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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2 战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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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我们发现在世界军事史的所有时期，一个国家的军制与战术总是有着至为紧密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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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装步兵方阵在马其顿国王和罗马共和国的贵族官员手下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而后者转向大队战术与制度变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日耳曼百户的作战方式与罗马大队不同，这是符合其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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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耳曼人的全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条件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时，他们有没有可能保留当年在原始森林中形成的作战方法？或者说，怎样的新形态会就此发展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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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日耳曼人被誉为步骑皆精，一个部族的骑兵可能更优秀，另一个部族可能以步兵闻名。阿里奥维斯塔的强悍在于步兵与骑兵混编的“双卒”。在高卢战争最关键的第七年，恺撒用招揽来的日耳曼骑兵加强己方部队，并在其帮助下击败了维钦托利。同一批骑兵在法萨卢斯会战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内战的其他决定性战斗中无疑也是如此。卡拉卡拉皇帝在位的213年，阿勒曼尼人第一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们以骑战精熟闻名（“ǵentem populosam, ex equo mirifice puǵnantem”：“一个人数众多、擅长马上作战的民族”）。1事实上，他们在斯特拉斯堡会战中就是凭骑兵取胜的。类似地，日耳曼人在阿德里安堡会战中占据上风也是因为骑兵。生活于西哥特人治下的西班牙人伊西多尔（Isidorus）说，西哥特人尽管是优秀的步兵，但尤其擅长在马上投掷标枪。维蒂吉斯称赞勃艮第人和图林根人（Thuringians）的马匹耐力强（“injuriae tolerantes”）。2普罗柯比用平淡的语气说，汪达尔人还没有学会步战，全部是骑兵。（“他们或者是标枪手，或者是弓箭手，不知道如何作为步兵参战。相反，他们全都是骑兵，主要是持矛刺人，兼用刀剑。”*）3查士丁尼用汪达尔人战俘编成了5个骑兵团（“他建立了5个kataloǵoi*”），派他们去东线戍守。4甚至早在200年前（约270年），另一位希腊作者德克西普斯（Dexippus）就提到过汪达尔人，说他们是一个主要由骑手组成的民族。5我们还发现东哥特人偏爱骑马作战，不用弓箭，用刀剑枪矛，而且人马俱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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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人也是优秀的骑手。当年普鲁塔克（《奥托传》第12章）和迪奥·卡西乌斯（55.24）就提到过后世法兰克人的一个重要族群——巴达维亚人，说他们是特别优秀的骑兵（“日耳曼人中最好的骑手*”“他们最擅长骑马*”）。《百官志》将巴达维亚人和法兰克人列为骑兵；坎宁尼法提斯人（也是后世法兰克人的一个族群）中的一支在铭文中得到了印证，7在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著作中，他们经常以骑手的形象出现。8但是，当他们在哥特战争期间入侵意大利时（539年和552年），则以步兵为主，只有国王的护卫骑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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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当时的拜占庭军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分兵种；步兵和骑兵，劈砍武器、戳刺武器和弓箭全都混编在一起。甲骑也带弓箭，也会徒步作战。换言之，真正的战士就是骑兵，步兵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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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阔地带，孤立的步弓箭手无法抵挡骑兵。但在有己方骑兵掩护，或运用工事或天然屏障的情况下，步弓手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甚至对骑兵也是一样。当时——首先是在乌尔比西乌斯（Urbicius）的著作中10——出现了一种在后世付诸实践的思想，那就是用可移动的障碍物“拒马”保护弓箭手免遭骑兵冲击，但弓箭手一直只是辅助兵种，骑兵更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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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近战武器的步兵不单纯是个人勇气和技艺的问题，而主要在于他所属的战术单元。配合骑兵与射手，战术单元无疑也能发挥作用，但除了单元以外，单兵同样是重要的。不作为有效战术单元一分子的近战步兵价值很小。亚里士多德写《政治学》（4.13）时就懂得：“没有战术阵形的重步兵是无用的，由于古人尚无此种见识和技能，主力兵种还是骑兵。”腓特烈在1758年的《战术沉思录》中用相近的语言写道：“步兵必须作为有序的群体才有力量，一旦阵形松动崩溃，一小支骑兵趁步兵混乱的机会扑上来就足以将其消灭。”11（“que l’infanterie n’a de force que tant qu’elle est tassée et en ordre, et que lorsqu’elle est séparée et presque éparpillée, un faible corps de cavalerie qui tombe sur elle dans ce moment de dérangement, suffirait pour la détruire”）12罗马军团正是这种密集阵形的步兵，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会被骑兵冲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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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撒留有一次对部下说，波斯步兵是由贫困的农民组成的，带上阵是为了拆城墙、抢死人的财物、为士兵服务。13实际情况肯定没有这么糟糕，罗马步兵的地位与之相比可能也要高一些。但总体来说，查士丁尼和库思劳的军队是很类似的，对波斯步兵的评判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步兵在罗马人中间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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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已经确信，日耳曼人军事力量的根基不只是个体的蛮勇，同等地还有百户长领导下的氏族凝聚力。日耳曼人发动进攻时会组成大型的楔形阵形，或者叫野猪头阵形。尽管我们在日耳曼人中间找不到多少真正的军纪观念，但氏族天然的凝聚力仍然赋予其在文明民族中间要由纪律提供的东西，那就是战术单元，合众卒于一志。氏族组织随着日耳曼人与罗马人混居而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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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在各个新王国定居的人就分为两类。一类脱离了旧的氏族单位，直接为国王或国王手下的伯爵服务。他们吃住都在王宫内或王宫附近，有的人根本没有家，其他人和家属会分到一小块地。另一类继续在氏族单位中生活，数目估计是大不如前。第一类人无疑主要生活在城市中；第二类人在乡间，或者由分地形成的大地主领导，或者连这样的领导都没有。过去，氏族的男丁数鲜有不满百者，多达数百也是常识，现在则分裂成了规模小得多的群伙，彼此不再有共同的生活方式，也不再能养成一体的精神。14乃至宫里的人和伯爵直属的人还发现了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将其群体聚拢的焦点。甚至仍然生活在乡间的氏族领袖与氏族成员的关系都彻底变样了。旧的百户长和同胞们生活在一起，在村社生活中自然形成了权威。新的地主则变成了贵族老爷，生活方式与同族的普通乡民越来越不一样。如果说他们现在还会组成传统的楔形阵，那么他们当年的凝聚力和价值观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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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原来的战术单元，或者通过操练等权宜手段使之重建是不可能的。它的先决条件已经丧失了。日耳曼国王和手下的伯爵对同族行使的权威与旧百户长的权威不是一类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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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物理层面的先决条件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过着联系紧密的共同生活。一个罗马化地区的伯爵领生活着几百个战士阶层的人——哥特人、勃艮第人或法兰克人——他们无疑能够通过不断操练兵器来维持武艺，但不能靠建立操练纪律。后面讲到战术单元重建时期时，我们还会解释这一点。但在我们要进入的时代，军事效能的这一极——罗马军团的价值主要就是基于它——逐渐消散乃至于几乎彻底不见，而全部注意力都倾注到了另一极上，也就是个人勇气和单兵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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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使用夫拉矛、战斧、标枪（anǵo）15或其他各人喜好的近战武器的楔形阵还是能够由相对有效的步弓手所替代的。我们发现，拜占庭人那里实际就是这样。但尽管拜占庭军队主要由日耳曼人构成，但其对弓箭的偏爱必然要归因于统帅。文献中特别记载，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这些独立的日耳曼部族虽然不是不熟习远射武器，但还是更喜欢刀剑枪矛。法兰克人也是如此，很少有提到他们射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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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的衰弱促进了骑兵的成长，因为衰弱的不是勇气，不是运用兵器的能力，也不是尚武精神，而只是步兵这一个兵种，当时的情况也对步兵不利。对现实缺少了解的维蒂吉斯（3.26）都评论道，他那个时代的骑兵再没有什么好希求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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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定居在罗马人中间的日耳曼人来说，骑兵必然是他们全身心投入的兵种，而且不仅仅是狭义的骑兵。他们骑着战马进入战场，既要懂得如何驾驭马匹，在马背上作战，也要在情势需要时下马步战。他们与其说是骑兵，不如说是骑马的战士；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是骑兵，是因为他们能做一切与骑马状态有关的事情。这是一个军队不能组建战术单元的时代。整个军事体系的基础都是单兵，是个人。一个只能用近战武器步行作战的人，如果他不属于战术单元的一分子，威力就很小；步弓手则只能起辅助作用。作为单兵，骑马作战的人比两者都要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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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系一旦发挥作用，再加上自然的动力，发展势头便愈演愈烈。最优秀的人争当骑兵，国王也不再关心传统意义上的步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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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也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尽管意大利和高卢自3世纪以来衰退严重，尽管日耳曼人一再入侵罗马行省，烧杀抢掠，肆虐横行，但两地的人口肯定不会比罗马世界帝国初建时更稀少，甚至可能会更稠密，农业也更发达。当年，恺撒和三头联盟能率领六七万人纵横乡野，但那要有强大财源和后勤组织保障方才可行。如今世道已经退回到了以物易物，日耳曼国王也没有罗马掌握的行政机关。战士不是集合为军团，而是分布于全境，以便就食。大部队作战已经很难成事了，但喂饱一名最优秀的战士并不比喂饱一名平庸的战士更难。论打仗这门手艺，骑兵远胜于步兵。从一片区域集合几百名勉强堪用的步兵从来不是难事，但召集几百名真正合格的骑兵配上合格的战马，哪怕只是50人到100人，那都是很难的。对国王来说，最有用处的伯爵是带来的战士最精，而非最多的那一个。骑兵在每一个方面都优越于步兵，如果马匹数目不太大，他们可以就地自给，而且骑兵在必要时总可以下马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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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恺撒时期，骑兵就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但中坚力量依然是军团，也就是装备近战武器的重甲步兵。骑兵在恺撒军中的比例大概在5%到20%之间浮动。16而在日耳曼-古罗马国家中，骑兵完全占据了上风，但这些骑兵与恺撒的骑兵不完全一样。查士丁尼的军队也是同样：作为特定兵种的步兵消失了。法兰克人或哥特人的骑手与其说是骑兵，不如说是骑马的战士。他们下马步战也不会觉得脱离本职。识别特征只有一个：每名战士都必须是武器运用精熟，身体强健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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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曾对法兰克人和其他民族定居过程的差别作了观察：法兰克人没有参与分地。现在，我们再次认清这一区别的现实意义其实并不大。各地的征兵不取决于可用男丁的数量，而取决于作战时能不能供应上装备和给养，他们能不能派上用场。另外，定居罗马行省的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是非常少的。因此，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之所以索取私有土地，必然是因为他们最初占据的地域很小；汪达尔人则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的原因，有意识地将定居位置局限于庞大王国中的一个省份。同样的原因或许也适用于奥多亚塞和东哥特人；我们至少在意大利南部发现的哥特人很少。当法兰克人在克洛维领导下建立了庞大的王国时，大部分法兰克人还留在一贯生活的故地，或者前几代人夺取的土地上——罗马人要么被全部赶走，要么降服。在克洛维安排伯爵管辖的罗马区，皇室领地、村社公产和没收的罗马富人土地足以供养国王分配给每名伯爵的一小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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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一样，法兰克人的军队规模也很小。从纯粹的日耳曼区召集规模大得多的军队不难，但除非完全抛弃有秩序的组织，彻底摧毁当地的农业，否则就供养不起。他们只能以中等规模的单位进行远距离战略机动，而且问题不在于适合服役的男子总数有多少，而在于能运用自如的规模有多大。这就是狄奥多里克大帝一直对法兰克诸王——克洛维及其子嗣——占据优势的原因。克洛维当然有更多的战士，但东哥特人哪怕分散到了被打下来的意大利各地，却仍然能组成一支保持了机动性的军队。这支军队可以遵从国王和统帅的意志，利用富饶乡土的资源转移到任何需要的地方，然后集合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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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捋一遍主题转换的线索：优势骑兵、突出单兵、战术单位衰落，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军队的小型化。但如果我们首先知道，在那个时代的战斗中，决定胜负的是少数勇士组成的单位，那么克洛维只需要在他征服的广大罗马化地区安置极少数的法兰克人，继而完全用不着实施分地，其原因也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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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氏族解体且战士散居于广大地域，传统楔形阵的凝聚力不如以往，其价值也减小并最终消失了，但单兵的勇气或武艺并没有受损。既然现在只剩下个人勇武这个因素，于是出现了一种最有利于个人发挥的战斗方式，也就是既骑马作战，又不放弃在形势需要时下马步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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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编制、战术是相互影响，相互约束的。通过确定民族大迁徙时期和东哥特军队的规模有多小，我们简洁得出了衡量法兰克军队的标准：他们的军队规模肯定也很小。这就意味着军队是由精锐兵士组成的，从而为骑士军制和战术作好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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