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18120 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1700114931]

1700118121 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三　中央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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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23 虽然如此，抗战时期国军的中央化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进展，在地理分布上，抗战期间中央军逐渐遍布全国，连一向封闭的广西、云南、西康、山西、新疆各省，也都被打开了门户。在数量分布上，抗战爆发时，国军部队为各地方军系所掌握者，约占二分之一强；至抗战结束时，国军部队中，地方军系仅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些并已中央化，如川军表面上仍有10个军的番号，但是实际上川康军系领袖所能掌握者，仅有2—3个。[39]在已中央化的部队之间，下属机构已有可以相互交换的趋势，如著名的战地记者曹聚仁即有以下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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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25 大兵团作战，运用一百师步兵向前线，由统帅部统一指挥，在我们中国还是空前的盛事。每个部队，只服从统帅部的命令，移调往来，参加战斗，不问谁是指挥长官；甚至在第一线已经作战多日，而中级将领除了电话中听到长官的命令，双方还没见面的机会呢。各个战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虽对于军事布置及攻防决策可以贡献意见，但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属于统帅部，任何战区长官并不独断独行。统帅部的幕僚长，如刘斐将军，几乎和八年抗战相始终，若干战役，都由他来筹划决定，可是他几乎不为国人所知闻。前线负最大责任，支撑着若干危局的，也并无赫赫之名。这是湘军以来所未有的好现象；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当年皇皇求之而未得的风气，抗战中却不求而自得之。这当然和军事领导的气度有关，蒋委员长对全国所起的领导作用，将为历史家所郑重提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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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27 曹聚仁以上的这段话，虽然夸大了国军进步的程度，并且过分突出刘斐的重要性，但是大体上仍不失为具有历史眼光的观察。虽然如此，国军中央化的结果也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试加以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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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29 第一，政府推动国军中央化的措施，引起部分地方部队的疑惧，在前线时，“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产党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41]在这种危机意识下，他们自然避免与日军打硬仗，尽量保持并扩充实力，唯恐被中央消灭。如抗战爆发后，龙云因地方军队调往中原参战，内部空虚，顾虑重重，乃于后方扩编部队，共陆续编成8个旅，人事安排全由龙云决定，归滇黔绥靖公署指挥。1941年以后，又改编为6个师和1个独立旅，各师、旅均属龙云直辖，未编入战斗序列。[42]但是，腾冲失守滇西告急之际，龙云仅象征性地动用了一点他的军队，至于他的宪兵团和他次子龙绳祖的陆军独立第二旅，则始终在他的老家昭通和他的身边，未曾离开一步。[43]抗战后期地方实力派既不能尽其全力对日作战，自然无法取得中央的信任，双方关系因此日形疏远，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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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31 第二，1941年以后，中央嫡系部队逐渐分散至全国各省，固能有效地监督不稳的地方部队，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国军战斗力强的部队本已有限，如欲发挥其最大效能，自应将之集中，机动运用，如今被割裂分离，彼此之间难以呼应支援；何况其任务又以驻防为日一久，甚至逐渐养成苟安心理，以为只要日军不来犯，便已达成任务，不能不说是战略上的一大损失。[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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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33 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国民政府自成立后，即采用和地方军系妥协的策略，利用感情的激励、金钱上的策动和赤裸裸的武力作支撑，除此之外，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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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35 如果我们考察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当时国民政府所能实际控制者，实是十分有限。抗战前夕，国府一年的预算约为12亿元，仅相当于美国一个中级公司或二流大学的规模；在军事上，至抗战时尚有东北军、西北军、桂系、粤系、晋系，四川的刘湘、刘文辉、杨森，云南的龙云和卢汉，以及西北马家等地方势力的存在，蒋介石的处境，仍是十分艰难。[45]抗战后期来华的魏德迈，即曾有以下精辟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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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37 中国的历史显示，她从未成为一个如我们所了解“国家”（nation）那样的政治实体。……蒋委员长决不是个独裁者，事实上他只是一支拼凑而成的军队的领袖（the head of a loose coalition），有时尚很难让其部属服从其指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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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39 在这种情形之下，蒋要想统一中国，进而和现代化的日军作战，除了用上述那些种种不光彩的方法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事实上，根据中共后来的经验显示，国民政府并未做错，因为自抗战胜利后中共武力的扩大，主要也是靠着利用各种不同来源的部队，但是共军和国军的不同之处，在于处理这些“杂牌”部队的方式。中共通过他自己的一套政治教育、管教方式，以及整个外在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相对成功地改造了这些“杂牌”部队；而国军的问题，并不在于将地方部队纳入，而是在于未能成功地加以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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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41 本章小结　现代战争乃是一种总体战，除了需要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投入大量的物力、财力外，全国军民的一般知识水准，也必须能达到相当程度，官兵上下平素均有严格训练，临事一点不会马虎，始能谈到总体的配合，成为一部运转灵活的“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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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43 国民革命军自成立后，由于军校教育受到师资、设备、经费的限制，水准无法提升，学生在军校所学，仅是一点皮毛。进入部队后，又缺乏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可以利用，所学的知识和实际差距甚大，[47]加上后勤支援系统的不发达，军官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于行政杂务，无暇进修充实，也少有人能继续接受正规的深造教育。在现代化的军队中，军校毕业后尚可由机关、部队、学校的轮调中学习新技能，但是中国的军官却无此机会。此外，由于连年作战，升迁容易，也减少了历练的机会，许多人年纪轻轻即升至高位，自易产生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毛病。领导阶层既不肯研究现代军事知识和技能，又要打现代战争，怎能望其获胜？由此可见，干部素质的形成，除了与其进入军中前的资质及军中教育训练的品质有关外，人事制度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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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45 国军的人事制度，大部分是仿自德、日，对任免、升迁、调补各项，均有完备的法令，但是人事制度的树立，并非单纯的问题，而是和外在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环境方面，最明显的即为由于战乱，使得人事作业无法按照正轨进行。人事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控制员额。在先进国家，乃由军政部门依国防计划而编定国军数额，由此而定每年各种军校的招生人数，以及升迁、退役的人数，并使将、校、尉各级人数比例，步兵与特种兵比例，军官、军佐、军属人数比例，机关、部队、学校人数比例，均能保持合理分配。但是国军于抗战时期人事变迁骤增繁复，加以交通困难、联系不便，致使职司人事机关，对于年资、经历，无法详密审查，更无从编定每年应行异动的数字；而机关、部队长官，则以缺员补充、增员充实，往往需才孔急，每不遵守人事法令，躐等超擢，权宜任用，遂使人事权衡无法按正轨进行，幸进屈抑的弊病，也就在所难免。更有进者，抗战时期，国内的政治尚未充分整合，中央主管人事的官员，不论管的是正规部队或是地方部队，首先即需注意各单位的历史，及其部队长与统帅部的人身关系，有些尚是鞭长莫及。[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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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47 社会、文化环境方面，传统中国的政府机构尚有一套相对客观、公正的文官制度，以阻止随意任用私人，自清末科举废止后，除了少数与外人有关的机构（如海关、邮电、铁路），人事较上轨道外，其余均为赡徇（favoritism）流行之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位学者对于民国以来政府机构的人事制度，即曾有以下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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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49 人事制度，有称之为关系制度者，盖谓欲献身政治，虽有本领而无关系，终不得升堂入室；反之，有了关系，纵无一技之长，亦可得因人而进。因此，“一人得道”，就可“鸡犬升仙”。这种政治通病，实由于人事行政，没有整个确立的健全系统，用人行政，完全受各机关主官之影响。各机关主官，为要布置心腹爪牙充其外围，不得不利用私人；为徇各方情面，又不得不侧重关系。于是整个机关，均为私人关系所控制，其他各级无关人员，随时都有遭受裁汰的威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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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51 笔者以为，这位学者只看到了任用私人的现象和“关系”的重要性，却未深入探究其原因。事实上，当时中国仍是一纯粹的农业社会，尚未建立起商业体制。大凡商业社会，其中各种因素均可自由交换，相互取代。而传统中国社会，所赖以联系的，主要是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而非制度。[50]军队为社会的产物，自然也反映其作风。抗战期间（尤其是到了抗战后期环境艰苦时），国军的待遇微薄，营养不良，升迁渠道不顺畅，各种人事制度均无法发挥功能，而在战场上居然能将日军拖垮，所依靠的除了民族大义外，就只有官兵情感。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强调人身政治，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于是蒋介石除了组织各种训练团队，经常自己出面之外，尚需要兼任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校长的职位，团长以上人员的任命，均需经他亲自召见圈定。[51]一位中级军官在其回忆录中，即不认为讲关系有何不对：“其实一个团体，不论单位大小，同事、长属之间，无不讲求关系，任何事理沟通，也要讲求关系，有关系才好做事，才能团结，团结才能发挥力量。”[52]既然如此，主管自然希望能用和他自己有关系的人，才好做事。至于那些没有关系的部属和同事，则要设法培养情感和信任，有了情感和信任，才好做事，才能团结。无怪乎所有教导军官如何带兵的书籍和文章，大多建议干部要在团体中营造家庭的气氛、广施恩惠、受过让功。[53]相反的，如果一个部队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遭到破坏，则其战力将立即受到影响，如孙连仲即认为地方部队每经改编，半年内均无法恢复原有的战力。[54]又如汤恩伯在抗战期间，能够驰骋南北打硬仗，乃是靠他亲自督练的基本部队，可以指挥自如。战后全国部队整编，汤部的基本部队被削弱，在临沂战役、京沪保卫战中与中共军队作战，所指挥的都是临时抽调合并的部队，因此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抗战英名，付诸流水。[55]如果此一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中心人物发生变动，所引起的震撼更大，如北伐完成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徐永昌被任命为绥远省主席，他以主席是一文职，不愿带兵前去，拟将所部交出，盼能借此树立“军民分治”的风气，但是不料竟遭到全军干部一致的反对，副军长黄胪初（与徐系陆大四期同学）甚至痛哭流涕，指斥他“出卖三军，换取主席”，后经徐再三向大家剖析，事情才告平息。[56]反之，抗战时期日军的高级干部，则仍能照常举行定期调动，并常在各战场抽调部队，予以合并后，即和国军作战，仍能指挥自如，战力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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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53 这种现象和西方历史经验比较起来，差异是极其明显的。根据军事史家André Colvisier的研究，在16世纪及17世纪初期西欧的军队中，内部维系的主要力量也是私人关系（personal man-to-man relationships），因此领导者的道德权威至为重要，领军者每多为枢机主教（cardinal）之类的高级神职人员，一般朝臣不得担任军事领袖的职务。由于这一类的领袖常不擅于行政事务，因此君主遂逐渐建立管理机构来管理军队事务，制度也就逐渐取代私人关系。[57]在中国则不同，军事行政机构自古即已高度发展，但是私人关系仍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削弱制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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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55 国军的人事，虽然深受外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与北洋时期并无二致，但是国军和北洋部队，毕竟有所不同，其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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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57 第一，国军军官阶层的素质较高。北洋时期行伍出身的干部，只要平时能叫口令，整理队伍，战时能杀敌喊冲锋即可，不需要有什么学识，甚至地图的南北也不会分，一个大字也不识。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干部，则大多受过军官教育，各种典范令、教程，均能传诵，参谋业务、作战指挥，均能运用，且历经现代战争的洗礼，虽然军事科学方面的知识尚感缺乏，新兵器的运用及因兵器性能改变所引起的战术问题，缺乏研究，[58]但是一般说来，领导阶层的素质要较北洋时期为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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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59 第二，国军的用人范围较为宽广。一般说来，国军（尤其是中央军）的干部来源，以分发和业缘为主，较不重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用人范围越宽广，干部素质则越高，任用私人的弊病也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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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61 第三，国军中央化的程度较高。抗战期间，国军部队历经巨幅的变动，在扩编、混编及互调的过程中，黄埔学生的势力逐渐扩张，完成军界的接班部署。由于黄埔军校的招生方式，不同于一般地方军校，而以全国为着眼点，刻意讲求各省区间的平衡；黄埔教育重视主义的灌输，学生较具国家观念，黄埔系的得势，自然使得国军中央化的程度增加，不仅矫正了近代区域主义之失，脱离旧式军阀的窠臼，同时也为国家的统一和军队的国家化，奠定了基础。[59]是为国军人事制度的最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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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63 最后，再试将国军与中共军队的人事制度作一比较。两者所面对的外在环境相似，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均不如国军，领导阶层的现代军事知识也不如国军，但是他们的组织严密，研究、学习动机强烈。1949年10月，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即曾在一次对该院学员的演讲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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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65 他们实在没有好的武器，和没有特别好的学问，但是他们怎样可以打胜我们？他们就是靠他严格的组织、训练、管理，与有计划的宣传，和彻底的研究学习，而且处处研究，事事学习。因为他们能够这样做，就可以用坏的武器打败我们好的武器，并以少数的部队，打败我们大部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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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67 共军的研究、学习动机，何以会比国军强烈？明显和其人事制度有关。1951年10月，国军高级将领周至柔即曾明白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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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18169 就拿在大陆剿匪战事说：我们的装备很好，大炮、坦克、飞机，都很多，匪军样样赶不上我们，但是匪军的人事处理得比我们好，便打了胜仗。可见人事制度之良窳，是作战胜败的重要因素，我们决不能忽视了人事和胜败关系。我们在大陆失败，不能说是因为没有美援装备才失败，老实讲：还是失败于人事制度未成立，人事运用不良。[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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