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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 加洛林帝国覆灭后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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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代盛行的狭义国家概念被民族大迁徙摧毁了。尽管蛮族军事首领或者国王能够用强力攫取最高权力，但他们不能一下子就创建建立在集体观念上的政治体系。一而再再而三的分裂表明，这些新政体中最强大的法兰克君主国也没有超过一家一系的思想，最终，新崛起的加洛林家族从原有的掌权者手中夺取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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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家族连出丕平宫相、“铁锤”查理、丕平国王、查理曼，四代明君重建国家，带来了一定的国家观念，并将其拓展到了整个西部帝国。但查理曼死后，加洛林帝国崩溃的速度甚至比墨洛温王朝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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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年查理曼之子通过继承法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失败了。政治体系构成的不一致带来的离心力过于强大。直到目前为止，尚无人真正问一问：为什么查理曼的继承者坚持的时间要远远短于克洛维的继承者，因为查理曼留下的国家毕竟要比克洛维留下的国家强大得多，精神水平也要高得多。这个问题还没有人给出答案，但我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从全民皆兵向附庸军队的转变过程在墨洛温王朝只是刚刚开始，而在查理曼时期就彻底完成了。但是，只要国王权威有所动摇，附庸们——他们有自己的封建领主，受其供养并直接受其管辖——就会把权柄交到田产广阔和把持伯爵职位的大家族手中。帝国刚刚被虔诚者路易的儿子和孙子瓜分并被拖入内战，这些大家族就让帝国变成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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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王国从帝国的遗体上形成了。它不再是统一的国家，而是好几个不同和类型各异的王国：德意志、法兰西、勃艮第和意大利。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家族和曾被加洛林帝国打破的地理单元不再被掌握一切权力的君主所完全压制。1恰恰相反，大家族、地理单元与新兴王室共同构成了政治体系。封建体系占据了上风，国家观念在其中被分解为一个等级体系，上层、中层和下层各有其权利。国王只能行使有限的权利，如果不是同时握有公爵的地位和权力，那就没有配得上王号的实权。产生或遗留的国家观念只是模糊的影子而已，构建和团结政治实体的因素不是国家观念，而是附庸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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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法兰克王国的东部，起初是形成了一批与古老家族结合的公国：萨克森、巴伐利亚、施瓦本、法兰克尼亚[17]和洛林。公爵们从自己当中选出萨克森公爵亨利为王，后来又向他效忠，于是德意志王国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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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王国比先前的加洛林帝国更弱，因为国王承认公爵领地是独立的单元。哪怕是他后来消灭了旧的公爵家族，任命了新的伯爵，他仍然不得不保留公爵领地本身的完整。他当上国王不是因为有明确的继承权，而只是因为他有世袭的宣称权，必须先得到公爵投票认可。但是，这套程序对王权施加的限制对国家武装力量是有利的。要是伯爵手里的兵太多太精，查理曼的继承者就不可能高兴，因为恰恰是这种状况会让伯爵变成危险人物。即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而且确实发生了。但既然君权的根基是顶级贵族的合作与自由意志——国王是被最重要的封臣选出来的，要与他们商量着治国——那么自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封建体系中的每个层级（国王、公爵、伯爵，主教不久也会加入进来）都在不遗余力地建立高效的军队。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同时也有益于整体。只有通过逐级构建，每一级都有一定政治独立性的封建国家，中世纪的军事力量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独立精锐士兵的观念从墨洛温时代起逐步发展起来，只有10世纪以来的封建国家才能与这种观念达到完全的政治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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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新王国与加洛林帝国好像没什么区别，因为亨利一世的后代——起初是父系，后转为母系（萨利安家族）——统治了德意志200年。但是，这种统治的内在精神不同于先前的王朝，因为其延续凭借的不是明确的世袭权利，而是通过选王。因此，它要接受法理上得到认可的对立势力存在，而且不得不尊重这些势力。与王位一样，公爵和伯爵这些高级官位在法理上也并非明确世袭而只是终身占有的封地。但在现实中，公爵和伯爵通常是父子相承，而且越来越接近纯粹的世袭制。我们或许可以说，封建国家最纯粹的形态在于这样的局势：就王位和封地而言，各种制度——世袭制、选举制和任命制——没有一种占据主导，而是共同达成了一种现实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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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级分权——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组织，教会也是如此——的对立面是由之产生的政治动荡。这些不完全的主权者们各有一定的独立军队，彼此摩擦不断。中世纪是一个几乎无休止发生内战的时期。但正如古希腊的小城邦一样，兵力恰恰在不断的私斗中增多了。希罗多德说起，希腊城邦之所以能战胜波斯人，是因为先前雅典与埃伊纳的内战使得各城邦大造舰船，等到必须将一切力量集结起来的紧要关头时，便有可能立下奠定乾坤的大功业。德意志王国建功立业的可能性还要更高，因为超越所有小势力的王权建立并延续了下来，形成了天然的聚焦点，提供了天然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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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份现在仍然经常被引用的文献，奠定德意志王国政治基础的亨利一世也创建了一套独特的军制。据说，他发展了萨克森骑马武士，修建城堡，要求9名军人中有8人要长期屯田，但要将三分之一的收获交给城堡，剩下的第九个人住在城堡中，负责守卫城堡和储存其他8人送来的粮草。按照上述表述形式，这段记载整体——关于具体细节的重要性大小，可谓众说纷纭——应被视为无稽之谈，应从批判历史学中清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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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的重大成就是在政治方面，首先是建立或至少是进一步发展了萨克森公国，然后是发展了新的有限君主制。军事制度还是先前发展了很久的那一种。2如果奥托大帝时期的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取得赫赫战功的战士阶层，还有守卫国家的坚固城堡和堡垒都是奥托的父亲亨利建立的，如果忠诚于君主家族的维杜金德（Widukind）指出这些都是事实，那也不过是将远景拉近，这在民间传说中司空见惯，希罗多德笔下波斯人对波斯王室的记载就是一个例子。早在查理曼时代，萨克森人和弗里斯兰人就已经骑马作战了，而在战乱频生的下一个世纪中，他们当然没有忘掉骑战的本领。3从远古时代起，马就是萨克森“武具”（Heergewäte）的一部分。他们在异教时期就修建了城堡，至少从加入法兰克文明的时候起就建起了城市。因此，亨利能做的不过是从人员和物质两方面去发扬和强化他继承的军事制度。维杜金德记载的传说性质在这个说法——驻守城堡的任务总是9人中取一人——中尤其明显。在和平时期，城堡守军的兵力取决于城堡的规模和位置，取决于在边境还是内地，但绝不会取决于城堡所在区域——各个区域的面积和人口可能会相差很大——的士兵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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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将每年收成的整整三分之一储备起来是不可能的。最后，城外战士是最不可能承担播种收获和供养城堡职能的人。这些事情会交给非战斗员，也就是农民。因此，亨利国王绝不会颁布哪怕只是类似的法令。试图去解读关于训练新式萨克森骑兵的记载更是白费工夫，比如有人说亨利创建了轻骑兵；也有人说，恰恰相反，他创建了重骑兵；4还有人说他教会了骑兵以紧密阵形行动。5维杜金德的记载写于所记事件发生的近半个世纪之后，应该彻底从一手史料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它只不过反映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重大事实：通过政治权力的更新与集中化，军事体系在质量尤其是数量方面也实现了增长和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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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件正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即奥托大帝在莱希菲尔德（Lechfeld）击败了匈牙利人。这场胜利让罗马-日耳曼世界击退了新一轮的蛮族入侵，推动了德意志王国以及随之而来的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因此，我们会专门用一章来讲述这场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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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王国西部的发展过程有很大不同。首先，加洛林家族的统治在这里多延续了两代。当掌握大片疆土的豪族们最终脱离加洛林王朝，将法兰西公爵于格·卡佩（Hugh Capet）选为国王时，卡佩王朝无力像奥托大帝在德意志那样，在整个西法兰克地区建立真正的王权。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兰西岛公爵头上的王冠一直不过是个头衔和政治虚构之物。尽管如此，法兰西的军事组织与德意志并无重大差别。意大利也是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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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下的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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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在查理曼时期，国王不会从某个伯爵领地征召指定数目的士兵，而是要求全体或部分战士阶层的成员都上战场。兵额没有定数，伯爵领地的大小和贫富有显著差异，甚至领地与集结地点的距离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生病、开小差、与盗匪交战、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总会让来自远方的部队沿途遭到或多或少的损失。国王甚至不能掌握各个伯爵领地能出多少人的必要统计数字，因此也无法规定明确数字。此外，士兵数量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也不是真正的负担。找人，哪怕是找可用的人，大概也没那么困难。6决定性因素是昂贵的装备和相应的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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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世纪之后的完全封建制国家，采取了一种不同于加洛林帝国的更简便的形式征兵。由于公爵和伯爵——不久之后，主教和修道院长也加入了——的职能逐渐由官员转向领主，军务成了他们直接关切的事务，用不着别人监督。在参加会议的领主的建言下，国王决定并公开宣布战役安排，而且逐渐形成了所有领主都要庄严宣誓参会的惯例。宣誓程序似乎在亨利一世时就有过一次，7后来一直延续到腓特烈二世时期。8当时，每名领主带来多少骑士和仆从都是他自己的事，而且领主在御前会议上建言的分量与手下部队的多少强弱直接挂钩，这是比任何点兵检阅都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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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红胡子腓特烈[18]在朗卡利亚平原（Roncaglian Fields）颁布且之后多次重申的军队条令中规定，不参加战役者要受到剥夺封地的惩罚，但并未提及带来的兵力太少的情况。文献中只有少数几处表明兵力被纳入考量。例如，《科隆王室编年史》（Kölner Königschronik）在亨利八世国王侵入巴伐利亚公爵领地（1233年）一条下记载，集结于奥格斯堡（Augsburger）附近的莱希菲尔德的王室军队约有6000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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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每名领主在决定带多少人参加一场战役时会权衡具体情况和自身利益，而非规定一个明确的数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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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设立某种标准，以便明确每名伯爵应该派出的部队人数，规定伯爵征召手下和发放粮饷的义务，加洛林诸国王下了多大的功夫！这些努力全都没有成功，新建王国的统治者更是省去了这个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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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再次试图通过加洛林王朝敕令中的证据来重构当时的军事体系，此事注定与查理曼当年的努力一样徒劳无功。学者们同样尝试为萨克森王朝、萨利安王朝和霍亨斯陶芬王朝找到某种客观的衡量标准，以此来分配和规定各个时期的兵役负担。在没有充分理解中世纪国家特殊性的情况下，他们将现代国家的需求挪到了古代。没有明确的法律、机构和条例来分配赋税和劳役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除非我们意识到中世纪国家不仅不需要这种条例，而且不能实施这种条例，否则就不算真正理解中世纪国家。封建制度意味着将至高无上的主权划分为多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参与全国性事务的行事依据是自身的判断，而不是上级规定。封建时代的真正特点就在于此，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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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现代国家不是单纯依靠法律、法令和条例，其在很多方面要仰赖公民的善意和自愿配合一样，中世纪也会在某些情形和条件下会采取定额征兵。从文献来确定到底在哪些情况下会提及数目，这既是有价值的，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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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国王的各大附庸中，只有一位在文献中留下了应派出兵力的明确常规数目（骑士300名），就是后来称王的波希米亚公爵。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不属于德意志王国和德意志国会，而只是从属于德意志王国的异族人，也就是捷克人。尽管兵力有规定——如果当时已经有这样一支部队的话——但在在与波希米亚公爵利益攸关的情形下（莱希菲尔德会战），规定自然不会阻碍他带着1000人去找领主。作为亨利四世最忠心的附庸之一，他可能还会经常拿出超过300人的部队去支援自己的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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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腓特烈一世后来也对意大利城市做了具体规定。例如，他在颁布给卢卡城的章程中规定，该城应为征讨罗马和南意大利的战役提供20名骑士，并为朝廷和军队提供价值400里拉（lira）的现金和粮草（Fodru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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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二世时期的文献中讲了一次规定数目的大范围征兵。981年，大概身在意大利的皇帝颁布了针对阿拉伯人的动员令，要求美因茨、科隆、斯特拉斯堡和奥古斯堡主教各出100人，特里尔、萨尔茨堡（Salzburg）、拉蒂斯邦主教各出70人。其余官员及各地应派兵员如下：凡尔登、列日（Liège）、维尔茨堡（Würzburg）三地及富尔达、赖谢瑙（Reichenau）修道院长，各60人；洛尔施（Lorsch）、魏森堡，各50人；康斯坦斯（Constance）、库尔（Chur）、沃姆斯、弗赖辛（Freising）、普吕姆（Prüm）、黑斯菲尔德（Hersfeld）、埃尔旺根（Ellwangen），各40人；肯彭（Kempen），30人；施派尔（Speyer）、图勒（Toul）、塞本（Seben）、圣加仑（Saint Gall）、米尔巴克（Murbach），各20人；康布雷（Cambrai），12人；阿尔萨斯公爵领，70人；下洛林公爵，20人；戈特弗里德（Gottfried）藩侯、阿努尔夫（Arnulf）藩侯、奥托公爵、科诺（Cono）公爵、黑策尔（Hetzel）伯爵，各40人；其他伯爵为30人、20人、12人不等，另有一名伯爵是10人。另外，黑策尔伯爵应派40人，如伯爵本人亲往，则只需带30人。征召总数为2080人或2090人。有人根据这份文献得出结论说，征兵总是采取这样规定数目的方式，只有这一份文献流传至今是偶然情况，或者说德意志王国有一份确切的各地应出兵数额登记表。12然而，我们可以确定奥托二世的征兵令是例外。假如真有一份固定的出兵数额登记表，那就用不着规定数目，而只要规定比例就够了。列出数目本身就表明是例外情况。一大批领主——上洛林公爵、全体萨克森诸侯、乌特勒支主教——都不在名单上，而且在征兵总数里面，教会诸侯要出1482人，世俗诸侯只要出598人或608人，比例仅略多于四分之一。兵役负担分配不可能长期像这样不平均，尤其是当时的教会诸侯的影响力还没有在之后的几百年里那样广泛。因此，这次征兵是根据具体情况和特定观点执行的，主要不是为了战役本身，无疑只是为了增援驻扎在意大利的军队。这一点也能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要具体规定数字。国王有必要说明自己期望受召诸侯在当前状况下拿出多少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阿普利亚（Apulia）[19]战役和兵力增援，通常的征兵基准——根据当地兵力前来——是不适用的，比如下洛林公爵必须知道他只需要派出20人，不需要更多。出于特殊原因，教会诸侯的负担要远远重于世俗诸侯，许多世俗诸侯根本没有被征召。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具体规定数目的征兵行动不止这一次，而是经常发生。然而，如果这是常例的话，那么最后肯定会形成一套明确的制度，也就是名册。但我们已经看到当时根本连名册的一点点影子都没有，这是有充分理由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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