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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13 战争艺术史 2　日耳曼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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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15 本书第1卷中说过，军事成就不止有一个而是有两个差别极大的根源：第一个根源是显而易见的，即单个战士的勇猛和体魄；另一个根源是个体战士要结成坚固的阵形，也就是战术单元。尽管这两种力量——单兵战力和集体团结——的性质不同，但后者绝不是与前者无关。一个全由懦夫组成的单元，不管他们操练得多么熟练，都是做不成事的。然而，如果一群人有中等的勇气，再加上团结组织的成分，那他们的战斗力就要高于纯粹的个人勇武。希腊公民的方阵粉碎了波斯骑士的胆气。古代战争艺术史的主线就是方阵这种战术单元发展完善、推陈出新、形成梯形战术和大队战术的过程。罗马人之所以不断取胜，不是因为他们比所有对手都更勇敢，而是因为他们有纪律，由此形成了更坚固的战术单元。通过这段发展史，我们就能明白从起初死板的方阵演进出各种更小、更灵活的战术单元是多么重要，又多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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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17 只要记住古代战术史的历程，再加上对日耳曼人组织形式的了解，我们一眼就能明白日耳曼人必然蕴含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贴近自然的原始蛮荒生活中，在不断与野兽和相邻部落的战斗中，每一个日耳曼人都养成了高绝的个人勇武。他们生活的团体既是氏族，又是邻居，大家在经济、社区和军事方面都同心一致，而且领导者的权威在日常生活中融入整个团体。不论平时还是战时，百户长统率的日耳曼百户所具有的凝聚力，都让纪律最严格的罗马军团望尘莫及。日耳曼百户和罗马军团蕴含的心理因素完全不同，但结果却别无二致。日耳曼人不做操练，百户长几乎没有明确的处罚权，更别提严厉惩戒部属了。日耳曼人甚至没有真正的军事服从概念。但是，整个团体有着牢不可破的团结。百户的团结是如此坚实巩固，以至于历史文献中也会用村庄、社区、同志和氏族来称呼百户。与文明民族不得不通过纪律打造的人为团结相比，这种天然的团结还要更强。论列阵严整、行军有序、进攻时队伍不偏不散，罗马的百人队要优于日耳曼的百户。但是，日耳曼百户内在的就有团结，人人士气高涨，彼此真心倚靠。哪怕是在外部形势混乱、队伍完全被打散以至于经常出现撤退的情形下，日耳曼百户的内在团结也足以维持阵势。百户长的每一声高呼——我们就不用“命令”这个词了——部属都会听从，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会听从。凡是缺乏训练的战士群体，真正的弱点都在于惊慌失措；但是，日耳曼百户即使是在撤退时也能听从酋长号令，不再后退，反身再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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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19 因此，前一章先阐明百户长与长老，宗域、氏族、百户与村庄长老两者的同一性是有意义的。这不是抽象政治-法律状况的一个争论点，而是要探索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因素。现在有一点是清楚的：百户长统率的不是一支人员构成和组织形式变动不居、依据具体形势而遴选出来的队伍，而是天生就统领一个自然形成的单元。百户长的名号和战时职能与罗马百夫长相似，但两者的区别就好比自然天成与琢磨造就。一名平时不行使族长管理职责的百户长，到了战场上的效果就和平时不操练的百夫长一样。但因为他是族长，所以他不需要部属宣誓效忠、军法或严密管控部属，就能拥有等同于罗马百夫长必须通过最严厉的管教才能达到的组织性，以及类似于后者的服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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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21 罗马人有时会说日耳曼人没有秩序，2日尔曼尼库斯（German-icus）为鼓励军团士兵时也说过“他们撤退起来毫无羞耻之心，也不听长官号令”（“sine pudore fiaǵitii, sine cura ducum abire”）。可按照罗马人的标准，这些话并不属实。但这从反面证明了日耳曼人强大的凝聚力，在斗志高昂的领导下，他们可以在看起来毫无秩序、暂时后退、没有真正的命令式指挥的情况下维持作战，而不至于阵形瓦解，甚至不会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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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23 日耳曼步兵采用的战术被古人称作“cuneus”，近代学者将其译为“楔形战术”（Wedge）。但这个词是有误导性的，就像我们说的“纵队”一样——从技术角度来看，“纵队”大概是cuneus最准确的译法。如果一个人想要比较“纵队”和“横队”两个概念的区别，那么他会指出，“横队”是宽度大于深度的阵形，“纵队”是深度大于宽度的阵形。但是，如果说这些概念运用到现实中已经有模糊的地方了，那么实际用词更是远远超出了“横队”与“纵队”的基本概念划分。例如，我们会将一个深度只有6人、宽度为12人至40人的阵形称作“连纵队”。同理，我们发现罗马人将概念上肯定属于“方阵”和“横队”的阵形称作“楔形阵”（cuneus）。以李维对坎尼会战的记载为例，参战的迦太基中军被称作“很浅的楔形阵”（cuneum nimis teneum），而实际上，它不仅肯定是线形阵，甚至——按照李维的形容——是很浅的线形阵。Cuneus的意思甚至往往不过是“队伍”而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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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25 进一步看，如果从“Cuneus”这个词不能得出确切含义，那么这个词除了笼统描述，同样有具体精确的用法，这也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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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27 “民族大迁徙”（Völkerwanderunǵ）时期[3]的几名作者似乎懂得这个词的精确含义。韦格蒂乌斯（Vegetius，3.19）将cuneus定义为“步兵阵形，前窄后宽，向前推进以打破敌军阵线”。据阿米亚努斯（Ammianus，17.13）[4]记载，罗马人——蛮族人组成的罗马军事单元——以“军人般的直接”（soldatische simplicitas）发起攻击，采用“野猪头阵形”，“前端缩成一个点”（desinente in anǵustum fronte）。阿加西亚斯（Agathias）[5]写道，与纳尔西斯（Narses）作战时，法兰克人摆出了三角形的楔形阵（embolon）*。因此，楔形阵通常是这样的：前端是一名最优秀的战士，第二列有3人，第三列有5人，以此类推。但稍加详查就会发现，这个概念是不现实的。不管楔形顶点的那个战士的身体有多强壮，装备有多完善，当他击倒正面的敌军时，后者左边或右边的敌人总能发现侧面出击的机会。为保护前出战士免受两面夹击，唯一的办法就是第二列的战士尽快上前。但阵形接下来不断展开：现在楔形阵的顶端有3人，他们受到5人的攻击。于是，第三排的战士必须尽快冲到前面。简而言之，楔形阵并不能打穿敌军正面，而是在两军接触的那一刻就开始摊平，并在很短时间内由纵转横。原本为了保持楔子形状而有意留后的侧翼士兵全都冲向前方；三角形的底边开始向前推，端点则向后退，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侧翼的士兵原本身前空荡荡，现在变成了身后空荡荡。因此，楔形阵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估计顶端反而要比侧后士兵还在向前冲的时候损失更惨重。楔形阵可谓愚不可及。一群人不管团结得多么紧密，终究是个体的总和，往前推进当然做得到，但不能像铁锋一般将侧方的全部压力集中于一点或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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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29 古典时代的文献中有两处对楔形阵的正确描述，一处是塔西佗，另一处也是在民族大迁徙晚期，即莫里斯（Mauricius）皇帝或托名为莫里斯皇帝的某人撰写的《战略》（Strategicon，成书年代或为公元579年）。《战略》[6]中写道，“金发人”——法兰克人、伦巴第人（Lombards）等类似民族——的进攻阵形深度和宽度相等。4塔西佗（《历史》4.20）则提到了巴达维亚人（Batavians）的“楔形阵”：“四面紧密，前后侧翼皆坚固”（“densi undique et frontem terǵaque ac latus tuti.”）。如果“四面人数相等，不仅前后相等，左右也相等的紧密队伍”是方阵，那么，深宽都是20人，总人数就是400人；深宽都是100人，总人数就是1万人。这样的阵形不会是正方形，而是一个前窄后宽的四边形，因为在行军过程中，横排间距会拉大到纵列间距的两倍左右。如果队长，或者说酋长走在深度这么大的纵队前方，身后或两旁是扈从的话，那么队伍看起来就像方阵前面探出一个点。与现代作比较的话，我们可以说它类似于一个骑兵旅进攻时的情形：旅长带头，身后有3人——副官加上两名司号员——再后面是两名团长及其副官和司号员。接着依次是8名中队长及其司号员、32名排长和其余士兵。我们可以用三角形来描述它，但它只是阅兵阵形而已。按照条令规定，骑兵旅并不是渐次插入敌军正面，真到打仗的时候，尽管军官排在前面，但他们会号召士兵冲到自己前面，从而全体同时冲入敌军。日耳曼“野猪头阵形”的尖角同理。当日耳曼酋长或北欧领主（thane）领着扈从走在士兵方阵前方时，他会利用先锋的位置发起冲锋，带动和激励全体战士随自己向前。但那杀入敌军大概是同时发生的。顶点的任务并不是率先楔入，而是在两军整体相撞的那一刻随队长冲锋，发挥冲击单元的作用。即使前端没有一个顶点，深纵队也会呈现为三角形。如果这样一个楔形阵——假设长宽都是40人，总数为1600人——向一个宽大的正面冲锋，那么受威胁最大的位置就是第一排的两端，因为这两个人在两军相撞时不仅要对付前方的敌人，还要招架敌方最近的纵列敌人发起的侧面攻击。因此，前排侧翼的士兵进攻时会比较谨慎，稍向后退，于是最先接战的就是前排中部。另一方面，后排靠外的纵队进攻时很容易被挤到外面。这样一来，本来就狭长的纵队前部就会给人留下尖角的印象。但这并不是好事，与其说是结阵，不如说是解阵。在冲击和推挤敌军时，整个阵形越齐整越好。前排侧翼士兵越勇敢，其他人就越不会怀疑他们是畏葸不前。后排士兵越能掩护好纵队，冲击力就越强。毫无疑问，队长们会尽可能确保士兵发起冲击时的深度与宽度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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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31 当日耳曼人以纵队冲锋时，战士们会唱响“战歌”（baritus），同时将盾牌举到嘴巴前方，利用回声来扩大音量。“一开始像是单调的低语，”塔西佗告诉我们，“音量随着激烈的战斗而越来越大，直到如惊涛拍岸一般。”5我们之前发现斯巴达方阵的随军笛手是其行军有序的证据（参见第1卷），同理，战歌也能证明日耳曼楔形阵的秩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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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33 如果日耳曼楔形阵冲向另一个类似的单元且双方都没有被冲散，那么，双方后部的士兵都会往外冲，试图包抄对方。如果楔形阵冲击的是方阵，要么楔形阵突破了敌阵，这时敌军很可能不是被砸开了一个点，而是被撕开了一条线；要么方阵稳住了阵脚，这时楔形阵除了继续战斗就别无选择，只能尽快从后面拥上前去，拓宽正面，同样转换成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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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35 罗马百夫长有固定的位置，在方阵前排的右侧行军。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发挥自己的职能：维持与敌军间距，下令齐掷标枪后近距离突击。日耳曼百户长则是昂首挺胸地走在楔形阵的前方。当几个氏族共同组成一个大的楔形阵时，每个小阵形只有两三列宽，彼此紧挨着，百户长走在各自小阵的前面，酋长带着扈从走在大阵前面。由于不需要下令齐掷标枪，因此也不需要维持间距，发起攻击时与敌军的距离要长得多。队长不需要担心友邻单位的情况，也不需要维持特定的方向，只需要找准最有利的路线，抓住偶然出现的机会，领着身后的士兵向前猛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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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37 日耳曼最初的战术单元是略呈方形的深纵队，正如古希腊罗马最初的战术单元是窄长的方阵[7]。再次强调：这两种阵形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毕竟，方形阵的行列数不一定要相等，就算纵列数大约是横行数的两倍——比如宽度为140人，深度为70人，总共9800人——目的同样能够达到。我们仍然可以将这样的阵形称作“方形阵”，而且事实上也必须这样做，因为70人的深度已经足以独立护卫侧翼了。6借用塔西佗的说法，它仍然是“四面紧密，前后侧翼皆坚固”。反过来看，大纵深的希腊方阵也是有记载的。这样来看，两种阵形之间就没有明确的界限，会有交叉。但这并不会泯灭它们在理论上的对立关系。而且，我们也不难明白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最初采用不同阵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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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39 希腊方阵比楔形阵优越的地方在于，它直接投入战斗的武器更多。10排纵深、1万人的希腊方阵，第一排有1000人；换成100排纵深的楔形阵，一线人数就只有100人了。如果楔形阵不能立即突破方阵，那么其马上就会被四面合围。希腊方阵是一种可以执行包抄的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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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41 反过来看，希腊方阵的弱点在于侧翼：一侧受到的强大压力会将阵形卷起来并被击垮。骑兵尤其适合施加这样的侧翼压力。但日耳曼人有强大的骑兵，希腊人和罗马人则没有。因此，日耳曼人偏好大纵深阵形，以加强和保卫侧翼。而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这种需求的重要性就小得多了，他们可以冒险让纵深变浅，从而将更多的武器推到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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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43 另一个事实也必然起到了强化双方各自倾向的作用：日耳曼人的护甲质量和数量都不及工业发达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因此，日耳曼人惯于只将少数装备最好的战士放在前排，以便尽可能增强大纵深带来的冲击效果。楔形阵内部那些装备低劣的士兵并不能造成太多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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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45 最后，楔形阵还有行动便捷的优点，地形破碎也不会使其陷入混乱，而希腊方阵快步前进时只能走很短的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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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47 问题在于日耳曼方形阵的规模有多大？平常是结成一个大阵，还是分散成几个或许多个小阵作战？总体阵形又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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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49 恺撒说过（1.51），在与阿里奥维斯塔作战时，日耳曼军队是按部落（ǵeneratim）结阵的，阵与阵之间等距排列：阿鲁得斯人（Harudes）、马克曼尼人（Marcomanni）、得里布契人（Triboci）、汪琼内斯人（Vangiones）、内美德斯人（Nemetes）、塞都尼人（Seduni）和苏维汇人（Sueves）。可惜的是，我们不知道这支部队的人数（参见第1卷）。恺撒带上战场的军团规模大概在2.5万到3万人，而日耳曼一方无论如何都要弱得多，因此不妨估计为最多1.5万人。那么，排除骑兵和部署在阵前的轻步兵，日耳曼人共摆出了7个楔形阵，每阵2000人，长宽各为40人左右。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冲了上来，罗马百夫长甚至来不及照例下令投掷标枪，士兵就将标枪丢掉，立即持剑格斗。恺撒接着写道，日耳曼人马上照例转为方阵（“Germani celeriter ex consuetudine sua phalanǵe facta impetus ǵladiorum exceperunt”：“日耳曼人很快就按照习惯，结成方阵来迎战罗马人刺出的剑”）。我对此的解读如下：当方形阵没有突破罗马人的战线（恺撒自然地命令第二梯队上前支援），罗马人插入己方阵形空隙，要从侧翼打垮楔形阵时，最后排的日耳曼战士冲到前面补空，于是形成了希腊式的方阵。这个过程肯定会有混乱，而且恺撒下面一句的“方阵”用了复数形式，或许可以解读为：日耳曼人没能组成一整条连续的战线。后排战士冲到前方的行动是表现日耳曼军个人勇武的一个光辉例证，因为楔形阵既然没有突破罗马军的方阵，那么日耳曼军的强项便失去了基础，战局遂转向不利。面对人数占据优势、阵脚稳固且更加严整的罗马大队，日耳曼人也没有丧失勇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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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51 塔西佗对战况的记载与恺撒描述中得出的图景相符。根据塔西佗（《历史》4.16）的说法，西威利斯（Civilis）将手下的坎宁尼法提斯人（Canninefates）、弗里斯人（Friesians）和巴达维亚[8]人各自编成了楔形阵。在另一场战斗的记载中（5.16），他特意提到日耳曼军不是一字长蛇阵，而是楔形阵（“haud porrecto aǵmine, sed cun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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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53 由于形状的原因，日耳曼楔形阵很容易集结，且不需要专门训练就能运动自如。当普鲁塔克（《马略传》19）说安布罗尼斯人（Ambrones）一边有节奏地敲击盾牌，一边迅速进入战斗时，我们不应该按照字面理解，以为他们的脚步像阅兵队列一样精准，而是可以大致将其理解成由一种自然倾向所驱使的动作。另外，日耳曼人也能够轻易将整齐的阵形打散，向前冲锋，或者迅速以零星队伍甚至单兵的形式退入森林或原野。尽管如此，他们这时显然保持着结阵的精髓：不管是出于本能还是队长的号召，内部都具备团结意识，他们相互信任、一致行动。我们前面就讲过，这种精髓决定了一切，它比表面上的秩序重要得多。与由天生的领袖——百户长或长老——统领的、天然形成的日耳曼部落相比，纯粹依靠军纪掌握该精髓的难度要大得多。因此，日耳曼人不仅会酣战，更擅长小股战斗、林中突击、奇袭、诈败和各种形式的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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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55 日耳曼人装备有限，而且缺少金属。诚然，他们早就从青铜时代发展到了铁器时代，但与地中海地区的文明民族乃至凯尔特人不同，他们还不懂得按照自身的需要来延展坯料，自由地赋予其样式与形制。8令人惊讶的是，在某些方面，相比共和国时期罗马人的武器，我们对日耳曼人的武器要了解得更多，因为日耳曼人与凯尔特人一样会把武器随葬，于是我们今天可以挖出来，而罗马人没有这种习俗。对罗马人来说，武器只是一件制成品，就像他自己在支队里的地位一样，只是一个单位——几乎只是一个数目，征兵官安排他在哪里，他就在哪里。日耳曼人和他的武器是一体的，武器是主人的一部分，因此，日耳曼人的武器会和尸体一起下葬。我们甚至可以按这个意思更进一步来想。大部分随葬武器都被折弯过，不能使用。有人说这是为了防止盗墓贼把武器偷走。这种解释大概没抓住重点，因为单纯被折弯过的武器很容易被修复。再说了，随葬品里还有珍贵的珠宝呢。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人死后就什么都做不成了，他的武器也随之失去了力量。对墓葬内容的仔细调查与比对确实修正了一部分罗马人对日耳曼人装备的认识，但总体来说是确证了罗马人的观点。罗马人告诉我们，有头盔或铠甲的日耳曼人极少。他们最重要的防具是覆革大盾，其材质有整块木头的，也有编织而成的。他们头上裹着生皮或皮革。塔西佗（《编年史》2.14）中有一段日尔曼尼库斯的战前讲话。这名罗马统帅说，日耳曼人的军队只有第一排的人（acies）装备了长矛，其他人只有“用火烧出尖的棍子或者短矛”（“praeusta aut brevia tela”）。当然，这是鼓舞士气的夸张说法，如果大部分日耳曼人真的只有尖木棍的话，那他们的勇气在从头保护到脚的罗马士兵面前也是无用的。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第6章中有更准确的记载。他开头也说日耳曼人的长矛和刀剑都很少，接着说他们的主要武器是夫拉矛（framea）。他在其他地方（《日耳曼尼亚志》6、11、13、14、18、24）常常提到这种武器并对其有过描述，说它是一种矛，类似于旧式的希腊重装步兵矛。战斧是后来才出现的武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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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57 至于长矛和短兵器如何在楔形阵中配合，这一点颇多疑问。在前面提到的日尔曼尼库斯讲话中，他宽慰手下士兵说，日耳曼矛在森林中不如罗马人的短剑标枪灵便。我们或许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日耳曼人的矛的长度与萨里沙长枪和16世纪德意志地区雇佣兵“国土佣仆”（lansquenet）的长枪相当，这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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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59 长矛是双手武器，因此长矛手不能持盾，于是我们必然得出一个结论：长矛手是穿盔甲的。他们站在最前列——大概与起保护作用的牌手混编——形成楔形阵的突击矛头。当他们凭借强大的冲击力突破敌军正面，让对方陷入混乱时，装备夫拉矛的战士就会从后面冲上去，快速进入战线的缺口。如果没有短兵器的密切配合，长枪在近身肉搏中就毫无用处。因此，长矛手自己也必须装备长剑或匕首作为副武器，以便继续作战，直到战斗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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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61 如果我们认为罗马人对日耳曼超长矛的记载是夸大其词，只是因为日耳曼矛比罗马标枪长的话，那么情况就简单多了。如果日耳曼矛只有12英尺到14英尺（约3.66米到4.27米），可以单手使用并配盾，那么它与夫拉矛的区别就不会大到两者无法在方形阵中混编的程度。这似乎是合理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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