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00432 战争艺术史 [:1700085879]

1700100433 战争艺术史 3　拿破仑的战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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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35 我们应该再说一遍：战略的天然原则是集结兵力，寻找并击败敌军主力，接着乘胜追击，直到失败者屈服于胜利者的意志，接受胜利者的条件，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占领敌国全境。“在战争的一切目的当中，歼灭敌方武装力量永远是至高无上的一项”（克劳塞维茨）。那么，攻势行动的目标就不是某个地方、某片区域、某座城市、某处要地或某座仓库。如果一方凭借巨大战术胜利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摧垮了敌方武装力量，使其无力再战，那么胜利者就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目标来开拓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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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37 旧制度下的军队规模太小，战术太呆板，成分太不可靠，无法在战争中践行上述基本原则。他们只能呆立在凭借自身战术无法攻克的阵地前，也不能绕过去，因为他们必须随身携带粮草。他们只敢浅浅地进入敌境，因为他们不能保卫大片区域，而且要确保交通线万全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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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39 拿破仑摆脱了这些枷锁。他从一开始就将全部胜算押在取得战术胜利、让敌军失去行动能力上，然后乘胜追击，直到敌人接受他的条件。这条最高原则的推论影响到了上至战役方案、下至每一场交战的一切。由于万事自始至终都以压倒性的战术胜利为基础，于是所有其他目的和考量都要从属于这一个终极目的，战役方案自然就简单了。消耗战略的基础是每一项行动都既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七年战争开场时，腓特烈在纷繁多样乃至截然相反的方案之间摇摆不定。统帅越是精明干练，他能想到的可能性就越多，决策的主观性也就越强。拿破仑的战役方案则具有一种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刚开始认清和理解了这些方案时，我们会感觉它们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战略天才的创造性只在于确认事理本身的必然结果。艺术史中秉承古典主义、多用朴素直线的帝国风格与同时期的战争艺术有一些可比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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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41 现在我们要对直接从上述基本原则的对立推导出来的正面结果做一宏观概述。我们不需要做辩证推演，只要考察拿破仑和腓特烈两位宗师的事迹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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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43 按照拿破仑的战役观，他聚焦于敌方军队，而且自始至终以攻击敌军乃至尽可能歼灭敌军为基点。腓特烈也提出过这样的原则：“什么都想保住的人什么都保不住。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敌军本身。”但如前所见，这条原则对腓特烈的意义只是相对的，他一次又一次极大地偏离了该原则。对拿破仑来说，它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当拿破仑多面受敌时，他能将其各个击破。1805年，在俄军尚未赶到时，他就在乌尔姆击败了奥军；接着在普军出手前，在奥斯特里茨击败了俄军和奥军残部。1806年，他再次抢在俄军抵达前击败了普军（耶拿会战），1807年又在奥军缓过来之前打败了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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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45 七年战争爆发时，腓特烈的行事方式全然不同。1756年7月，形势已经完全成熟，奥军还没有动员，俄军和法军还在远方。但腓特烈没有尽快出击，反而特意拖到8月底才开战。假如他信奉歼灭战略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他掌握的资源足以遵行歼灭战略的话——我们必然会将此举判定为腓特烈一生戎马中犯过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但由于他哪怕在最有利的条件下都完全不考虑以彻底征服奥地利为目标，因此他将当年目标局限于占领萨克森就是正确的做法，推迟开战可以避免法国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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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47 有些人为了进一步推崇腓特烈，试图证明他在次年（1757年）有征服奥地利的计划（布拉格会战、布拉格围城战）。他们的心态是何其自相矛盾啊。假如这一计划在1757年是可行的话，那么放到1756年岂不是容易得多！唯有站在消耗战略的基础上，腓特烈的行为才是清晰连贯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七年战争初期与拿破仑在1805年、1806年的行动之间的根本性对立，恰恰以最精妙、最切实的方式证明了历史上的两类战略的本质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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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49 接下来是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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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51 消耗战略的前台上是围攻要塞、阻止围攻和解围。这些事件在腓特烈那里发生的频率要低于前人，但仍然非常重要。而拿破仑在所有战役中（次要行动除外）只打过两次围城战，1796年围攻曼图亚，1807年围攻但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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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53 甚至他决定打这两场围城战，也只是因为他当时不能用手中的兵力继续与敌军打野战。奉行歼灭战略的人只会围攻非围攻不可的要塞，除非是敌国首都，比如1870年的巴黎；或者是敌方全军被包围在一座要塞内，比如1870年的梅斯，或者夺取某座要塞是小规模次要行动的目标。对腓特烈来说，夺取要塞——比如1741年的尼斯，1762年的布拉格、奥尔米茨、施韦德尼茨——往往就是一场战役的实际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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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55 腓特烈公然宣称：“如果敌国要塞林立，一定要全部攻下来，不能放过任何一座。这是稳健的打法，可以免去后顾之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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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57 假如反法同盟在1814年入侵法国时遵循腓特烈的原则，那就永远打不败拿破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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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59 腓特烈开凿运河，不仅是为了商贸，也会用于运送军需。拿破仑则是修路，他打仗主要靠两条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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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61 腓特烈常说，会战对他来说是开给重病患者的“催吐药”。当他想要证明会战决策的合理性时，他往往会说自己别无可能的选择。3在他看来，会战就是听天由命，是撞大运，胜负无可逆料。拿破仑说自己的原则是无七成胜算不开战。4如果腓特烈也奉行这条原则的话，那么他连一场会战都不会打。这并不表明——比如——两位统帅的胆量不一样，他们无疑都是很大胆的，而在于两套体系的差异。如果一个践行歼灭战略的人认为会战就是胜负由天，那么整场战争就都是拼运气了，因为决定战争结果的正是会战。而在消耗战略下，会战只是多个因素中的一个，会战成败可能会被抵消掉。腓特烈在思考一场会战时曾写道，哪怕会战输了，他的处境也不会比原有的处境更糟。5这种话不可能从拿破仑嘴里说出来，说出来也是无法理解。对他来说，在他眼中，一场会战的胜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改变整个局势。普鲁士输了库诺斯道夫会战可以缓过来，法国输了耶拿会战就不行了。如前所见，腓特烈嘴上常说打会战一定要集中全部可用兵力，其实做得很有限。拿破仑确实贯彻了这条原则，尽管在他身上也并非绝对。61805年11月15日，他致书马尔蒙：“世人以为我的天分比别人高，但与屡次败于我手的敌人对战时，我从来不觉得兵力够用；我会尽可能集结所有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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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63 腓特烈的原则是战役方案要尽可能往大了做，他从一开始就说方案在执行中会缩水的。他一次又一次证明自己确实遵循该原则。“宏大的战役方案，”他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说道，“无疑是最好的，因为执行过程中马上就会注意到哪些内容不切实际，然后聚焦于可行的部分，这样取得的成绩要比小家子气的方案来得大，小气成不了大功。”“大计划未必成功，而一旦成功就会决定战争成败。”“要制定四份这样的方案，只要有一个方案成功，一切的辛苦就都值回来了。”7因此，我们如果比较他最初的方案和后来的执行，那就不免会产生他的精力与战略构想不对等的印象，这就错得不能再错了。他一开始制定方案时完全明白方案超出了可能的界限，这样一来，他无论怎样做都在可能性的范畴之内。方案能达到的极限会由客观事实确定；他知道是这样，他的本意也是这样。因此，评价和估量他的战略构想永远要考虑上述条件。拿破仑则恰恰相反。他的方案不会在执行中缩水，反而会扩大。他这样评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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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65 当我制定战役方案时，没有人比我更胆小；我会夸张地设想所有风险，尽可能悲观地看待所有情形；我处在痛苦而焦虑的状态中。当然，我在参谋面前还是会表现出昂扬向上的姿态。然而，一旦做出了决定，我就会把一切都忘掉，只考虑如何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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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67 在腓特烈的会战中，一切都基于密集整体的威力；胜负也被认为决于首轮冲击。而拿破仑开战时往往没有明确的方案，甚至不太清楚敌军阵地的情况。他说过，先接敌再看怎么打。因此，一大部分兵力要留作预备队，胜利靠的是将预备队投入到统帅规定的位点。腓特烈会战与拿破仑会战的这一区别首先要追溯到战术层面，也就是线列战术与散兵战术的区别。不过，这与战略也有关系。在拿破仑那里，会战是从先前的行动有机发展而来的，往往是有预见的。腓特烈的会战则或多或少源于有预谋的主观决断，因此不能有长期酝酿的过程，越快决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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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69 腓特烈终其一生都在种种战略原则、权变和方案之间权衡不休。拿破仑则说：“我打仗只知道三件事，每天走10里格、交战、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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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71 拿破仑允许一场会战没有预先构想就展开，他对战略也是如此。他自称从未有过战役方案。这与前面的内容不矛盾，就是他制定作战方案时非常焦虑。毛奇有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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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73 没有作战方案能算准到与敌军主力初次接触之后。只有门外汉才会相信一场战役是按照提前定好的、巨细靡遗的构想不折不扣地贯彻到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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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75 拿破仑正是在这层意义上说自己没有战役方案的。然而，他对于部队要如何展开、部队展开过程中的情况当然有着非常明确的想法，他也会认真权衡由此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但他不能预先判定到底会发生哪一种。在消耗战略下，我们一再看到战役方案早就规定好了仗要怎么打——腓特烈在这一点上无疑没有同时代的人那么严重，但他还是认为这是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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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77 拿破仑的实力甚至也达不到——比如——夺取整个波斯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程度。甚至普鲁士在1807年也愿意把仗打下去，假如俄国也愿意的话。拿破仑结束战争靠的不只是战场胜利，最终也要通过政治手段。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与前人的差别毕竟只是相对的。但我们已经看到两者的现实差别是根本性的，因为拿破仑确实践行了从歼灭战略的本质合逻辑地推论出来的原则，与亚历山大大帝别无二致。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确信或者说自以为确信，如果自己还不能彻底征服对手，也就是所谓的“耗尽了气力”，他仍然能够用政治手段补救。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他在历史上伟大就伟大在这里。拿破仑骨子里的政治家成分远远多于军人。年轻时也好，后来也好，他都不曾研究军事史或军事理论。每一位有反思精神的军人都会考虑是否应该从浅线列回归深纵队的问题；没有迹象表明波拿巴中尉这样做过。腓特烈读遍了古往今来探讨战争本质的著作和军事史书。当然，拿破仑也经常指出军人必须研究伟大统帅的事迹，吸取前人精华。他列出了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阿道夫、蒂雷纳、欧根和腓特烈。但除了恺撒以外，他本人基本上只熟悉军事色彩很弱的普鲁塔克名人传，他更喜欢读谈论政治和道德哲学的书。他在大革命战争爆发后的作为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的特点。他当时是一名法军中尉；假如他最热衷的事情是打仗的话，他必然会带着自己的团奔赴前线——尤其是他是新政治理念的热切支持者。但这位年轻军官在开战后的整整一年时间里都没有参战，而是忙着为科西嘉制定颇为冒险的政治方案，失败后才投身军界。然而，他在1796年出任驻意大利法军总司令后制定的第一份宏大战役方案是以政治为基点的，目标是让撒丁岛脱离奥地利；1797年，他最后也是通过政治手段结束了对奥作战，当时他已经打到了维也纳附近，而他不仅提议要割地（比利时和米兰）给被击败的敌人，还让奥地利看到了拿到一块肥肉（威尼斯）的可能性。他后来的历次战争也是类似的情况；尽管有宏大的畅想，但他也知道自身力量的限度。至于1812年他有没有失去节制心，有没有做出越界之举，或者是否有一种无尽的内在必然性让他越出了界限，暂且按下不表。我们只要说明一点：拿破仑所处的境况让他能够制定以彻底击败敌人，而非单纯消耗的战役方案，然后通过政治手段克成全功——这是古斯塔夫·阿道夫、路易十四手下的统帅们、欧根亲王、腓特烈大帝都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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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79 有人可能会认为新战略是从新状况的土壤中自己生长出来的，这是错误的。利用手头的素材创造新现象需要有一位了不起的创造性天才。我们在这里特别清晰地明白世界史绝不是像唯物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将首次应用新战略的战役，也就是波拿巴将军的历次战役与他最重要的同僚之一莫罗将军的战役比较一下，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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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81 1795年没有发生决战就过去了，但普鲁士由于《巴塞尔和约》已经退兵。1796年春，法国建立了三支军队：一支由茹尔当率领，在最远到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中游活动；一支由莫罗率领，在莱茵河上游活动；一支由波拿巴率领，在意大利活动。在英国金援的帮助下，奥地利与一众小盟国已经建立了与法军兵力相当甚至更强的反法军队。双方都遵循保卫领土的原则，将军队分散到了漫长的前线上。波拿巴有一部分军队驻扎在阿尔卑斯山区，一部分驻扎在里维埃拉海岸，几乎要到热那亚了。他现在将主力集结到最右侧的里维埃拉，只留了少量兵力掩护与法国的交通线。两边通过亚平宁山口对进，但法军尽管总兵力少几千人，但由于布置得当，每次战斗都有兵力优势。法军击败了敌军中路，插入奥军和撒丁军之间，然后波拿巴向撒丁国王开出有利的停火条件，从而完全占据了上风。8于是，波拿巴将奥军赶回了曼图亚，将敌军残部围在城中并展开攻城。奥军4次出阿尔卑斯山援救曼图亚，每次都被法军击败——有一次，波拿巴为了在决定性的野战中取得人数优势而放弃围攻要塞，丢掉了重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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