于军事领域的意义，那就是敌方统帅对他的深深敬畏。他明明经常露出破绽，可敌人为什么很少抓住有利机会呢？他们是不敢。他们以为他无所不能。如果说决胜须谨慎确实是两极战略的题中之意的话，这种谨慎在腓特烈的主要对手道恩身上已经达到了懦弱的地步，每当他知道自己在与腓特烈本人交手时都是如此。战争不是下棋，而是一场体力、智力、精神力的较量。即便是考察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与法军交战的经历，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位腓特烈思想的门徒比敌人优越的地方只是在战略上更加大胆，愿意承受敌军回避的风险。1759年，斐迪南以6.7万人对10万人；1760年以8.2万人对14万人。决战的规模与血腥程度不及腓特烈对抗俄奥两国的主战场，但对战双方的区别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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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44 以亲弟弟亨利王子为首，当时有一批人对国王大加批判，因为他造成了不必要的流血；他们说他的战争艺术总是以搏杀为要。吉贝尔认为（1772年）他取胜靠的不是会战，而是行军。10后人则宣称他的天才之处正在于他是同时代唯一一个认清了会战的本质并借此为自己赢得优势的人。其实，国王后来承认同时代批评他的人是对的。他宣称自己的弟弟亨利王子是唯一一名不曾犯错的指挥官；他在最后几场战役中放弃了会战原则；他在记述七年战争时说道恩的战法是正确的。我们也已经看到，七年战争的胜负不是由会战结果决定的。假如腓特烈没有先后打布拉格、科林、曹恩道夫、库诺斯道夫这四场会战，他本来更容易在战争中挺下来。但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见解。这几场仗确实可以不打，它们的缘起确实不是内在的客观必然性，而是个人判断，是统帅的主观心理。但罗斯巴赫会战和洛伊滕会战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对决定打这两场仗的统帅看来，布拉格、科林、曹恩道夫、库诺斯道夫会战也是必须要打的——这是主观的必然性没错，但也是内在的必然性。科林战败后，亨利王子用“法厄同陨落了”这句话来讥讽他。假如普鲁士真的一蹶不振，假如国王没有找到振作的力量，那么亨利的比拟就是正确的。但因为他自身是有力量的，所以他不仅可以冒险驾车环绕太阳，他也必须这样做。假如他不与命运交手，他就不是他了。尽管从客观角度看，他在1759年之后采取的稳健防御战略更有利，但从内在来看，他不可能在发动七年战争时就采取这种战略。其实他在1757年本来考虑过采取守势，但当温特费尔德让他看到攻势有可能取得辉煌胜利时，这般灿烂前景便让他按捺不住了——事实上，他不可能按捺得住。我们必须从这个视角去理解他，也必须从这个视角去解读对他的种种矛盾评价。同时代的流俗之见只看到他英雄的一面，于是将他封神；同时代的专业人士对他大加鞭挞；后世军事史家无疑感觉时人的鞭挞是荒谬的，却被自己的认知引进错误的范畴，于是得出了无法可解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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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3846 腓特烈在七年战争史著的导言中写道，他有时是在必然性的逼迫下寻求决战的。特奥多尔·冯·伯恩哈迪的观点恰恰相反，说必然性迫使国王回避会战。腓特烈百年之后，普鲁士总参谋部推出了一套全面详尽的腓特烈战史，可他们不再能理解他的战略，等到出版工作已经进行了很久，已经有多卷付梓时才发现整套书的根本出发点是错误的，难道还有比这更惊人的事吗？惊人固然是惊人，这却是事实，甚至并不违反常理。一门艺术的历史观察与实践状况常常会有这样的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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