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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第二章 陆军的人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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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业务主要可分为任官、升迁调补、考绩奖惩、待遇福利、退役抚恤等项，本章即依序分别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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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一 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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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时期，各地军事首长，视军队为私有，割地自雄，一切人事全凭其个人好恶进退，而一般官兵也仅知有私人团体，不知有国家。及至北伐成功，政府逐步推行人事管理，力矫积弊；1934年，军事委员会成立铨叙厅，专办全国陆海空军人事，凡将级官佐由军事委员会指任，校级官佐由军、师以上机构报请军委会任免，尉级官佐则可先由军、师任免，定期上报核批。较之以往，似已渐就条理，但是认真办理起来，除中央直辖部队尚能执行外，仍多迁就事实，不能全照规定之处颇多。抗战时期，人事变化快速，无法讲究制度，一般团长以下的任免，均由军、师长先行处理，后报请备案，但师以上主官的任免，仍需先报军委会批准后，方才公布。不过在作战期间，也有先由战区司令长官任免，后再报请核准者。[1]少数高级将领，获得最高当局的信任与授权，有时也能拥有较大的人事权，如抗战中期以后的胡宗南、汤恩伯，对于军长以下人事，蒋介石准予他们拥有“先斩后奏”之权。[2]1943年，军委会铨叙厅改组，更明定控制员额，采取分层负责的办法，改革管理机构及手续（尉官以军部为中心管理机关，校官以战区司令长官部为中心管理机关，将官以军事委员会为中心管理机关），以期增进行政效率，达成管理目标。不过若干部队主官，由于引用私人的积习未尽打破，任用干部仍未全按法规办理，不呈报中央任员；即使呈报，如资历不合未奉核准，也不令去职，仍照常服务，结果造成大量“黑官”。[3]一般说来，中央军的人事作业，较地方部队遵守规定，中央的军事机关、学校又较部队遵守规定，“黑官”比例较少。[4]此外，一些过去军阀时代的余毒，仍然保留在军中，如擅自易人，越权免职，易人不报，自委人员，自添名额；各级主管新到任时，其原有人员自请调任或托词请假等积习，依然存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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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人事的管理准则，在于依职定位，依位授职，职随官转，人事以官为指标，但是过去军官佐，一般均有职无官，或官职不能相称，致人事无轨道可循，管理无方控制。军事委员会有鉴于此，乃于1943年颁布陆军官职调整办法，对于陆军官佐尚未任官，或已任官而久未晋任，以致官职不相称者，概加调整，其办法为各人各阶停年计算，只要其各阶停年届满，不论已、未任官，概依其现职晋任或叙任，如各阶停年届满，成绩优良者，则依其现职、阶晋任或叙任，使其官职相称或近似，铨叙厅照此办理，至1945年底止，计军官、佐已经调整官位者，共265 641人。[6]至此，人事渐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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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陆军各级干部的来源，除了晋任以外，尚包括分发、介绍、甄选、自行申请等数种。其中甄选和自行申请两种用人方式，使用甚少，而以分发和介绍为主。由于此时国军人事制度尚未上轨道，不少官长以某一地区、派系或历史为用人范围。以下拟就分发、学缘、业缘、地缘等主要来源，略作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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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发：各级军校毕业分发工作，系由主管机关（军训部或军令部）根据需求单位的申请，指令学校统一办理作业。需求单位包括机关、学校及部队，部队又分野战、后勤及特种部队，因其任务不同而驻地有异，有的在前方，有的在后方；有的在敌后，也有的在千里之外。抗战时期，军令部通常先就各需求单位所请求分发人数，予以核减分配，其余则平均分发至各战区，由各战区按所属需要情形，酌予分配。[7]抗战初期，由于中、下级军官缺乏，各级军校毕业生供不应求，各单位往往需要利用特殊关系，方能获得较多的分发名额。如抗战爆发后，丁治磐的第四十一师由于基层干部不足，即曾通过江苏同乡中央军校教育长陈继承的关系，多分配到一些军校毕业生。[8]又如1939年元月，中央军校第二分校（校址湖南武冈）第十四期学生1 316人毕业。[9]当时驻在湖南的陆军第二预备师长陈明仁，以初级军官不足，乃通过第二分校主任李明灏的师生兼同乡关系[10]，获分发80人至该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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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时，常会考虑学生的籍贯，优先分发至籍贯所在省份的单位服务。[11]学生由于各人工作志趣不同，有的愿到前方部队直接杀敌，以展抱负；[12]有的则欲在后方机关服务，发挥所长。分发前或分发后，学生常通过各种关系，取得其他单位的发电微调，改变分发单位。[13]主管机关有时也会基于特殊的考虑，作统一的运用，如1939年中央军校第十四期第二总队毕业时，军政部遵照该年军事教育会议的决议，将大部分的毕业生分发各军事学校，以补充教育干部的不足。[14]又如1942年4月中央军校第十七期第一总队毕业生，分发完毕后，各人正拟启程，军训部长白崇禧忽来校阅，认为本总队学生训练期间长（修业2年），基本动作好，学科优异，分发前方过于可惜，候令另行分发。第二次分发命令，则一律派遣至各军事学校及训练机构，担任教育干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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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缘：学缘包括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自古即是中国社会中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近代新式教育兴起后，学生多离家在外就读，同学之间接触机会大为增加，[16]军事学校的学生，由于彼此朝夕与共，关系尤为密切，日后在事业上互相帮忙，自是极自然的事。[17]同学之间相互援引提携的现象，在新机关或新部队成立时，尤为显著。如1937年10月，正在陆大十三期肄业的冷欣（黄埔一期）奉命出任新成立的陆军第三预备师师长。他事后对于此一部队的筹组经过，曾有以下的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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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我奉军政部何部长敬公电令：已奉委座核定我为第三预备师师长（我未进陆大前曾任过第四师师长），即日往南京报到。当晚邀集二三同学商量如何担当这一个新的任务？因为第三预备师是新成立的部队，并非现成建制，要从头组织起来，颇不简单，复值抗战初期，困难必多。经过一番研讨，初步决定组织计划和训练方针，邀请数位同学相助，翌日呈报学校当局，傍晚与已约定的同学唐云山、徐笙、曹天戈、毛景彪、蔡文治等，同离长沙，向南京进发，并拟定唐为副师长，他在入校前曾任九十三师师长，老成达练，这次应允见助，完全为了对日抗战的热忱和私人的情感，充分表现革命军人不计名位的武德。徐、毛、曹、蔡等，则拟分任参谋，他们都年轻优秀，阶级又相等……到达南京，先后晋谒委座与何部长恭请训示，并请调委各级军官，指定拨兵管区，及武器和装备的需求。[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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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这段史料中，可以显示出，同学关系至少在某些部队创建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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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揽同学作为干部，除了需和自己相知较深、志同道合外，有些人更注意到吸收其有不同专长的同学，借收相辅相成之效。如与冷欣陆大同期，战时又同时出任师长的陈明仁，也在陆大同学中选了三人担任步兵团团长。他选的是意气相投和军事学术造诣较高的洪行、戴坚和林森木。洪行行伍出身，老成持重，骁勇善战，北伐时曾立有战功；戴坚为黄埔七期毕业，通晓日、英、德几国文字，翻译过外国军事著作多种，并曾著有《白纸战术》、《怎样训练一个战斗兵》等书，兵学素养佳，长于练兵；林森木则计谋多端，八面玲珑。三人各有所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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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延揽学生作为干部的情形，则更为常见。抗战爆发后，第十七集团军（胡宗南部）移驻关中，呈准于陕西凤翔设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由胡宗南兼任分校主任。胡甚至建立起七分校干部与其部队队职交流的惯例。如成绩优良的副师长或团长级军官，调任总队长一期，即可调任师长，并可遴选部分优秀毕业学生至师中任基层带兵官；大队长一任期满可调团长，队长可调营长，依此类推，中尉区队长及少尉区队附也可调上尉连长及中尉排长。胡以为军校学生毕业后，即为部队基干，部队带兵官如能先在学校中训练学生，与学生有了师生关系，日后共事，较易领导。[20]又如汤恩伯任第三十一集团总司令时，总司令部的主要幕僚，也多为其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大队长时的学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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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缘关系不仅是军中用人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也为军中非正式团体（informal groups）的形成，提供了潜在的基础。例如民国以来的川军，派别众多，其中“速成”（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为最大的“学系”，至于“军官”（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则依违于两者之间，可称为“准学系”。论者以为，民国时期四川二十年内战，数百次交锋，自始至终贯穿一“学系”之争。[22]又如专门培养高级指挥、参谋人才的陆军大学，有些期的学生特别团结，甚至在毕业前即约好特定的电报密码，作为日后联络之用。因此在中央军中，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人虽各成集团，但是他们下面的陆大十一期毕业生，彼此之间却电讯常通，联系密切，[23]本身虽未成一系，但是却成为各系之间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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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旧属：吾国官场向有“班底”积习。如果说蒋介石是以黄埔学生作为班底，陈诚则是以十一师和十八军作为根基向外输送干部，所扩大的部队也就逐渐成为陈诚的嫡系部队。凡是想投效陈诚的军人，每多设法进入十八军，而十八军则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进来者需降一级任用，出去后则需升一级任用。因此十八军可视为“陈诚的黄埔军校”，奠定了陈诚集团在国军中的地位。[24]一般部队中不少主官一经调动，其部属也随之前往，甚至吸引他处旧部前来投靠。如1943年春，中央军校第二分校主任李明灏（日本士官毕业）调任九十七军军长，负责警备重庆。九十七军由一六六师及一九六师编成，一六六师系河南保安队改编，一九六师系由胡宗南集团调来，师长王之宇、袁筱青，均系黄埔第一期毕业。李明灏上任后，带来许多过去二分校的干部，军部及各师历史背景各不相同，意见十分庞杂，尤其在人事上，二分校来的干部与原有的干部不睦，军、师倾轧日甚，军心涣散。参谋总长何应钦鉴于此种情形，为整饬九十七军，乃签准委员长，由第十军军长陈素农和李明灏职务对调。[25]又如1947年，陆军第二十旅扩编为一九六战略预备师，师长葛先才曾以指挥衡阳会战立功，获颁青天白日勋章，号召力强，旧属纷纷来归，连以前的马夫也当上了上尉副官，形成人事上的一大派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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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地缘：北洋时期，军中用人主要的来源即为同乡。如奉系官兵，多为东北人，晋系多为晋人，其余的北方军系用人虽较广，但也仅限于直、鲁、豫等省；而南方军系则地域观念极重，无论官兵，外省人绝少能够立足。至于干部的人选，有些军阀不仅囿于同省，甚至局限于同县，如抗战前的晋系是“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为山西五台人），湘系军人何键是“非醴勿视，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为湖南醴陵人）。[27]这些形容词虽然不免有夸大之处，但是仍然反映出部分的实情。国民政府时期，军中引用同乡作为干部的现象，以地方部队最为显著。如战前广东的第十九路军，于闽变时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由蔡廷锴兼总司令，其下统辖的五个军长中，即有三个（沈光汉、区寿年和谭启秀）是罗定同乡，总司令部的处长以下官佐，更是不胜枚举；师、团、营、连长中，也占了不少，对于同乡以外的粤人，尤其是外省人则疏而避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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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极端的例子是战前湖南李云杰的部队。李为湖南嘉禾人，保定军校毕业，1928年即已担任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所部官兵清一色为嘉禾人，各级官长多李姓人士，只有参谋黄某系外县籍。士兵平日上操喊口令，以及官长讲话，全用家乡土话，外县人不知所云，可说是不折不扣的子弟兵。李平日克扣士兵的薪饷，且不讳言，但说是作为应酬活动费，将来师长若是升了军长乃至总司令，水涨船高，大家均可依次升迁，岂不更好？如此一说，士兵们即心甘情愿了。李于1929年奉中央命令，率部入江西参加“剿共”，次年北上加入讨伐阎、冯之役，以其部队能打硬仗，颇为最高统帅所嘉许。当该师在河南境内作战时，师部对前线传达命令，仅使用临时架设的长途电话，敌人虽可窃听，但是官兵尽说家乡土话，敌人听到也莫名其妙。李云杰由于战绩不错，中原大战结束后，被擢升为第二十七军军长，然部队始终未扩编，原因是家乡子弟兵不易招募足额（嘉禾全县人口仅有十余万人），外面的散兵游勇不敢收纳，由中央另拨部队以成军，又怕掌握不住而影响自己前程，乃甘愿空负军长头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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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地方部队中仍有一些地域观念极为浓厚，如驻扎于江西的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是由云南派出支援中央抗战的部队，连长以上干部，均为云南人，对于外省人士，十分排斥，尤其对于中央派去的人员，更是歧视冷淡，以至于即使是黄埔出身的滇籍毕业生，也不愿前往服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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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多数的人在用人时，都是兼及数种关系，只是各人偏重不同而已，而身兼一种以上身份的人，往往又更易优先获用。一般说来，中央军由于流动性较大，因此主官引用故旧、同学、学生的情形较多；而地方部队由于乡土色彩较浓，用人常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且是由内而外，存在着清楚的“差序格局”，西北马家军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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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马鸿逵的部队中，用人标准为“甘、马、回、河”——即甘肃人，姓马，回族，特别是河州籍的人最吃得开。根据近人的研究，马鸿逵手下的军官中，回族并未占多数，但是高级军官（从军长到团长），则几乎全为来自河州的回族。[31]后来因为部队不断扩大，过去跟随他的部属，稍有能力者均已提升为高级军官，于是教导团（马氏于1930年创设，1934年停办）的毕业生便应运而起，补充为中、下级军官。教导团的学生虽非“甘、马、回、河”，但毕竟是自己培养起来的，比中央派来的军校学生要来得可靠。[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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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马步芳的部队中，军官的来源和使用，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凡是属于马步芳家族亲属或具有一定地域、历史及宗教关系者，方能分别充任各级干部。如1943年，马步芳所部陆军第八十二军，与其兄马步青所部骑兵第五军，合编为第四十集团军，马步芳任总司令，马步青任副总司令，第八十二军军长由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升任，骑兵第五军军长后由马步青之婿马呈祥升任。[33]至于其他师长以上的重要干部，如马彪、马驯、马騄、马元海、马德、马步康、马步銮、马步勋、马全义、马振武、马璋等，有的是堂叔、堂兄弟，有的是姻兄弟或甥婿；又如韩起功、韩有禄、马成贤、谭呈祥、马元祥、马得胜等，均属于临夏、循化、化隆和信仰伊斯兰教新兴教派者；再如刘呈德、赵遂、郭全梁等，虽出身汉族，但是籍隶循化或化隆。金耀星原籍榆中，但他和刘呈德、赵遂、郭全梁一样，和马家具有深厚的历史关系。所有的中级军官（营、团长）也是不出上项范围，汉族出身者寥寥无几。下级军官人数较多，来源较为复杂，但仍以籍隶化隆、循化两县者为主，少数例外，则为曾在战争中效过死力而后被提拔者。在后一阶段，马部军官大体上仍是要经过乐家湾军官训练团学习，或是从昆仑中学出身者，才能担任基层骨干，其他人员仍不被重用。马步芳曾一度吸收中、小学毕业生担任各团、营的军需、书记，以解决实际困难，但是用人行政始终保持非自己人不用，非亲属不能当高级指挥官，排外色彩极为浓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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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华北傅作义的部队，则是以山西学兵团和他培训出来的山西北方军校毕业生为中坚，以其创办的天津政治训练所、军官教育班、三十五军干部训练所学生队，和以后绥远干部训练所毕业的各期学生作基础，辅以长期随同作战的行伍干部，再吸收外来干部以扩大其军事力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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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子弟兵组成的部队，由于成员之间非亲即故，家世都很清楚，因此易于沟通和管理，士兵逃亡的现象较少发生，而且凝聚力强，[36]战力也因此而较高，清代的湘军、淮军和民国时期的西北军、两广军，都是最好的例子。但是用人重血缘、地缘关系的部队，其干部素质每愈低，[37]且常会产生人亡政息的现象。至于中央军的用人，则各集团不同，需视其领袖的喜好而定，如何应钦好用日本士官学校及陆大出身者，陈诚好用保定及陆大出身者（中、下级军官则绝大多数出身黄埔），[38]胡宗南则好用“黄、陆、浙、一”，即黄埔、陆大出身及浙江籍，第一师的旧部。在胡的部队中，排、连长大多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胡任教育长）的毕业生；营、团长大多为中央军校或各特种兵专业学校毕业生；军、师长大多为黄埔出身；集团军总司令全系黄埔一期生（军长也以黄埔一至三期出身者为主），且大半曾进过陆大的将官班或特别班。师参谋主任以上各级幕僚长和参谋人员，大多为陆大正则班或参谋班毕业；在各军、师司令部中，则有不少处长和科长是浙江人和第一师、第一军的老部下。[39]不过一般说来，中央部队较地方部队更为不重视血缘、地缘关系，因此人才的来源较广，如陈诚甚至声称决不任用私人，唯才是尚。在他的部队中，任何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均可介绍人来工作。即使是职位低的干部介绍职位高的进来也无妨。结果十八军由于干部的来源宽广，选择的余地大，因此质量也较高。[40]有些中央军的部队，虽然用了许多亲戚、同乡，但是均任以虚职（如师附、高参、附员等）或参谋职，对战力的影响不大。[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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