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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第二篇 民族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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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 日耳曼人为主体的古罗马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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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的题目是“古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冲突”，现在到了第二篇，题目是“民族大迁徙”。按照直到目前依然得到公认的传统观点，两者并置是不正确的，将后者放到前者的底下似乎更为妥当：民族大迁徙不正是“古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冲突”的关键点和决定性因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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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事实不是如此。实际交战和军事史意义上的古罗马-日耳曼冲突在3世纪就结束了。随着3世纪的结束，有能力与日耳曼人作战的罗马军事体系、罗马军队不复存在。罗马国家、罗马世界帝国无疑延续了下来，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几乎保住了全部疆域，而且在失去西部省份后又在东半部分存在了整整一千年。但是，令这一体系得以持存的军事力量不再属于罗马人了。早在4世纪，保卫罗马国家的就不是军团了。罗马续命的方式是招揽一些蛮族为自己效力，利用他们击退另一些威胁和压迫罗马的蛮族。冲突的双方无疑仍然是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但交战的双方不再是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真正在打仗的是日耳曼人和其他蛮族（匈人和斯拉夫人），敌人同样也是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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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篇中讲述的罗马人自己过去的军事体系崩溃后，罗马帝国的蛮族雇佣兵体制引发了“民族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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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迁徙”这个名称近年来多有争议，尤其是有人提出，这种迁徙绝不是五六世纪独有的，而是在整个世界史中都有的。与古典时代向中世纪转折期的人群移动相比，十字军东征和欧洲人殖民美洲同样有资格被称作“民族大迁徙”。这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如此，保留这个曾经被普遍认可名称的特指含义似乎仍然是有好处的。即便恒常的、永远不会彻底结束的人群迁徙确实存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现象与形态，尽可能为每一次迁徙起上专有名词总是好的。除了匈人来袭和之后的斯拉夫人迁徙，“民族大迁徙”主要指日耳曼部落迁居到罗马帝国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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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日耳曼人迁居应该被视为持续的大规模征服和威压行动：朝气蓬勃的日耳曼人终于涌入了老态龙钟的罗马帝国。前一篇中的讨论已经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与其说罗马军团被日耳曼人打败了，不如说被后者取代了。我们要描绘的场景不是罗马人与日耳曼人接连不断的斗争，而是转型期的形势，这种形势导致罗马世界帝国变成了罗马土地上的一大群日耳曼王国，它展现了士兵不再是罗马人而是日耳曼人的罗马帝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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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恺撒的时候起，事实上是从第二次布匿战争起，异族雇佣兵——最早是投射手和骑兵——就构成了罗马军队的一部分。蛮族成分甚至强有力地渗透到了军团中。即便蛮族辅助部队的比例时有增加，甚至可能持续增加，但奥古斯都凭借他的政治智慧找到了恢复和保存军团罗马本色的路径与手段，之后一直这样到3世纪为止。据记载，马可·奥勒留曾收买日耳曼人对付日耳曼人（“emit et Germanorum auxilia contra Germanos”）。卡拉卡拉的后继者谴责他说，他赠予蛮族的赏赐与发给全军的军饷一样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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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3世纪的内战中，蛮族成分愈发占据上风。加里恩努斯在赫鲁利人瑙罗巴图斯（Herulian Naulobatus）的帮助下击败了哥特人，于是将执政官徽记赐给了瑙罗巴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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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团名义上还存在，但性质已经改变，堕落成了衰弱的民兵。除了这些退化的军团，还有少数军团采用了蛮族雇佣兵部队的体系，从而保持了战斗力。戴克里先麾下的约维安（Joviani）军团和赫拉克勒斯军团就是例子。当年真正的罗马军团兵制以纪律为基础。军团行列中不光有受战士天然本能的感召、主动为马尔斯献身的志愿兵，也有征召来的新兵，他们起初只是体质达标，是军事训练和百夫长的严厉管教让他们变成了合用的士兵。这一强项现在没有了，只剩下前面一个要素，也就是天然的好战本能。哪怕是文明民族也总有这样一些人，用塔西佗描述日耳曼人的话说，他们宁愿靠鲜血而非劳作为生，他们有强烈的军事荣誉感，或者只是有一股血勇之气。但是，这种人的数目总是很少的，不足以建成奥古斯都或塞维鲁那般规模的军队。他们足以让罗马人的特色在少数单位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训练有素的军团本色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外貌和战法都类似于蛮族，而蛮族的战斗力自然也是来自天生的个人胆色与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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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军制是逐步转向新形态的，但最终完成时非常迅速。完成阶段开始于3世纪前中期，到了3世纪末期的戴克里先时期就已经完成。依然存在的罗马成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罗马人。由君士坦丁统领出征意大利，在米尔维安大桥（Milvian Bridge）一战击败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皇帝，然后攻占罗马城的军队已经是蛮族为主了。佐西姆斯（Zosimus）[31]告诉我们，君士坦丁的部队召集自从属的蛮族——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布立吞人。3如果这些部队将十字架奉为自身标志，那主要不是因为君士坦丁想拥有不惧怕卡皮托利欧山诸神的部队——因为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不可能害怕这些神灵——而主要是因为罗马市民中有一个遭到马克森提乌斯镇压的强大基督教派系，君士坦丁则希望将这伙人争取过来。与日耳曼战士国王一样，君士坦丁身边有一群“扈从”，这批新贵取代了旧的元老和骑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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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4世纪，我们经常能发现罗马元素与日耳曼元素并立。斯特拉斯堡会战前，军队统帅尤利安（Julian）做了一番激励士气的演讲，其中勉励将士“恢复罗马旧日的荣光”（“Romanae majestati reddere proprium decus”），还把敌方打成蛮族（阿米阿努斯，16.12.31）。但是，听讲的这支军队不单单如战记所说是包含一部分日耳曼人，而是显然以日耳曼人为真正的主力：克努提人（Cornuti）、布拉奇亚提人（Bracciati）和巴达维亚人也均有提及。他们在进攻时高唱“战歌”，并在不久之后用日耳曼人的方式将尤利安举到盾牌上，将他选为皇帝。4当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真正的“民族大迁徙”如洪水般卷来时，罗马史家为我们描述了第一场大战的情景：“蛮族”唱起纪念祖先的英雄赞歌，“罗马人”则高呼“战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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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考古发掘活动发现了一条不寻常的证据，展现了公元4世纪时罗马军队的日耳曼化程度。多瑙河与多布罗加[32]（Dobrudscha）的夹角地带有三道不同时期建立的防线。现在已经证明，最古老的一道防线是面朝南方的低矮土墙，大概是由蛮族建造，用来抵御罗马人的。第二道防线是比第一道高的土墙，完全符合日耳曼长城的特征，大概也是在同一时期由罗马人修建的。第三道防线是石墙，修建年代可以肯定是4世纪。但是，它本身及附属的工事完全是中世纪早期日耳曼地区的风貌。它们不可能是日耳曼人自己修建的，当时的日耳曼人依然很不愿意做苦工。然而，下令修建并具体规划的长官已经是日耳曼人了。他们不再生活在罗马的军事传统下，但与军事体系的方方面面一样——因而，工事也不例外——他们转向从故乡带过来的理念，然后运用充足的资源，按照他们在罗马境内看到的例子加以发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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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barbarus”（字面意思是“蛮族”）是指称士兵的术语；军费被叫作“fiscus barbaricus”（“蛮族费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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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被这样一个事实误导：当时的文献仍然在谈论罗马的制度、罗马的名誉、罗马人的勇气。就连普罗柯比（Procopius）[33]——尽管他本人到处说罗马打胜仗主要是蛮族的功劳——到了6世纪还在谈“罗马人的勇气”战胜了蛮族，因为胜利是在皇帝的旗帜下取得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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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3世纪末开始，罗马军队就是由形形色色的雇佣兵单位组成的。这些部队有大量——有可能已经占大部分了——纯蛮族，也就是日耳曼人，他们作战勇敢，但作战以外极难控御，尤其是在和平时期。如果有纪律的军团的哗变已经够频繁了，那么时至今日，皇帝和帝国都要完全仰仗这些蛮族群体的善意了。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效力于皇帝的日耳曼人总感觉自己只是辅助部队。由于有过必罚、有仇必报的军团就站在身边，所以日耳曼人从没想过造反。如今，民族意义上的罗马人单位——它们仍然叫作军团——数量稀少，而且本身就包含蛮族，他们与异族雇佣兵的心态非常类似。如果日耳曼战士发现契约中的某一处细节没有被履行，或者他们的要求没有被满足，那么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今天还在领皇粮的日耳曼战士明天就对之前的统帅刀兵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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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性质的军队在实力、效率和作战意愿方面远远不及过去的军团。即便有君士坦丁这样的皇帝表面上完全恢复了皇权的统一与威势，但这依然只是表象，因为少了当年军团的牢固根基——军队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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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对罗马帝国的衰弱对精神生活产生的长久影响做一个简短观察。为了替代缺失的军事力量，君士坦丁与规模庞大的主教联合体基督教会结盟。如果他的军团还能像古代的军团那样支持他的话，罗马皇帝大概不会——说得明白点，绝对不会——容忍这支君王般的势力存在于身旁，而且军团还能给他一支镇压如此自信、独立的新兴教会势力的力量。教会能从德西乌斯到戴克里先的历次迫害中成功生存下来固然有殉教烈士的原因，但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衰弱的罗马国家不复拥有当年的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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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古典文明的沦落，教会的生存空间打开了。守护长城多年的高效边防体系不复存在。日耳曼人强渡莱茵河和多瑙河，从黑海扬帆起航，横跨地中海，驶入大洋，没有任何地方能抵挡他们的劫掠。除了掳走为奴者，其余居民都被他们无情杀害。甚至今天还有60多座法国城市保留着当时被焚毁——在嘲讽的大笑中，就像罗马人笔下的阿勒曼尼（Alamanni）王切诺多玛（Chnodomar）那样9——和毁后重建的痕迹，新城内的建筑紧紧贴在一起，还有围墙保护。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和平时代，城市是开放的，而且往往得以广泛地延展，此时却换上了狭窄的街道，周长也尽可能小，以利自卫。在当时建造，屹立千年，直到被现代修路工或考古队员用鹤嘴锄再次拆掉为止的厚重城墙和塔楼中，我们发现了石柱、雕像、雕带、梁柱的遗迹，上面常常有标明建造年代的铭文，而且蛮族放火的痕迹尚存。但是，我们在远离这些要塞城市大门外的地方找到了神庙和圆形剧院被毁的遗址，这让我们可以猜想当年开阔城市的规模。10那时的罗马帝国比奥古斯都时期的人口更多，文明生活的各种资源更丰富，同时它也变得过于软弱，不能保卫自己的文明，因为它失去了常备军，也就是训练有素的军团。富有爱国心的修辞学家辛奈西乌斯（Synesius）在阿卡狄奥斯（Arcadius）[34]在位期间徒劳地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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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容忍武装的西徐亚人（即哥特人）四处游荡之前，我们应该号召全民拿起刀剑矛枪——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将战争的荣耀交给异族人，这是可耻的，哪怕是他们对我们有用处的时候，也是可耻的——这些武装分子毫无疑问想要统治我们，于是，我们这些没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就不得不与老练的战士交手。我们必须再次唤醒古代罗马的精神，亲自上阵作战，革除一切与蛮族相通之物，将他们从一切官职和元老院里赶出去；因为在内心里，他们终究只对那些我们罗马人一贯推崇备至的尊位抱有愧意。要是忒弥斯和阿瑞斯看到身披兽皮的野蛮人在指挥罗马军旗下的士兵，或者将羊皮放在一边，迅速换上托加长袍，与罗马官员共同商议和决定罗马帝国的事务，两位神灵定会掩面！当他们坐在执政官旁的尊位上，位列高贵的罗马人之前，当他们一离开元老院议事厅，便换回自己的兽皮，与本族人取笑托加长袍时，他们会打趣说，穿托加长袍的人拔不出剑来。这些野蛮人，曾经是我们的好家仆，现在却想统治我们的国家！如果他们的军队和领袖决定起事，再与他们遍布帝国、充当奴隶的无数同胞会合起来，那我们就大祸临头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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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作家兼古物研究者弗拉维乌斯·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Flavius Vegetius Renatus）在同样的情怀下着手研究古代作者，描述了罗马人当年凭借罗马伟大的基石——罗马军制——取得了什么成就，古人遵循什么样的军事规范，还说这套规范必须重新建立并被奉为典例，以此挽救帝国，恢复旧日的威力。于是，他创作出了一本沿用千百年的军人手册，但崩溃中的帝国是不能用演说或书本救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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