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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70008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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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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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第4卷，也就是最后一卷，面世于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刚结束后的那一年。本卷的研究工作在1914年就基本做完了，大部分书稿也已写完。有人可能会设想，那场席卷而来的风暴会激励我完成这项使命，讲完这个主题，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注意力反而被引开了。我搁下了笔，最后完稿时并没有联系当下。本书中提到的“当代”基本上指的都是世界大战前夕，也就是我实际写作的时期，偶尔指的是我实际参战的时期。（我于1867年参军，1885年以预备役中尉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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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计划一直写到德意志统一战争，结合拿破仑战略的发展讨论毛奇的战略。但我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那会直接引出世界大战的问题，而学术界对世界大战的界定尚不完善，这样的探讨也不符合本书的学术宗旨。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思考最近的事件，只是我对这个主题的探讨还达不到学术研究所需的严谨和冷静。因此，本书会以拿破仑和他的同时代人作结。但后续内容我已经写了一些，一直写到今天，只不过是以另外的形式呈现。关于19世纪后期的军事史现象，尤其是毛奇的战略和世界大战的经过，我把想说的话、能说的话写成了单独的文章，收录于与本书同时期面世的3卷本合集《战争与政治：1914年至1918年》（Krieg und Politik，1914 bis 1918）中。关于毛奇的文章收录于合集《回忆录、文章与演讲稿》（Erinnerungen，Aufsätze und Reden），合集中另附原发表于《普鲁士年鉴》[115（1904）：347]的《19世纪战略学发展史》（Entwickelung der strategischen Wissenschaft im 19，Jahrhundert）一文。在附文中我联系施利希廷（Schlichting）的观点和我对坎尼会战的分析，对毛奇提出的新思想，后来被施利芬发展为两面包围的两线进军战略进行了更详尽的说明与心理、技术两方面的澄清，进而引出了我对世界大战中的事件的战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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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对现代战争的介绍中，武器战术这些技术层面的内容不会重点讨论，这是自然而然的。原因并非技术因素不如先前重要了——事实上，技术因素的重要性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原因在于，技术因素在形式上一目了然，重要意义不需要多加探究。相关文献现在已经有很多了，让我可以将关注点局限在实际结果上。另外，马克斯·雅恩极有价值的《军学史》（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一书已经为有意深究技术层面的读者提供了系统的资料，更让我有理由择要而论。我希望略写技术层面的做法能够让本书的主旨——国家组织形式、战术与战略之间的关系，正如完整标题“政治史框架下的战争艺术史”暗示的那样——更加明晰。认清战术、战略、国家组织形式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方面与普遍史之间的关系，这种做法已经澄清了许多过去认识不清或存在误解的点。本书的旨趣不在战争艺术史本身，而在世界史。如果军界人士通过阅读本书得到了灵感，我会感到欣慰和荣幸，但本书是由一位历史学家写给史学同仁的。如果这本以战争为内容，特别以政治史为框架的书被划分为文化史，我也不会反对。因为战争艺术与美术、建筑学、教育学同样是一门技艺，因为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军事组织决定的，而军事组织又与作战技术、战术和战略紧密相关。这些事物都是互相影响的。每个时代的精神反映于各个方面的个别现象中，而每个个体的知识——具体到我，就是战争艺术史——都会增进人类整体发展的知识。世界史上没有一个时代的根基不曾受到本书主题的结果影响。但要让人们接受这种写法的意义是需要费很大力气，甚至要努力争取才行。当我向利奥波德·兰克解释时，就连他也当面表达了不认可。在提名阶段，我目前有幸任教的院系曾提出过异议，说军事学不属于该校的研究领域。当我将第1卷——毕竟深入探讨了古代史，尤其是罗马史的内容——呈献给特奥多尔·蒙森时，他虽然对我表示了感谢，但也说自己恐怕没有时间阅读。再加上总参谋部也不赞同本书，我的争取过程确实很不容易。我的门生没有一位当上军事科学院讲师，而渐渐认同我结论背后逻辑的历史研究者们也尽可能不事声张。我们之后会看到，直到不久前，我甚至不能让其他学者正确复述我的观点。新思想不仅要与传统观念顽强斗争，还要对付更加难以动摇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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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出版时，我感到有必要在前言中提及尤利乌斯·贝洛赫的《古希腊罗马时期人口研究》，它算得上是本书的先驱；现在，我也不能不提及一本既是本卷不可或缺的先声，又是本卷极有价值的补充的书，那就是马丁·霍博姆（Martin Hobohm）的《马基雅维利时期的文艺复兴战争艺术史》（Machiavellis Renaissance der Kriegskunst）。这是一本兼具学术性和文学性的著作，我完全接受它的结论。另外，霍博姆博士整理了后续研究所需的资料，为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除霍博姆博士，我还要感谢西格弗里德·梅特博士（Dr.Siegfried Mette）的校对和索引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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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德尔布吕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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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格伦瓦尔德，1919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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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第一篇 文艺复兴时期的军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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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 欧洲现代步兵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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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军事体系威力惊人的基础是密集大方阵带来的集体效应，200年的不断胜利让方阵中的每个人都充满自信。全民尚武让全民上阵成为可能，不管后者有多么勇猛，庞大的阵势压倒了旧式职业军队的匹夫之勇。凭借南锡一战，瑞士战法走出了曾帮助瑞士取胜的重要盟友，大山。早在以格朗松和穆尔腾两战决定胜负的那场战争中，瑞士联邦主要是为了法国国王，而非自身政治利益而战。如今，他们开始通过为异族效力而威名远播。如此一来，德意志民族的一个小分支就具有了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其他地方的民族看到瑞士战法的优越性，于是纷纷开始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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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重骑兵，辅助骑士作战的射手和近战步兵早就有了。要取得进步、要实施变革的关键是：这些步行士兵原本只是辅助兵种，如今则要编组为规模大得多的密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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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只有两个民族充分实现了这一进步：德意志和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也有类似的趋势，但只有萌芽，并未完成，或者说直到很久以后才完成。这里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明显区别。不过，让我们首先来阐明现代军事发展的第一个实例，发生的地点是德意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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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兰人与吉内加特会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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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9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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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瑞士人首次采用瑞士战法的战斗是南锡会战开始两年半后的吉内加特会战（battle of Guinegate）。大胆查理的女婿马克西米利安大公（Archduke Maximilian）在此战中击败了一支法军。因此，正是曾经饱受瑞士军威之苦的勃艮第人，如今首次成功试行了瑞士人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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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米利安原本在围攻小边堡泰卢阿讷（Thérouanne），恰好此时有一支由科尔德（des Cordes）统率的法国援军从南边而来，于是大公出兵阻击。法军和往常一样由骑士和射手组成。除了每名骑士配属的敕令军团射手以外，大批免税射手也来了。马克西米利安在这两个兵种方面比对面弱得多，却有不少于1.1万名装备长矛或斧枪的近战步兵，他们是由根特治安官兼弗兰德斯军总指挥让·达蒂齐勒（Jean Dadizeele）带来的。马克西米利安年仅20岁，身处妻子的领地，他既无经验也无权威来创立新军制。但他军中有罗蒙伯爵，后者的领地在紧临伯尔尼和弗里堡的诺伊恩堡湖畔。他为勃艮第公爵与瑞士人作战。他极不情愿与瑞士为敌，不管是平时或战时，没有人比他更熟悉瑞士人。据文献记载，正是这位出身瑞士的伯爵仿效瑞士制度组建了弗兰德斯步军。我们还可以设想，向现任统帅提议带上大队步兵的人也是他，而且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勃艮第治下的低地地区更适合组建新军。事实上，早在1302年弗兰德斯诸城起义军击败法国骑士的科特赖克会战中，当地人就运用过类似的战法。这套战法在1382年的罗斯维克会战中失效了，因为面对骑士，弗兰德斯平原没有瑞士群山那样的天堑。尽管如此，低地地区还是保存了一支强大的战士队伍和强烈的尚武精神。就连大胆查理的军队都有很大比例的尼德兰人（Netherlanders）[1]，如今瑞士人又为他们的尚武精神再展神威提供了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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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把4000名泰卢阿讷守军——他们在会战中会威胁勃艮第军后方——计入法军，勃艮第一方的总兵力大概还是比对方多几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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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都采用步兵居中、骑兵在两翼的部署，一边的步兵是射手，另一边以矛手为主。勃艮第矛手分为两个既大且深的方阵，指挥官分别是曾在南锡会战中效力于大胆查理的拿骚伯爵恩格尔贝特（Count Engelbert of Nassau）和罗蒙伯爵。马克西米利安本人没有按照骑士作战的传统与骑士并肩作战，而是手持长矛加入了方阵，身边有一批贵族。2马克西米利安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作为少主来到低地地区后就制造并操练起长矛。所以，我们可以说步兵在贵族陪同下进行了系统的矛术训练和操练（drill）。让贵族——他们自然要站在前列——加入方阵，加强方阵步兵战斗力的做法早在中世纪晚期就相当常见了。但现在有一个重要区别：贵族拿起了步卒的长矛，不再只是带领步卒作战，而是与步卒共同组成了整体性的战术单元。据“最杰出的编年史”记载：“罗蒙伯爵立于阵中，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站在步卒和长矛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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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德的右翼击退了伴随步兵方阵的勃艮第骑士，还夺取了已经摆好的勃艮第大炮。尽管勃艮第一方有许多射手，但战记中根本没有提到他们。在强大的法军面前，他们无疑马上就顶不住了，要么逃离战场，要么退入矛手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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