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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二 地方军系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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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军系部队，对于以上这些中央化的行动，则有以下几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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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有的地方军系领袖宁愿让部队保持“破破烂烂”，也不愿将部队交给中央，因为一旦为中央所收编，领中央的饷，中央即会派新的师长来，原有的干部也多会更换。[25]中央如不予充分地整补，地方部队则自行整补，兵员、经费均取自地方。[26]但是也有的地方军系领袖为了争取中央的给养，拉拢中央要员，如徐源泉即通过同乡何成濬的关系，去疏通侍从室，凡有不利于徐的报告，均予以扣压，留中不报，徐军因而可以获得补充。[27]又如西北军系统的孙连仲，虽然不愿意将部队交给中央，但是仍然希望能保持良好关系，因此对于党政各方均派有专人负责联络。如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经理处长刘经泮负责联络孔、宋及政学系（主要是通过袁良拉拢张群）；军医处长丁云亭兼任南京办事处长，通过本家丁惟汾负责拉拢陈立夫、陈果夫；利用河北省同乡的关系，拉拢张厉生、张继等人；对于政训系统，则由黄埔出身的旅长侯镜如、黄鼎新及总部高级参谋陈绳武等人联络；对于军政部长何应钦的联络工作，也是由陈绳武负责。[28]川军的王陵基任三十集团军总司令时，不仅欢迎中央所派的沈久成（与军政部长何应钦为置州同乡）来任七十八军军长，以利于解决补给问题；更电请蒋介石派陆军大学毕业学员至三十集团军，协助整顿部队。于是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遂派晏子风、江涛、淳于扬诗、赵家卓等四名陆大将官学员前来，总部参谋长宋相成又介绍王靖华等人来。王陵基一律欢迎，委以副师长和师参谋长职。如此，加速了川军的中央化，王陵基更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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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央派至地方部队的各级干部，常遭孤立和歧视，因此也无法发挥控制部队的作用。早在北伐时期，黄埔四期毕业的学生被派至冯玉祥的部队工作，冯多给予少将或上校闲职，欲求一排长而不可得。表面上是重用，事实上是排斥。冯部军官不分阶级，薪饷一律是每月102元流通券（服装、伙食除外），因此给予少将或上校官位，乃惠而不费之举。后来这些人回到中央部队中，比照同期同学以上尉任用，官降四级，但是饷升了九倍（月薪90元）。[30]又如1935年10月，中央军校开办成都军校，召集川军营、团以上军官和编余军官，入高教班受训，并招收川军中军士和部分青年入学，毕业后派入川军部队任带兵官，逐渐改变川军的成分。后来凡是川军军官不经中央军校“染一水”和不参加国民党者，均不予任用。如此，很快的即将四分之三的川军中央化。刘湘所采取的反制措施，则为尽量委派或更换中级军官，以武德励进会（最初由营长以上军官组成）的骨干掌握部队。[31]中央所派干部，在地方色彩浓厚的部队中遭到孤立的情形，直至抗战时期仍然存在，如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即在部队中通过他自己所掌握的人事室，实施政治工作，而将中央任命之张彝鼎所主持的政治部逐步架空；又屡次破译其部队中军统人员和中央来往的电报，但是傅部自编的密码，军统人员却无法捉摸。[32]如宁夏马鸿逵对于中央军校和陆大的学生，即非常不欢迎。跟随他多年的部属陈希贤、陈树勋等，一经入陆大学习，即遭马的冷淡，最后多被排挤而去。据说陈希贤更为此下过一跪，马才勉强给他一副参谋长的职位，但是始终不把他当作圈内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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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于中央的收编和拉拢，地方军系领袖则常采取釜底抽薪之计，削除图谋携贰者的能力。如战前四川刘湘所部军长唐式遵、王缵绪、潘文华，师长许绍宗、郭勋祺等人，经中央派人联络而输诚。刘湘得知此事后，并不将这些人免职，改任亲信，仅更动中、下层人事，削弱其反叛的能力，如“每一军有三师，原来的三师长调走两个，自他处另调来两师长，只剩下一个师长未动。每师是四团，调开三个团长，只有一团是原来那一师的。每团三营，只留一个营长是原来的。每营有四连，也只留一个连长。一连有三排，留其一排，这一排就是他所能指挥的，也就是看守他家公馆的卫兵那一排人。”[34]此外，另命武德励进会派员密切监视唐、王等人的行动。[35]这些图谋携贰的军、师长，丧失了反叛的能力，但是对于中央又不能明言（否则即无“本钱”），中央也不能察觉他们已无反叛能力，如此双方可以相安无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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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于中央在地方派驻军队，地方军系领袖则尽量抵制，甚至以武力相抗。如1939年中央任曾鲁为雅安团管区司令，于西康招兵买马，拟成立一志愿师。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至1941年春即已组成两个团，刘文辉见势不妙，乃乘其尚未配发武器时，派两个团将其包围，强迫解散，事后电蒋委员长，告以曾违反兵役法，收编土匪，破坏地方秩序，已予紧急处置，勒令解散，请其查照备案，蒋见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只得将曾调走了事。1944年春，中央直接派兵开入西康，更被刘文辉击退。因此，直至抗战胜利，中央在西康的部队，仅有委员长西昌行辕的警卫团而已。[37]中央在云南，也有类似的遭遇。1943年起，陈诚和卫立煌所主持的远征军陆续开入云南境内，龙云不免有芒刺在背之感，但是又无法拒绝，乃以昆明行营主任的地位。对在滇的中央军设下种种限制，如不准中央宪兵在市区内驻扎和执行任务，中央部队调动不能经过和驻扎市区，防守司令部所属部队应驻于距市区20里以外。[38]因此，直至抗战胜利，中央军仍未能进驻昆明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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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三 中央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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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抗战时期国军的中央化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进展，在地理分布上，抗战期间中央军逐渐遍布全国，连一向封闭的广西、云南、西康、山西、新疆各省，也都被打开了门户。在数量分布上，抗战爆发时，国军部队为各地方军系所掌握者，约占二分之一强；至抗战结束时，国军部队中，地方军系仅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些并已中央化，如川军表面上仍有10个军的番号，但是实际上川康军系领袖所能掌握者，仅有2—3个。[39]在已中央化的部队之间，下属机构已有可以相互交换的趋势，如著名的战地记者曹聚仁即有以下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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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兵团作战，运用一百师步兵向前线，由统帅部统一指挥，在我们中国还是空前的盛事。每个部队，只服从统帅部的命令，移调往来，参加战斗，不问谁是指挥长官；甚至在第一线已经作战多日，而中级将领除了电话中听到长官的命令，双方还没见面的机会呢。各个战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虽对于军事布置及攻防决策可以贡献意见，但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属于统帅部，任何战区长官并不独断独行。统帅部的幕僚长，如刘斐将军，几乎和八年抗战相始终，若干战役，都由他来筹划决定，可是他几乎不为国人所知闻。前线负最大责任，支撑着若干危局的，也并无赫赫之名。这是湘军以来所未有的好现象；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当年皇皇求之而未得的风气，抗战中却不求而自得之。这当然和军事领导的气度有关，蒋委员长对全国所起的领导作用，将为历史家所郑重提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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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以上的这段话，虽然夸大了国军进步的程度，并且过分突出刘斐的重要性，但是大体上仍不失为具有历史眼光的观察。虽然如此，国军中央化的结果也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试加以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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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府推动国军中央化的措施，引起部分地方部队的疑惧，在前线时，“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产党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41]在这种危机意识下，他们自然避免与日军打硬仗，尽量保持并扩充实力，唯恐被中央消灭。如抗战爆发后，龙云因地方军队调往中原参战，内部空虚，顾虑重重，乃于后方扩编部队，共陆续编成8个旅，人事安排全由龙云决定，归滇黔绥靖公署指挥。1941年以后，又改编为6个师和1个独立旅，各师、旅均属龙云直辖，未编入战斗序列。[42]但是，腾冲失守滇西告急之际，龙云仅象征性地动用了一点他的军队，至于他的宪兵团和他次子龙绳祖的陆军独立第二旅，则始终在他的老家昭通和他的身边，未曾离开一步。[43]抗战后期地方实力派既不能尽其全力对日作战，自然无法取得中央的信任，双方关系因此日形疏远，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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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1941年以后，中央嫡系部队逐渐分散至全国各省，固能有效地监督不稳的地方部队，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国军战斗力强的部队本已有限，如欲发挥其最大效能，自应将之集中，机动运用，如今被割裂分离，彼此之间难以呼应支援；何况其任务又以驻防为日一久，甚至逐渐养成苟安心理，以为只要日军不来犯，便已达成任务，不能不说是战略上的一大损失。[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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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国民政府自成立后，即采用和地方军系妥协的策略，利用感情的激励、金钱上的策动和赤裸裸的武力作支撑，除此之外，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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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察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当时国民政府所能实际控制者，实是十分有限。抗战前夕，国府一年的预算约为12亿元，仅相当于美国一个中级公司或二流大学的规模；在军事上，至抗战时尚有东北军、西北军、桂系、粤系、晋系，四川的刘湘、刘文辉、杨森，云南的龙云和卢汉，以及西北马家等地方势力的存在，蒋介石的处境，仍是十分艰难。[45]抗战后期来华的魏德迈，即曾有以下精辟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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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显示，她从未成为一个如我们所了解“国家”（nation）那样的政治实体。……蒋委员长决不是个独裁者，事实上他只是一支拼凑而成的军队的领袖（the head of a loose coalition），有时尚很难让其部属服从其指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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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之下，蒋要想统一中国，进而和现代化的日军作战，除了用上述那些种种不光彩的方法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事实上，根据中共后来的经验显示，国民政府并未做错，因为自抗战胜利后中共武力的扩大，主要也是靠着利用各种不同来源的部队，但是共军和国军的不同之处，在于处理这些“杂牌”部队的方式。中共通过他自己的一套政治教育、管教方式，以及整个外在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相对成功地改造了这些“杂牌”部队；而国军的问题，并不在于将地方部队纳入，而是在于未能成功地加以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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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现代战争乃是一种总体战，除了需要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投入大量的物力、财力外，全国军民的一般知识水准，也必须能达到相当程度，官兵上下平素均有严格训练，临事一点不会马虎，始能谈到总体的配合，成为一部运转灵活的“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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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自成立后，由于军校教育受到师资、设备、经费的限制，水准无法提升，学生在军校所学，仅是一点皮毛。进入部队后，又缺乏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可以利用，所学的知识和实际差距甚大，[47]加上后勤支援系统的不发达，军官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于行政杂务，无暇进修充实，也少有人能继续接受正规的深造教育。在现代化的军队中，军校毕业后尚可由机关、部队、学校的轮调中学习新技能，但是中国的军官却无此机会。此外，由于连年作战，升迁容易，也减少了历练的机会，许多人年纪轻轻即升至高位，自易产生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毛病。领导阶层既不肯研究现代军事知识和技能，又要打现代战争，怎能望其获胜？由此可见，干部素质的形成，除了与其进入军中前的资质及军中教育训练的品质有关外，人事制度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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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的人事制度，大部分是仿自德、日，对任免、升迁、调补各项，均有完备的法令，但是人事制度的树立，并非单纯的问题，而是和外在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环境方面，最明显的即为由于战乱，使得人事作业无法按照正轨进行。人事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控制员额。在先进国家，乃由军政部门依国防计划而编定国军数额，由此而定每年各种军校的招生人数，以及升迁、退役的人数，并使将、校、尉各级人数比例，步兵与特种兵比例，军官、军佐、军属人数比例，机关、部队、学校人数比例，均能保持合理分配。但是国军于抗战时期人事变迁骤增繁复，加以交通困难、联系不便，致使职司人事机关，对于年资、经历，无法详密审查，更无从编定每年应行异动的数字；而机关、部队长官，则以缺员补充、增员充实，往往需才孔急，每不遵守人事法令，躐等超擢，权宜任用，遂使人事权衡无法按正轨进行，幸进屈抑的弊病，也就在所难免。更有进者，抗战时期，国内的政治尚未充分整合，中央主管人事的官员，不论管的是正规部队或是地方部队，首先即需注意各单位的历史，及其部队长与统帅部的人身关系，有些尚是鞭长莫及。[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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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环境方面，传统中国的政府机构尚有一套相对客观、公正的文官制度，以阻止随意任用私人，自清末科举废止后，除了少数与外人有关的机构（如海关、邮电、铁路），人事较上轨道外，其余均为赡徇（favoritism）流行之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位学者对于民国以来政府机构的人事制度，即曾有以下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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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制度，有称之为关系制度者，盖谓欲献身政治，虽有本领而无关系，终不得升堂入室；反之，有了关系，纵无一技之长，亦可得因人而进。因此，“一人得道”，就可“鸡犬升仙”。这种政治通病，实由于人事行政，没有整个确立的健全系统，用人行政，完全受各机关主官之影响。各机关主官，为要布置心腹爪牙充其外围，不得不利用私人；为徇各方情面，又不得不侧重关系。于是整个机关，均为私人关系所控制，其他各级无关人员，随时都有遭受裁汰的威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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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这位学者只看到了任用私人的现象和“关系”的重要性，却未深入探究其原因。事实上，当时中国仍是一纯粹的农业社会，尚未建立起商业体制。大凡商业社会，其中各种因素均可自由交换，相互取代。而传统中国社会，所赖以联系的，主要是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而非制度。[50]军队为社会的产物，自然也反映其作风。抗战期间（尤其是到了抗战后期环境艰苦时），国军的待遇微薄，营养不良，升迁渠道不顺畅，各种人事制度均无法发挥功能，而在战场上居然能将日军拖垮，所依靠的除了民族大义外，就只有官兵情感。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强调人身政治，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于是蒋介石除了组织各种训练团队，经常自己出面之外，尚需要兼任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校长的职位，团长以上人员的任命，均需经他亲自召见圈定。[51]一位中级军官在其回忆录中，即不认为讲关系有何不对：“其实一个团体，不论单位大小，同事、长属之间，无不讲求关系，任何事理沟通，也要讲求关系，有关系才好做事，才能团结，团结才能发挥力量。”[52]既然如此，主管自然希望能用和他自己有关系的人，才好做事。至于那些没有关系的部属和同事，则要设法培养情感和信任，有了情感和信任，才好做事，才能团结。无怪乎所有教导军官如何带兵的书籍和文章，大多建议干部要在团体中营造家庭的气氛、广施恩惠、受过让功。[53]相反的，如果一个部队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遭到破坏，则其战力将立即受到影响，如孙连仲即认为地方部队每经改编，半年内均无法恢复原有的战力。[54]又如汤恩伯在抗战期间，能够驰骋南北打硬仗，乃是靠他亲自督练的基本部队，可以指挥自如。战后全国部队整编，汤部的基本部队被削弱，在临沂战役、京沪保卫战中与中共军队作战，所指挥的都是临时抽调合并的部队，因此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抗战英名，付诸流水。[55]如果此一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中心人物发生变动，所引起的震撼更大，如北伐完成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徐永昌被任命为绥远省主席，他以主席是一文职，不愿带兵前去，拟将所部交出，盼能借此树立“军民分治”的风气，但是不料竟遭到全军干部一致的反对，副军长黄胪初（与徐系陆大四期同学）甚至痛哭流涕，指斥他“出卖三军，换取主席”，后经徐再三向大家剖析，事情才告平息。[56]反之，抗战时期日军的高级干部，则仍能照常举行定期调动，并常在各战场抽调部队，予以合并后，即和国军作战，仍能指挥自如，战力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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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和西方历史经验比较起来，差异是极其明显的。根据军事史家André Colvisier的研究，在16世纪及17世纪初期西欧的军队中，内部维系的主要力量也是私人关系（personal man-to-man relationships），因此领导者的道德权威至为重要，领军者每多为枢机主教（cardinal）之类的高级神职人员，一般朝臣不得担任军事领袖的职务。由于这一类的领袖常不擅于行政事务，因此君主遂逐渐建立管理机构来管理军队事务，制度也就逐渐取代私人关系。[57]在中国则不同，军事行政机构自古即已高度发展，但是私人关系仍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削弱制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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