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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4 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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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军制首次与法国新军制交锋是在瓦尔米，之后战争又持续了两年（1793年和1794年），腓特烈军制当时仍然具有优势。1795年春，普鲁士出于政治因素，签订《巴塞尔和约》退出了战争，但军事上并未被击败。11年后普鲁士再次与法国交手时，法国人已经被锻炼成了拿破仑的战士，普鲁士一触即溃。如果我们像路易丝王后（Queen Louise）一样说普鲁士戴着腓特烈大帝的桂冠睡着了，那便不能理解事件的全貌。尽管普鲁士人对祖上荣光感到自豪，但批判与革新运动也相当活跃，新旧之争早在危机爆发前就非常激烈。甚至在法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战术创新的时候，时任汉诺威军少校的沙恩霍斯特就在1794年7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当前的对法战争在几点上会颠覆现行战术体系。”临近世纪末（1797年），他又写了几篇文章来阐发“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是，这场战争中的大部分战局都由法国散兵所决定”，他还提议完善德意志诸邦军队中仍然盛行的战术。1他希望将新旧战术有机地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抛弃步兵线列或步兵彻底散兵化是绝不可为的，但他提议让第三排当散兵。2第三排在齐射中肯定是用处不大，而且步兵阵形在大革命战争期间已经转向两排了。但作为一般原则来实施的话，两排阵会导致正面过宽，无法控御，线列太薄，难免危险。现在，通过将三分之一的步兵（不是第一排，而是第三排）转化为散兵，严整密集的传统正面保留了下来，能够发挥其优势。但散兵又能绕过营的侧面前出加强整体火力，效果好于一直呆在线列正面的第三排，而且遇到紧急状况时也可以回归原位，巩固正面强度。沙恩霍斯特很注重保留密集正面用于齐射和后期冲锋，甚至不想教前两排士兵精准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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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了1801年沙恩霍斯特进入普军服役时，他的思想依然没有得到认可。当然，身为将军的霍恩洛尔领主（General Prince Hohenlohe）确实将第三排散兵战术引入了西里西亚团（1803年），他日后在耶拿会战中指挥的就是这些团。但冯·默伦多夫元帅（Field Marshal von Möllendorff）同年在柏林明令禁止开火时瞄准；士兵应“水平持枪，保持头部竖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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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6年之前的普鲁士，新旧显然已经展开了争斗，可旧制度凡是在重要的方面都不曾动摇过，而且从军者依然完全是腓特烈当年的那一类人。然而，有人可能会觉得普军当时的实力比腓特烈时期变差了，其实反而是变好了。军纪稳固，军官勇敢，但军队已经失去了精魂，将帅昏聩不堪，对手又是一位巨人，所以普军被打败是必然的。我在其他著作中已经详细阐明了我对这一时期和上述事件的看法，从惨败到重建，再到普鲁士最终的胜利，所以此处无意赘述。4结果是普鲁士接纳了当初击败自己的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在这些理念的协助下重获新生，在军事领域取得了甚至比以前还要大的进展，并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达到了可能性范围内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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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应该补充一点：1805年战败后，奥地利也在卡尔大公主持下革新了旧战术，将散兵战术、纵队战术巧妙地与线列战术结合了起来，使其达到了一支缺乏民族基础的军队所可能达到的高度。5我在前面引述过马克将军反对散兵战术的论证。1803年，武卡索维奇副帅（Lieutenant Field Marshal Vukassowicz）写给御前军事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展现了旧式军事教育的精神与新精神的差别有多么大，以及向新精神转变是多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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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战争期间，一支部队在贝萨尼亚-达姆（Bes-ania-Damm）被命令将刺刀放低到一半身高的位置，可士兵们没有学过其他动作，于是都像雕像似的一动不动。土军抓住机会，拔出短刀从枪下冲进去，马上就把士兵的脚砍掉了，因为我军必须要从实际教训中才能学会听到“刺”的口令时应该将刺刀刺出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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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依然信奉苏沃洛夫（Suvorov）的那句话：“子弹是蠢婆娘，刺刀才是真汉子。”晚至1813年，俄军中只有轻步兵团采用了散兵战术；其余步兵完全不知单兵作战为何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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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战争大臣沙恩霍斯特通过废除招募外国士兵，建立普遍兵役制——法国自己后来又取消了普遍兵役制——从而将传统佣兵军队转变成了一支国民军。普遍兵役制遭到了激烈反对，在预备阶段根本无法推行，直到发生了暴动（1813年2月9日）的关头才实施。最初只说是战时措施，但通过沙恩霍斯特的门徒和继任者博延的努力，普遍兵役制在1814年再次实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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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已经看到散兵作战对法军无比重要，但它一直是无人培育，自行生长的状态。而普鲁士如今在沙恩霍斯特1797年著作中提出的建议基础上制定条令，实现了散兵规范化；奥地利之前也已经这样做了。基础阵形仍然是3排线列，凭借齐射火力横扫眼前的一切。但第三排可以出列发挥散兵的作用，如有必要，甚至全营都可以散开作战。（在这一点上，沙恩霍斯特已经越出了他本人在1797年的提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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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为线列的步兵营不仅可以齐射，也可以凭借纵深发起冲击。为此，沙恩霍斯特仿效法国设立了宽为两个排、纵深4个排的“向中纵队”（column towards the middle）阵形。步兵营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在线列和纵队之间转换，因为在线列状态下，左右外侧的4个排直接就布置在中间4个排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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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纵队”的纵深是12个人，射手展开后纵深是8个人（一个营辖4个连，也就是8个排）。这是古希腊方阵的正常纵深，因此按照老观念仍然是线列阵形，但从18世纪成为定制的3排线列来看，这已经算得上是纵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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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恩霍斯特向普鲁士引入了法军的组织观念，同时又更新了这些观念。同理，在拿破仑的诸多对手中，曾支持沙恩霍斯特改革军队的格奈泽瑙完全接纳了拿破仑的战略观，从而得以亲手持剑刺向强大的法国皇帝。1813年秋季战役中，反法联军最重要的使命是将分散于勃兰登堡、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各地，围绕着拿破仑的军队形成一个半圆形包围网的部队集合到一个战场，不给居于中央的对手各个击破的机会。联军达成了这一任务。拿破仑10月3日在瓦滕堡（Wartenburg）渡过易北河后意图逼近西里西亚军，但后者没有越过易北河撤退，而是不惜牺牲交通线，绕过拿破仑至萨勒河畔与施瓦岑贝格军会合，抄了拿破仑的后路。这次机动切断了拿破仑与法国的联系，本来有可能被占据兵力优势的联军包围全歼。施瓦岑贝格的参谋长拉德茨基也已经按照上述思路制定了一份方案，这份方案至今依然蒙受着极大的误解和歪曲，好像它的目标不是消灭法军，而是不战而逼退敌军的老一套战略。在军事顾问冯·托尔将军（General von Toll）的要求下，亚历山大沙皇出手推翻了拉德茨基的精妙方案。联军再次分开，给法军让出了西撤的通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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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从利尼出发，经瓦夫尔至好友宾馆的行动与1813年自易北河往萨勒河的行军同类且同样大胆。11这两次行动都因为拿破仑做出错误判断，进而采取错误行动而效力倍增。1813年，拿破仑扑了个空；1815年，他没能在恰当时机命令格鲁希率军参战。“这些畜生长教训了。”他大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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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实践一定要配上理论才算完全。令人惊讶的是，阐明拿破仑战略行动的理论家竟然在普鲁士军中，此人是沙恩霍斯特的门生，格奈泽瑙的朋友——克劳塞维茨。沙恩霍斯特遗体从他战死的地方转移到柏林军人公墓时，格奈泽瑙给克劳塞维茨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一句话有力地表现了三人之间的关联：“你是他的约翰，我只是他的彼得，尽管我从未像另一位彼得对他的老师那样对他不忠。”[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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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劳塞维茨开始分析拿破仑的战争艺术之前，法裔瑞士人约米尼已经着手了。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涉猎广泛且极为高产的作家，而且他早在1805年就理解并讲述了拿破仑战略中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偏爱决战。但他依然没能从整体上参透拿破仑行动与战略的真正本质。那需要一种特殊的冲动，自康德和黑格尔以来在德意志蓬勃起来的深刻哲学探究的冲动，它让普鲁士军官克劳塞维茨心中萌生了解读那位打翻了旧世界、迫使人们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战神的念头。约米尼在作战线中寻觅战略的本质，考察内外线作战各自的优势。克劳塞维茨意识到，基地、作战线及其相关方面当然是人们应该理解的实用概念，有利于阐明战局，但他也明白制定方案与做出决策的规则不可能从中推导出来，因为战争行为中的一切要素都是不确定和相对的。因此，战略行动绝不是本本主义，而必然源于最深处的品格。但战争是政治行为，所以战略绝不是孤立的，而总要联系政治来考量。一切对政治干预战事的怨言在逻辑上都是无意义的，说这种话的人其实是想说他觉得某次政治干预是错误的。合理的政略对战略的指导一定是合理的——前提是政治家对军务没有错误的认识。在最紧要的决断关头，政治与战略是不分彼此的，伟大战略家对普遍历史的影响源于他这个人的整体。腓特烈在七年战争爆发时采取稳健方案，第二年又改用更激烈的方案，这完全是由政治因素，也就是对女皇盟友们的考量所决定的，而不是因为他自信能够凭借斜线阵击败奥军。而他之所以在洛伊滕冒险向优势敌军出击，是因为他深信虽败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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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中不乏勇敢聪敏之辈，而波拿巴将军独居其上的根源不仅在于卓越的军事才能，政治意识也同样重要。唯有高明的政治手段才让他得以实现宏大的战略构想，因为他懂得在军事胜利后要用政略收尾，而且要在胜仗引发的反弹毁掉既有成果之前。拿破仑在好友宾馆会战当日没有预见到普军的回归，从逻辑上看，我们可以认为他犯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错误。但这恰恰体现了他的豪气。假如他预计普军会抵达，那么他面对令人气滞的优势兵力就根本不会接受会战，而会落得1870年巴赞一样的下场；后者从一开始就不抱有取胜的希望，最后只得不经一战就投降。在威灵顿、格奈泽瑙指挥的占据压倒性数量优势的敌军面前，就连拿破仑也不可能取胜。但他差点就取得了胜利，最后败也没有败得耻辱，而是败得光荣，这一点不仅为他本人带来了令人难忘的辉煌，也为法国人民留下一个精神力量的源泉，让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开辟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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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艺复兴到旧制度灭亡之间不断涌现出了一系列优秀军人和卓越统帅。但在这段时期的前半段，他们还配不上“大战略家”的称呼。尽管我们见到过大战，但格局还是不够大；或者换一种更好的说法：从整体关系来看，军事仍然主要是政治背景下的个人武功，而非战略的本质，也就是政治与军事行动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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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意义上的大战略家起于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瓦伦斯坦身上，政治家与组织者的角色要大于战略家的角色。在后人的记忆中，萨伏伊公子欧根与马尔伯勒盖过了古斯塔夫一脉的伟大统帅，包括克伦威尔和路易十四帐下的一系列法国大帅。这个时代的顶点和终点是腓特烈大帝。他长期被视为拿破仑的先驱者，具有特殊的地位。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一观念是错误的，也做了驳斥。腓特烈不是先驱者，而是将一个时代带向高峰和终结的人。只是通过克劳塞维茨结合政治对“战略”这个概念给出的深入哲学思考，以及对将道本质的连带心理学分析，我们才充分理解了两位大军事家的异同。克劳塞维茨明白自己的反思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却没能完成。他在一份写于1827年7月10日并被放在传世之作《战争论》开头的“报告”中，他考虑要从“两种战争艺术”的角度出发重写一篇新作，一种战争艺术“以消灭敌人为目的”，另一种则“只打算征服边境上的几处地盘”。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永远必须要分离开。1831年，克劳塞维茨去世，没来得及着手这项工作。本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填补他留下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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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在作者于1831年去世后面世，战争艺术史的拿破仑时代也走向了终结。就毛奇的思想以克劳塞维茨著作为基础而言，新时代是由拿破仑时代引出的。新时代的内容是由新技术界定的，不仅是新式武器，更有交通运输和种种生活资料，从铁路电报再到19世纪增长到无可限量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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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就此作结。之后的事情——包括普鲁士的迅猛崛起和最终的崩溃——就留待后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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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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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文艺复兴时期的军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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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洲现代步兵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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