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083863
战争艺术史 1 革命与入侵
1700083864
1700083865
七年战争结束后，欧洲政治格局陷入了僵化。打了7年大战，欧洲没有发生国界变化，列强关系也没有变化。列强已经意识到一国不可能击垮另一国。于是，各国努力以不诉诸武力的方式达成协议。第一次瓜分波兰是通过外交谈判进行的，剥夺了属于波兰的西普鲁士、加利西亚和东部边境的大片土地。政局如此，战略和整体交战状况也是如此。如前所见，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期间就愈发偏向机动战一端。他在七年战争的最后两场战役（1761年战役和1762年战役）和1778年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中没有再打会战——尽管他在1762年占据数量优势，1778年兵力与敌方相当。军事理论也是一样，认为完全回避决战是可能的，而且之前就在各处发展的纯机动战法如今又得以完善。
1700083866
1700083867
1771年，法施（Fäsch）所著的《战争艺术的法则与原理》（Regeln und Grundsätze der Kriegskunst）（1：213）中引用了蒂尔潘·德克里塞（Turpin de Crissé）的一句话：“为将者绝不可让自己陷入不得不战的境地，也不应该打会战，除非在必要的情况下。但如果决心打会战，那就必须怀着少流血，而不是多流血的意图。”
1700083868
1700083869
萨克森上尉蒂尔克（Saxon Captain Tielcke）在1776年讲道，学问不仅改良了风俗，而且“战术越是臻于极致和完善，军官的见识和力量越强，会战乃至战争本身就越少发生”1。
1700083870
1700083871
曾在法军、普军、奥军、俄军供职的英国将军劳埃德编写了首部全面分析七年战争的著作。1780年，他写道：
1700083872
1700083873
明智的将军总是倾向于根据这些知识（对地势、工事修建方法、扎营方法、行军方法的了解）来运筹帷幄，而非任由事态发展到要靠难测的会战结果来决胜负的地步。懂得这些知识的人采取军事行动就像几何学一样精确，而且发动战争时总能避免陷入不得不会战的境地。2
1700083874
1700083875
劳埃德绝非庸碌无为之人。例如，他精彩地阐明了一个事实（1：320），即一切机动只有一个合理目的，那就是在一点集中多于敌人的火力。
1700083876
1700083877
吉贝尔伯爵是一位聪慧的法国兵学家，写过多部广为阅读的战术学著作。腓特烈国王对他真心倾慕，1773年时允许他观摩普军演习。据说他曾在1789年写过，大规模战争已经终结，今后再也不会有会战了。（不过，我没能找到出处。）
1700083878
1700083879
既然人们认为战争要依靠机动，于是就找起了机动战的原理、法则和方法。为了确定哪些位置易守难攻又方便运送补给，地理学研究展开了。特别有利的位置或要塞被称为国之锁钥。国家按照山川形势划分为若干“区域”，野战军在跨越山川前必须先在附近某处集结。战术与工事的样式法则也进入了战略领域。战斗中必须防备敌军从后方进攻的观念也被用到了战略中，而某些战略形势下恰恰是相反的观念才适用——也就是我军有可能在其他敌军还没来得及靠近并干预之前就击败一路敌军的形势下——而在战术层面，只要枪炮可以开火，从后方进攻总是有效的手段。既然居高临下在战斗中有利，3于是就得出了占据分水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原则。一支军队在作战期间的补给来源地叫作基地，人们努力确定基地与作战行动应该是怎样的关系。离基地越近，补给越容易这条简单的真理被披上了学究气的数学公式的外衣。我方基地用一条线代表，从基地线上某点出发经过我军至敌军的线叫作“作战线”；如果将我军与基地线的两端连起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三角形。这是一条随意的规定，但当有人说一支军队与基地的距离不得超过一支（与基地构成的）三角形顶角不小于60度的军队与基地的距离时，这听起来好像就是一条很重要的道理了。
1700083880
1700083881
约翰·戈特弗里德·霍耶（Johann Gottfried Hoyer）的《战争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1797年）——顺便说一句，它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历史著作——属于“科学与艺术史丛书”（Geschichte der Künste und Wissenschaften），被划分在“数学”条目下，这一事实反映了当时的心态。战争艺术被视为数学理论定律的实际应用。
1700083882
1700083883
上述思路的最后一支是迪特里希·海因里希·冯·比洛（Dietrich Heinrich von Bülow），他是后来获封登讷维茨伯爵的比洛将军（General Bülow von Dennewitz）的弟弟。他认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不是敌军，而是敌军的仓库，由此得出了机动战略本质的终极结论。“因为仓库是军队的心脏，所以破坏仓库就能消灭集结起来的人群——军队。”他相信，在敌军侧后方进行战略机动能够抵消对方用武器能取得的一切胜利。由于步兵的作用只是开火，火力线决定了一切，因此用不着再考虑身体和心理素质了，“因为娃娃也能射死巨人”。
1700083884
1700083885
尽管上述思想看似荒谬，但我们还是必须考虑其中的基本观念，纯粹的机动战略是前一个军事史时期的现实结果。另外，这些倾向于将万事万物体系化的作者们还是创造了几个非常实用、被军事理论家沿用至今的概念，比如“作战线”和“基地”。4这套军事体系连同其提倡者已经失去了灵气，还产生出了萨尔登（Saldern）和陶恩齐恩（Tauentzien）这样的将军，前者在思考步兵一分钟应该走75步还是76步，后者在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1793年）下令：“梳辫子的人必须跟在穿燕尾服的人后面。佩剑必须高过臀部。戴假发时必须露出两绺真发。”
1700083886
1700083887
据霍耶称，5普军在大革命战争中实现了从3排步兵线列到两排的进步，但在三年战争期间——尽管当时发生了大量战斗——普军连一场真正的会战都没打过。那时的人们很少会想到新时代的浪潮即将来临，这从前面引述的一批著作面世时新时代已经到来中就可见一斑，如霍耶的《战争艺术史》是1797年，比洛的《新军制神髓》（Geist des neueren Kriegssystems）是1799年。
1700083888
1700083889
普鲁士大王去世仅仅3年后，法国国内就爆发了大型运动，这场运动将逐渐席卷整个欧洲。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军队从王室一边倒向了共和派。革命胜利进而不仅改变了法国军队的品格，战术和战略也依次有了变化，从而将战争艺术史带入了一个新时代。
1700083890
1700083891
法军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一再失败并未彻底动摇军队架构，而且在路易十五时期还取得了吞并洛林的重大对外成就。法国同时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方面要跃升为欧陆霸主；另一方面要与英国争夺美洲和印度的主导权。前者是通过与普鲁士结盟，后者即七年战争，与奥地利结盟。两次行动都失败了。法军规模庞大，装备精良，统兵者也不缺少个人层面的勇气和技艺。但七年战争中指挥法军的廷臣将军们没有能力发动战略所需的大决战。我认为可以这样说，研究七年战争西线的历次战役对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是非常好的铺垫。6这里讲得并非战役暴露了统治阶级和高层人物的暴虐或渎职。尽管他们满脑子贵族思想，但朝廷和将领还是有足够的雅量将监军总管的重任交给了一位资产阶级文官、旅店老板的儿子杜韦尔内。尽管有人控诉他，他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最高层到处都是才智平庸之人，军队指挥也受到权谋私斗的影响。
1700083892
1700083893
法军统帅经历的连番失败侵蚀了士气的脊梁——军纪。事实上，法军从来没有达到普军意义和方法上的军纪。普军那种严苛精准，日复一日，奉行不断的操练在法国是闻所未闻。法军军纪向来只能维持表面秩序，带领部队投入战斗而已。现在军队打完七年战争回国了，光荣没有多少，只有大量尖刻的嘲笑和自嘲，军队中已经剩不下多少权威了。战争大臣圣热尔曼大力重建军纪，仿效普鲁士，用没开刃的刀抽打的惩罚方式代替关禁闭。但军官和士兵都表示反对。尽管士兵主要招募自社会中的坏分子，但他们也不愿意遭受鞭打；军官则不愿意使用自己不赞同的手段。因为当时法国文学中散发出的人文精神也影响到了法国贵族，不仅士兵军纪废弛，军官中也是如此。重建严格军纪必须要自上而下地贯彻，必须像普鲁士那样对士兵和军官一视同仁。这靠战争大臣下令和援引普鲁士军队的光辉范例可是做不到的。
1700083894
1700083895
1758年，圣热尔曼写信给监军总管杜韦尔内：“服从是团结人民、建立社会和谐的纽带；没有服从，则万事失序，混乱与灾难接踵而至。”但正如纪律会产生威势，威势也是建立纪律的一个因素。波旁王室已经失去了威势，而随着圣热尔曼强化纪律的努力归于失败，弊病反而更强，激发和强化了反抗的精神。尽管路易十四的绝对专制确实约束了封建贵族固有的桀骜不驯，却并未完全消除之。随着王权衰弱并遭到质疑，反抗精神焕发新生，与民主精神携手共进，甚至将军官都拉到了反抗运动一边。于是，王室在1789年没有可用于镇压群众运动的兵力，公权力随之落入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之手，后者为国家制定了一部新的宪法。
1700083896
1700083897
根据新宪法，军队维持原有的募兵制。国民议会几乎一致认为义务兵役制是暴政并加以否决。由于宪法基于分权原则，所以军队依然由行政机关掌握，也就是由国王掌握。此举是理论的要求，但理论往往不符合实际。有人说国王担任军队首长对新生的自由极其危险，因此他的行政权被多方限制。他只能任命一部分军官，其余军官由一套复杂的年资加选举的制度产生。除了不得超过1800人的禁卫军以外，国王不得在国民议会会场方圆37英里（约60千米）以内驻军。外国人团要解散。常备军以外要设立另一支武装力量，即名为“国民卫队”的民兵组织。国民卫队不受国王调遣，而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市长控制。国民卫队的兵力极为庞大，因为所有成年选民名义上都属于这支部队。
1700083898
1700083899
但由于舆论反弹，国王无疑会再次掌权，假如没有外战掺和国内运动的话。
1700083900
1700083901
尽管有种种政治与民族分野，但针对法国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欧洲依然算得上一个团结的整体，甚至在法国国境之外也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反响。说各国国王联合起来扼杀新生的自由法国当然是不正确的，但他们确实企图通过威胁施加压力，保护群聚于边境的流亡者，而且对阿尔萨斯境内德意志领主尚存的封建权利没有报以同情。这一切都被法国民主派拿来作为向弗朗茨皇帝宣战的理由，他们指望着宣战不仅能振奋国民精神，还能实现法国吞并比利时的长久野心。但奥地利得到了普鲁士的帮助，后者放弃了腓特烈的政策，与奥地利联手对抗法国的社会动乱，以为这样能开辟通往权力与征服的新路。
1700083902
1700083903
革命让法国军队陷入了无力行动的涣散状态。随着革命的发展，运动初期支持反抗的军官团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大部分军官无法适应新观念和新状况，也抛下部队出国了。
1700083904
1700083905
法军入侵了几乎不设防的比利时，但刚看到敌人就溃散了，他们以为遭到背叛，还杀死了军官。在奥军和普军抵达前，法国有3个多月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征召的国民卫队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正规军，但这些民兵营大多毫无用处。尽管如此，法军还是顶住了。不伦瑞克公爵统领的普军加上辅助部队有8.2万人；奥地利刚刚结束了一场与土耳其的战争，在比利时的兵力还很薄弱，只有4万人左右。但普奥两国入侵的预期是大批法国民众忠于王室，会将德意志部队当作解放者欢迎。事实证明，这完全是幻想。普军夺取隆维（Longwy）和凡尔登（Verdun）后，法军统帅迪穆里埃在阿尔贡地区（Argonne）后面布置防御阵地，甚至被普军团团包围也坚守不退。迪穆里埃有6万人，普军第一天有3万人，第二天有4.6万人，余部用来防备身后尚未夺取的法军要塞[色当（Sedan）、蒂永维尔（Diedenhofen）和梅斯（Metz）]。普军的问题是要不要在背对敌境的情况下冒险打会战，一旦战败就会被歼灭。而且即便打赢了，考虑民众的敌对心理，普军也不可能向巴黎推进。当然，法军没有进攻的能力，但他们人数更多，还有大批火炮。迪穆里埃明察局势，表现出了值得高度赞扬的果断，决定严守不动。双方进行了一轮死伤合计不超过200人的火炮对射后（1792年9月20日），普军决定放弃进攻，终于决定班师。
1700083906
1700083907
换作腓特烈，他会在瓦尔米（Valmy）发动进攻吗？如果我们想到他在科林、洛伊滕、曹恩道夫、库诺斯道夫和托尔高的大胆进攻，那么或许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但如果想到他总是告诫不要深入敌境太远——他称之为“尖端”——而从波希米亚推进到布德韦斯对他来说已经算是“尖端”，再加上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威胁维也纳，那么回答时可能就会有所犹疑，不会将普军退兵的决策归因于并无事实依据可言的主观将道。
1700083908
1700083909
我们或许可以反过来问：这一决策，或者说犹豫不决的基础真的是扭曲的理论，也就是不流血战争的观念吗？这种观念可能有一定的心理影响，但不能视为决定性因素。关键点是普军意识到反抗的强度远远超出了预期；本来指望法国人民支持，结果泡了汤，而且入侵军队的兵力不足以实施进军巴黎这样的宏大行动，就连腓特烈也会是同样的看法。
1700083910
1700083911
入侵失败了。法国打退入侵靠的不是革命的资源，不是征召民兵，而主要是旧王军的残余，特别是他们的物质资源——要塞和火炮。尽管旧王军因为革命而陷入混乱，实力削弱，而少数志愿兵和辅助兵编成的营只是杯水车薪，但普奥联军的攻势也远远弱于当年欧根与马尔伯勒合起来的力量。因此，1792年战役的战略结局是双方实力的自然结果，不应批判苛责或发个人感慨。
[
上一页 ]
[ :1.70008386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