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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第六章 中央与地方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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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和地方军系之间的关系，在抗战爆发前后有所不同。在战前的十年，地方军系的势力逐渐衰微，抗战爆发后，蒋委员长统筹大局，对于过去曾反抗中央的各军系领袖，均赋予重任，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程潜等，皆派充战区司令长官，毫无歧视；对于愿意出兵抗战的地方部队，更予以种种实质的支持。如抗战爆发后，云南龙云答应先出一军部队，中央给予第六十军的番号，[1]以卢汉为军长。中央为了协助此一部队，乃调集六十军团长以上军官至武昌珞珈山军官训练团训练，派卢汉为军官训练团大队长，对六十军的经费，逾格批准，并同意将六十军编为特种军编制，发给军部特别费10万元（后来在台儿庄，又补送3万元）；所有三师的人事、经费，统由军部统筹办理。此外，又给六十军补充了500支德造二十响手枪，配弹每支300发；三号左轮枪300支，配弹每支200发。[2]徐州撤守后，蒋介石电召龙云至武汉，盼再派一个军出师抗日，龙同意了，蒋甚为高兴，并于龙返滇前表示，已令戴笠撤回在滇工作人员，[3]以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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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此种开诚布公的政策下，各派系部队也都能够泯除畛域，与中央军并肩作战，战斗力容有差异，但是每多能服从指挥。不过，地方军系（尤其是西南及西北地区），虽然也有派军队赴前线作战的壮举，但派遣的毕竟只是部分的军队，仍然留下大部分的军队以求自保。战争爆发后，中央能指挥、调动的部队，仍不足总数之半。[4]中央和地方军系，或军系与军系之间，仍不能说毫无芥蒂。[5]上海一役，中央军的精锐消耗殆尽，国民政府也丧失了经营多年的地盘，自此以后，国民政府的权威减弱，转需仰仗地方军系的鼻息。至1939年冬季时，地方军队的数量，已超过中央军甚多，造成地方军系领袖目无中央的骄纵心态，无怪国民政府发动“冬季攻势”时，只有少数部队认真执行，多数的战区或按兵不动，或仅略作姿态即止，使得整个攻势不得不草草收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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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一 中央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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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逐渐修改其对华政策，强调占领区的发展，对于国民政府统治地区，不再大举进犯，战局陷入胶着状态。政府眼见战争似乎在短期间内无法结束，加上一些地方部队的作战表现不佳，遂有意开始对地方势力继续推行战前的中央化行动，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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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于那些对日作战不力，甚至缺乏抗战决心的地方部队，不予充分的整补。军队未能整补，战斗力即越差，也就越不能有所表现，如此恶性循环，自然逐渐淘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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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派遣黄埔出身的干部至各地方部队。此种行动，在战前即已展开，如徐源泉原属直鲁联军，北伐时输诚中央，1929年升为第十军军长，直至中原大战时，中央均未派任军官至其部队。1934年，剿徐向前部，中央开始陆续派人进去，先是政工人员及副主官（如副团长、副营长）之类，其部属丁治磐1936年自陆大毕业后，任第十军参谋长，此时第十军已完全中央化，因此黄埔毕业生不但不再需中央硬派，反而成为争取的对象，各部队均希望中央能多分发一些。[8]又如川军，中央直至其出川抗战后，才派遣政工人员至各单位——连、营派有政训员，团部设政训室，所以上设政训处，并加派联络参谋。这些机构和人员负责考查各级干部的思想和行动，随时向战区司令长官部报告。[9]一些生活腐化、缺乏朝气的地方部队在中央化之后，每能重振士气，提高战力。如第二十六师前身为川军郭汝栋的部队，组成分子以川人为多，地方色彩浓厚，十分排外，直至1937年始请中央派遣军校学员生到军任用，且并未任其担任带兵职务，仅负责幕僚业务。1939年5月，师长刘雨卿（四川三台人，行伍出身，1932年始入中央军校高校班受训）调升第二十九军军长，其职务由第三十二集团军参谋长刘广济接任。时二十六师正驻守南昌南面，担任第一线作战部队，沿抚河担任防务。刘广济到职后，即大事整顿部队，对内将年龄较大、生活腐化的部队长撤换，拔擢在师部任参谋的军校十、十一期毕业生担任营长，又向外吸收军校十、十一、十二期的年轻干部，整饬军纪，加强训练，因此到任不久，部队即士气显著提高，战力也有所增强。[10]又如战前七十六军军长陶峙岳（湖南宁乡人，保定二期），下辖有第八、第二十四两个师，原属湖南部队系统。1938年，七十六军编归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战斗序列后不久，胡即报经军委会核准，将第一军（胡的基本部队）军长李铁军和七十六军军长陶峙岳对调。李一到七十六军，即更换大批干部，以资遣、调职、受训等方法，使之离开部队，而新去的干部，则多自第一军调去。如此不到一年，第七十六军即已完全中央化。[11]但是也有的部队中央化以后，在人事上并未大规模地更换，仅略有调整而已，如抗战后期赵桂森（黄埔六期及陆大毕业）至西北军系统的二十师任师长时，单身赴任。该师干部多系行伍出身，经赵渐次考察，分别因材器使，结果全师未调开一人，而训练、作战与士气，均颇有进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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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收编或拉拢地方军系领袖。北伐前后中央负责联络地方部队的主要人物为何成濬，通过他收编及拉拢的地方部队极多，有的是他经手收编，有的部队收编后仍归他指挥。他指挥得比较久的部队有王金钰军（后易为上官云相）、徐源泉军、萧之楚军、魏益三师、刘荣春师（后易为郝梦龄）、刘桂堂师、李宗鉴旅、张连三旅、薛预屏旅等。经何拉拢，一度交何指挥过的部队，则有范石生部、杨虎城部、张万信师、郭汝栋师、谢冰师、容景芳师、罗启疆旅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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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拉拢地方部队的工作，依旧存在，如1942年，第二预备师师长陈明仁驻防四川省南部的叙永、纳溪一带，隔长江与北方的泸州相望。泸州驻有川军第五十三师，师长周成虎，抗战爆发时曾出川参加淞沪战役和武汉保卫战，后回川整训，管辖川南八县，不听中央的节制。中央几次派人去接防，均引起武装冲突，后命陈明仁前往。陈受命后，通过贵阳师管区司令胡启予（红帮分子）的介绍，取得红帮的协助，乃不费一枪一弹，不伤一兵一卒，使川南八县，统一于中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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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调动中央军监视不稳的地方部队。1942年以前，政府大致上是将中央嫡系部队集中置于日军的正面，以备随时作战。但在1941年之后，嫡系部队渐分散至全国各省，同时中央又设法将具有地方色彩的部队调离本省，派驻至较远省份，使其失去乡土的奥援。如此一来，中央与地方部队的防区分配，乃成为犬牙交错的形势。在日军降低其攻击性的前提下，此种部署方式使得中央能够有效地监视不稳的地方军系部队，使其对政府不敢存叛逆之心。战时政府深为各方非议之封锁中共地区的措施，即为此一政策较为特殊的一个例子。当时中央确曾调派嫡系部队围驻中共边区，但数量不如外传之众，且其监视的目标除中共外，尚包括陕、甘、青数省的地方军队。[15]在胡宗南的部队中，流行有“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服四马”四句口号，即为明证。[16]1938年12月，第二百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徐庭瑶任军长，杜聿明任副军长，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徐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杜升任军长。该军成立于抗战初期，为全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17]之所以驻于全州，一方面固然是作为第三、四、七、九战区的总预备队，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监视广西的作用。[18]又如1939年2月1日，军事委员会将原重庆行营撤销，另于成都、西昌设委员长行辕，分派贺国光、张笃伦为主任，目的即在控制西康及云南。[19]此外，第一战区的卫立煌，也负有监视阎锡山的任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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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利用新编和混编的方式推动部队的中央化。一方面，成立新的部队，自1937年抗战开始时，国军部队总额仅有49个军、177个师，经逐年的扩张，至1944年底止，已增至124个军、354个师，[21]将效忠中央的部队优先填入，或将几种不同来源的地方部队，编组成一新的部队；另一方面，利用机会打破地方部队既有的建制，进行混编——即将地方部队打散，分别编入不同的中央部队，[22]使其无法相互照应。例如1941年1月中条山战役前，军统系统的康泽即曾以第四集团军的孙蔚如部有倾共嫌疑，建议军令部将该部队“调长江以南分割使用，积极改造”。[23]抗战期间，除阎锡山的晋军外，其余的地方部队均被分割使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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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二 地方军系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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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军系部队，对于以上这些中央化的行动，则有以下几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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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有的地方军系领袖宁愿让部队保持“破破烂烂”，也不愿将部队交给中央，因为一旦为中央所收编，领中央的饷，中央即会派新的师长来，原有的干部也多会更换。[25]中央如不予充分地整补，地方部队则自行整补，兵员、经费均取自地方。[26]但是也有的地方军系领袖为了争取中央的给养，拉拢中央要员，如徐源泉即通过同乡何成濬的关系，去疏通侍从室，凡有不利于徐的报告，均予以扣压，留中不报，徐军因而可以获得补充。[27]又如西北军系统的孙连仲，虽然不愿意将部队交给中央，但是仍然希望能保持良好关系，因此对于党政各方均派有专人负责联络。如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经理处长刘经泮负责联络孔、宋及政学系（主要是通过袁良拉拢张群）；军医处长丁云亭兼任南京办事处长，通过本家丁惟汾负责拉拢陈立夫、陈果夫；利用河北省同乡的关系，拉拢张厉生、张继等人；对于政训系统，则由黄埔出身的旅长侯镜如、黄鼎新及总部高级参谋陈绳武等人联络；对于军政部长何应钦的联络工作，也是由陈绳武负责。[28]川军的王陵基任三十集团军总司令时，不仅欢迎中央所派的沈久成（与军政部长何应钦为置州同乡）来任七十八军军长，以利于解决补给问题；更电请蒋介石派陆军大学毕业学员至三十集团军，协助整顿部队。于是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遂派晏子风、江涛、淳于扬诗、赵家卓等四名陆大将官学员前来，总部参谋长宋相成又介绍王靖华等人来。王陵基一律欢迎，委以副师长和师参谋长职。如此，加速了川军的中央化，王陵基更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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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央派至地方部队的各级干部，常遭孤立和歧视，因此也无法发挥控制部队的作用。早在北伐时期，黄埔四期毕业的学生被派至冯玉祥的部队工作，冯多给予少将或上校闲职，欲求一排长而不可得。表面上是重用，事实上是排斥。冯部军官不分阶级，薪饷一律是每月102元流通券（服装、伙食除外），因此给予少将或上校官位，乃惠而不费之举。后来这些人回到中央部队中，比照同期同学以上尉任用，官降四级，但是饷升了九倍（月薪90元）。[30]又如1935年10月，中央军校开办成都军校，召集川军营、团以上军官和编余军官，入高教班受训，并招收川军中军士和部分青年入学，毕业后派入川军部队任带兵官，逐渐改变川军的成分。后来凡是川军军官不经中央军校“染一水”和不参加国民党者，均不予任用。如此，很快的即将四分之三的川军中央化。刘湘所采取的反制措施，则为尽量委派或更换中级军官，以武德励进会（最初由营长以上军官组成）的骨干掌握部队。[31]中央所派干部，在地方色彩浓厚的部队中遭到孤立的情形，直至抗战时期仍然存在，如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即在部队中通过他自己所掌握的人事室，实施政治工作，而将中央任命之张彝鼎所主持的政治部逐步架空；又屡次破译其部队中军统人员和中央来往的电报，但是傅部自编的密码，军统人员却无法捉摸。[32]如宁夏马鸿逵对于中央军校和陆大的学生，即非常不欢迎。跟随他多年的部属陈希贤、陈树勋等，一经入陆大学习，即遭马的冷淡，最后多被排挤而去。据说陈希贤更为此下过一跪，马才勉强给他一副参谋长的职位，但是始终不把他当作圈内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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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于中央的收编和拉拢，地方军系领袖则常采取釜底抽薪之计，削除图谋携贰者的能力。如战前四川刘湘所部军长唐式遵、王缵绪、潘文华，师长许绍宗、郭勋祺等人，经中央派人联络而输诚。刘湘得知此事后，并不将这些人免职，改任亲信，仅更动中、下层人事，削弱其反叛的能力，如“每一军有三师，原来的三师长调走两个，自他处另调来两师长，只剩下一个师长未动。每师是四团，调开三个团长，只有一团是原来那一师的。每团三营，只留一个营长是原来的。每营有四连，也只留一个连长。一连有三排，留其一排，这一排就是他所能指挥的，也就是看守他家公馆的卫兵那一排人。”[34]此外，另命武德励进会派员密切监视唐、王等人的行动。[35]这些图谋携贰的军、师长，丧失了反叛的能力，但是对于中央又不能明言（否则即无“本钱”），中央也不能察觉他们已无反叛能力，如此双方可以相安无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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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于中央在地方派驻军队，地方军系领袖则尽量抵制，甚至以武力相抗。如1939年中央任曾鲁为雅安团管区司令，于西康招兵买马，拟成立一志愿师。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至1941年春即已组成两个团，刘文辉见势不妙，乃乘其尚未配发武器时，派两个团将其包围，强迫解散，事后电蒋委员长，告以曾违反兵役法，收编土匪，破坏地方秩序，已予紧急处置，勒令解散，请其查照备案，蒋见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只得将曾调走了事。1944年春，中央直接派兵开入西康，更被刘文辉击退。因此，直至抗战胜利，中央在西康的部队，仅有委员长西昌行辕的警卫团而已。[37]中央在云南，也有类似的遭遇。1943年起，陈诚和卫立煌所主持的远征军陆续开入云南境内，龙云不免有芒刺在背之感，但是又无法拒绝，乃以昆明行营主任的地位。对在滇的中央军设下种种限制，如不准中央宪兵在市区内驻扎和执行任务，中央部队调动不能经过和驻扎市区，防守司令部所属部队应驻于距市区20里以外。[38]因此，直至抗战胜利，中央军仍未能进驻昆明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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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三 中央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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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抗战时期国军的中央化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进展，在地理分布上，抗战期间中央军逐渐遍布全国，连一向封闭的广西、云南、西康、山西、新疆各省，也都被打开了门户。在数量分布上，抗战爆发时，国军部队为各地方军系所掌握者，约占二分之一强；至抗战结束时，国军部队中，地方军系仅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些并已中央化，如川军表面上仍有10个军的番号，但是实际上川康军系领袖所能掌握者，仅有2—3个。[39]在已中央化的部队之间，下属机构已有可以相互交换的趋势，如著名的战地记者曹聚仁即有以下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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