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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2 职业军队：大队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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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组建的罗马军队足以征服东方各国。马其顿和叙利亚两国被击败了，埃及和大部分小国自愿与罗马结盟，成为附庸国。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攻击罗马。但是，罗马在逐步走向世界霸主顶点的过程中依然有大大小小的战争要打，其军事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延续发扬。罗马与高卢人在意大利北部和西班牙的战争仍在继续；解决马其顿；平定希腊、消灭迦太基之后，罗马接下来要与一位努米底亚国王作战。在这些战争中，罗马往往起初受挫，战局长期摇摆不定，最后才占得上风。西庇阿用创立的新军制连汉尼拔都能打败，假如新军制能成为罗马共和国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话，本应轻易征服全世界。但是如前所述，新军制与共和制度根本是相悖的。从现在开始，罗马军事史的运行都脱不开这一内在矛盾的框架，整个罗马史随之亦然。罗马的旧制度仍然存在，即由当年的两名执政官统率军队，其按照需要征召公民参战，战后解散。但是，如果说旧制度之前还可以按照字面意义应用的话，如今已经既不能满足罗马的政策目标，又变得不堪忍受。普遍兵役制不能运用于连续的作战状态，而罗马目前正是战事连绵。士兵不得不前往西班牙、亚洲、阿非利加、阿尔卑斯山区作战，他们不可能同时履行公民义务。我们不妨估计，在法定普遍兵役制下，实际只有约十分之一符合兵役资格的罗马青壮年入伍；1但是，这些入伍者作为公民的一面越来越少，从而组成真正的行伍。这种职业军人状态已经成为事实，但还不是正式的制度，因此在运行过程中伴随着极其显著的不规则性质。公民军队多次与职业军人发生龃龉，尤其是在统帅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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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职业军人还是取得了胜利，因为罗马对其他所有国家享有巨大的物质优势，偶尔战败也好，常年征战也罢，罗马都不会伤筋动骨。而且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将领、军官、士卒——保持着相当大的规模，只要有一位真正有能力的人审时度势，总能组建起一支劲旅，发起决定性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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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了前两次布匿战争的公元前3世纪，我们不妨假定意大利的自由民中有三分之一是罗马公民。因此，如果罗马公民占陆军的一小半，盟邦（socii）占陆军的一大半，而海军主要由盟邦提供，那么军役的负担还是相当平均的。但是，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由于一部分盟邦叛离，另一部分盟邦响应不积极，罗马只能自己把主要的负担扛起来。于是，在战争胜利之后，罗马愈发频繁地征召盟邦出兵，陆军里公民的比例比以前还要低得多。意大利以外的各个行省也展开了征兵，努米底亚人、贝利阿里人、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克里特人等各色雇佣兵均入伍服役，希腊各盟邦则被要求提供辅助兵。通常只有4个军团是真正的罗马公民，约1.8万到2万人。但是，共和国的总兵力常年保持在5万人上下，如果西班牙发生起义，或者一面与马其顿和希腊作战，一面要降服迦太基，这个数目还要不时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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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的蛮族敌人——日耳曼部落——现身边境，威胁要入侵意大利时，一次更加艰难的考验于罗马共和国面前降临。罗马起初遭遇了一系列失败：公元前113年，帕皮鲁斯·卡尔博（Papirus Carbo）于诺里库姆（Noricum）战败；公元前109年，M.尤尼乌斯·西拉努斯（M.Junius Silanus）被阿罗布罗基人（Allobroges）击败；公元前107年，L.卡西乌斯（L.Cassius）在加龙河上游（Upper Garonne）被击败；公元前105年，马里乌斯·马克西姆斯（Mallius Maximus）、卡埃皮奥（Caepio）、奥勒留·斯考鲁斯（Aurelius Scaurus）在阿劳西奥（Arausio）被击败——直到马略（C.Marius）率领新军于公元前102年在六水河（Aquae Sextiae）附近击败并消灭了条顿人（Teutones）和阿姆布昂人（Ambrones），又于公元前101年在韦尔切利（Vercellae）附近击败辛布里人（Cimbri）和提吉林尼人（Tigurini）。我们可以想见，罗马人对于马略通过战场胜利赢得的巨大声望和崇高地位是何其敬畏。他起初为下级军官，之后一步步爬上高位，并连续6次被罗马人民选为执政官。胜利之后，他被誉为“罗马的第三位缔造者”。但是，只要细加推敲就会发现，文献记载中关于这场战争的全部细节都是守门士兵的故事和下级军官的八卦，得不出任何具有真正军事史价值的内容。但是，这场战争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标志着罗马军队逐渐完成了从公民兵向职业军队的转变，正式实现了一种新的军队组织形式。诚然，哪怕就这一点而言，流传下来的直接记载也不完全，但所有迹象都指向一个事实：马略是这种我们之后会看得更清楚的军队组织形式的缔造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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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第二次布匿战争，将军团按年龄分为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三部分的做法肯定是形同虚设了。一方面，每年新组建的两个城市军团（legiones urbanae）几乎全都是刚达到服役年龄的青年，“老年兵”的从军经验大概跟1814年拿破仑的青年近卫军差不多，几乎全都是新兵。3另一方面，在原有的罗马军团里，连青年兵都算不上青年了。实际上，在当年参加过坎尼会战到了那拉加拉会战时仍然在役的军团里，年纪最小的士兵肯定也要比绰号“抱怨鬼”（grumbler）的拿破仑老近卫军要年长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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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按年龄分组、令老兵免遭危险的做法都失去了意义，因为各个单位都已经转变为梯队了。原本被认为要受到优待的老年兵，如今统帅可以随意命令他们从后排梯队转至侧翼，或者转向朝后，或者独立行动，老年兵也可能被派到危险最大的、伤亡最惨重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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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三线阵仍然延续了百年之久，这可以用任何既有组织都有的天然稳定性来解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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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少年兵（veliti）原本有辎重队兼听差和轻步兵这两项职责，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或许已经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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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马略把这些区分统统扫除。辎重队和听差人员如今不再被计入战斗人员，而是从军团编制中清理了出去。5轻步兵的职能完全交给专门的弓箭手和投石手部队。军团由统一武器装备的重装步兵组成。每个军团的支队数目保持不变，但是，每个支队的人数统一为200人，每3个支队编为1个大队（co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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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有600人，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现代军队的“营”（batta-lion），构成了从此之后的基本战术单元。每个军团有10个大队，也就是6000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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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战阵一定程度上基于原有编制，因为每个大队的3个支队都是以前就有的。除了不能编成整个军团，盟邦军队在其他方面的编制与罗马军队相同，其单位以前就被称作“大队”，现在也被分成青年兵、壮年兵和老年兵。7但是，盟邦的“大队”没有战术意义，扎营时大概与军团混居，作战时将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分别编入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马略军改后的大队则完全不同，大队构成单一的、极端重要的战术实体，不会被拆开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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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时为止的支队仍然不构成战术单元，它们规模太小了，没有真正的独立性。即便在个别情况下，1个或几个支队可能会独立行动，或者单独执行任务，但按照常规，执行任务的主体是梯队或梯队一部。以前的支队只有60人、120人，最多150人。新的大队则有600人，他们受过完整训练，能够采取任何行动，按照命令组成任何阵形。统帅可以将部队组成1个到4个梯队，调整梯队兵力，既可以让大队之间呈一定角度，也可以背对背布阵，形成双正面。他可以命令任何一个大队从现有位置出发，前往另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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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团仍然是行政管理单位。原先的战术单元是整个方阵，由1个或几个军团组成。总体来说，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仍然以方阵为战术单元。罗马人首先为方阵安上了“关节”，接着将其分为多个梯队，最后打散成多个小的战术单元，既能结合为一个紧密的、不可突破的单元，也可以灵活变阵，分散行动，转向侧面对敌。旧式的希腊重装步兵方阵一直要警惕敌军可能发动的侧面攻击，特别是骑兵，他们该有多焦虑！马略时代之后，罗马统帅可以命令几个大队保护侧面，由此使其获得安全感。这种布置看似简单，但要让这件简单的事——由众多联系紧密的小型战术单元结成战阵——成为可能真是太难了，需要上百年的发展和罗马人的纪律才能成功。在古典时代，唯有罗马一国真正做到，并凭借它征服了其他所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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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人们发现，将各自为战的士兵结合为整齐有力的集团能发挥最大的效用。但是这样的集团速度迟缓，不机动，侧翼与后方极其脆弱，而且集团中大部分士兵的武器都得不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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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用能够相互救援从而弥补其劣势的多个小的群体来取代一整个大的集团，人们就需要一种新的力量，即军事纪律，用它将众多个体士兵团结为一个单元。这个单元的精神力量要强大于各部分的总和，士兵们由一个意志掌控，坚定不移，连战斗过程中令人胆战心惊的短兵相接、嘈杂、恐惧、激动和死亡的威胁都不能将其打散。大队由大队长牢牢掌控，而大队长则服从统帅的命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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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战术是古典时代步兵作战技能发展的顶点。从此开始，战争艺术家——也就是统帅——的任务不再是寻找新的阵形，而是完善和运用既有的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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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战术的先决条件是职业军队，后者现在已经取代了公民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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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马略时代，旧的征兵形式似乎一直在延续，哪怕这套体系的内容早已改变。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普遍兵役制的执行就很不严格了。这场战争期间，普遍兵役制以最严格的方式、最广泛的范围被重新启用。从那时起，它就变得过时了。与公民人数相比，罗马投入战场的士兵人数非常少，只需要征召少数年龄段的士兵就足够了。但是，出于公平的考虑，与其频繁征召和训练新兵，不如让有经验的老兵继续上阵，哪怕老兵们并不愿意。不过，军饷、战利品、胜利后的赏赐非常丰厚，往往有许多人自愿从军。根据李维（42.32）的记载，罗马与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Perseus）开战时，许多老兵自愿从军，因为他们看到之前参加对腓力和安提柯战斗的士兵都发了财。理论上说，普遍兵役制仍然生效，而且不时地会通过抽签或官方任意指派的方式加以运用。我们不妨假定，抽中名字的人可以找合适的人顶替。在官方指派的情况下，业务繁忙、难以抽身的富人会获得优免，或者通过贿赂以免役。从一个事实中特别能看出公元前2世纪时，兵役概念已经弱化到了何种程度：许多报告显示，危险或战利品少的战役凑不齐兵员。被征人员有各种各样的逃避借口，而且征兵人员普遍不愿意深究。但是，除了大而化之地批判一番，当局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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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不断采取手段，试图为这种随意的管理体制带来一定程度的秩序。尽管波利比乌斯记载了一条法令，即规定罗马公民有义务参加16次战役，如有必要可增加至20次，但是阿庇安有一处写道，参加过6次战役的公民即可要求免役。盖乌斯·格拉古（Caius Gracchus）[85]似乎恢复了这一类针对兵役的限制条件，或者颁布了其他限制条件。但是当辛布里人[86]的入侵在罗马造成恐慌，再也不能让训练有素、久经战阵的士兵免役的时候，这些限制条件通通被取消了。10对于一群无止境地要求公平，却只能履行有限义务的被征召士兵来说，真正的制度与可靠的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之后讨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时候会阐明这一点。强制长期服役的军事原则总是会压倒人性原则；为了公平起见，人性原则会要求相对平均地分配负担，而许多常年服役的老兵已经完全与平民生活隔绝，从军以外别无他途的境遇更是如此。于是，征兵制度出现了名实之间的矛盾，一种实际上由随意指派和拉壮丁——用英国海军史的话说，叫“shanghaiing”[87]——组成的奇特而扭曲的征兵制度。如果执政官过于严格地施行正式法律，公民就觉得是苛政，会向保民官求助。李维《建城以来史》（节选本）第48章和第55章中讲到了发生的两次巨大争议，以至于出现了保民官将执政官下狱的情况，时间分别是公元前150年和公元前138年。现在，马略将陈旧过时的形式一概扫除，建立了一套直接的募兵制度。富人和奴隶压迫旧中间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倾向越强烈，意大利为征兵官提供的资源就越丰富。据称，马略甚至会毫不犹豫地接纳奴隶从军。11即便普遍兵役制当时并没有被立法废除，而且后来它再次构成了征兵的基础，但罗马军队的编成早已是雇佣兵式，从此以后更具有了相应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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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几年之后全体意大利居民都被赋予罗马公民权，罗马军团和盟邦军团的区别也没有了。当然，这一区别从来都是政治上的而非军事上的，类似于拿破仑麾下的莱茵邦联、意大利和瑞士部队，编制战法并无显著区别。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罗马军队中出现的辅助兵（auxilia）就属于另一类了。他们要么是弓箭手、投石手这样的专门兵种，要么是按照部落划分的蛮族士兵；尤其是，所有骑兵都属于辅助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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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百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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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新军制真正的关键人物是百夫长。在现实中，人分高低贵贱，上至一军统帅，下至士兵和民夫；在最根本的分析中，每个人又是同等重要的，但是在罗马新军制中，唯有百夫长真正构成了罗马组织的一面。罗马的将领和高级军官与其他国家差别不大，士兵与其他雇佣兵也没有显著区别。但是，百夫长是完全独有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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