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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四 屡屡破译日军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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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德赉在华服务，原定合约为半年，至1939年3月期满。军统局以日本陆军密码的研译尚未完成，盼其能续商签订合约，继续在华工作。[51]雅德赉几经考虑，同意延长服务半年，薪资不变，但提出三项要求：第一，上班日学员每天的工作时间为上午8时至下午6时30分，中午为2小时的午餐及休息时间。星期日工作时间为上午8时至下午1时。下班后，学员得外出自由活动，并于凌晨1时以前归队。对于有需要外宿及延后归队的学员，发给通行证，不得任意拒绝。学员的薪资增至100元，伙食费每人增加20%，由军统局支应，不得由学员薪资中扣除。第二，雅德赉得自由访视学员两次，观察其进度。第三，雅德赉应有个人自由，要住哪里、接待哪些朋友，应由他自己决定。外出时除非提出需求，随扈才可随行。[52]对于以上三个条件军统局完全同意，雅德赉于是在合约上签了字继续服务。[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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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日军对重庆、成都等地实施轰炸，一架日机遭击落，且有一名日军被俘。军统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即以军令部第四处处长身份向成都航空委员会索取该名俘虏带回重庆。[54]军统邀请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所长温毓庆）派人至局会同审讯。此名日俘名大石信三，系轰炸机上的机枪手，位于机上尾座，兼无线电通讯及照相工作。审讯结果，获知日本航空队一般通讯所用日文五十字母组成方法的概况。[55]军统根据此一线索与雅德赉的新观点，加上两位日文人员与日俘共同生活作息，终将过去不明了的密电，一一完成日文解译，时在 1939 年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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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凡是日机来袭，其飞行经过，甚至机上动作（如投掷炸弹），当电报一收到后即可明了。日本航空队的通讯密电固然也在改进，不过军统由于已有雅德赉带来的密码破解知识，因此也能一一加以破解，各种单一替代法加密的电文，均能于破译后得到完整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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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至1941年间，日本加强对大后方进行轰炸，将其海军航空队主力集结于汉口、武昌、孝感等基地，陆军航空队集中于山西运城等基地，而以武汉为指挥中心，机数在300架以上，对重庆作有计划地轮番长时间轰炸，达6个月之久。[56]而中方空军于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日军机场附近均设有秘密电台，机场上日机只要一有所行动，防空情报即发出至成都空军总指挥部，飞机经过各城市时，沿途均有地面情报，用有线电逐站报至后方。后方防空当局即据以施放空袭及紧急警报，至日机返回原起飞机场，当地秘密电台以无线电传送情报，后方防空当局即施放解除警报。自1940年8月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在重庆设立工作队之后，尚可掌握日机通讯动态，从日机之间相互联络的数量上，可以判断共出动有若干架飞机，日机所使用的密语，工作队均能解译，甚至主机指挥僚机投弹，防空当局也可由情报中立即得知。[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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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与英、美直接作战后，日本空中武力已改进至双重作业密码，即替代与易位并用，再加插入无意义的日文字母，确已相当复杂，不过军统的日文解译专家由于受过雅德赉密码变化的训练，加上经验已多，也就举重若轻，对于此种易位表格的密电均可破解，亦即所有日本航空队的密电均可解译。[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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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雅德赉在华的表现仍有其局限性。晚近学者指出，1938年日本在华所使用的密码，已与雅德赉20世纪20年代所研究的密码十分不同。雅德赉不懂日文，戴笠所提供给他的10余名助手虽通日文，但是不懂密码，[59]因此雅德赉只能教他们一般的密码学原则。其次，雅德赉在美时未能汲取新知，利用专业人才（如数学家）和先进设备（如计算机），强化其专业能力，以致其成就落于同行之后。例如1940年弗里德曼（William F. Friedman）的团队即破译了日本先进的外交密码（PURPLE machine），饶勒特（Frank Rowlett）的不规则加密（Rotor irregularization）则使美国的密码机在当时的技术下无法被破译。[60]萧勃在接触雅德赉之前，未能作广泛的咨询工作，以致未能聘得最佳人选。笔者认为以上缺点固然均属事实，不过更重要的是，中日两国电讯情报能力相差悬殊，想要靠一位外籍顾问即改变此种局面，实无可能，以下拟就中日双方的电讯情报能力作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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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五 日军对交战国密码的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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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941年12月日美开战前，日本陆军的假想敌一直是苏联，因此其情报部门的工作重点系置于破解苏联红军的密码。1936年，关东军的情报部门成功的破译了苏联红军的四位数字密码，1940年更破译了苏联空军的四位数字密码。[61]日本陆军破译密码的能力，虽然无法和英、美相比，但是靠着从大使馆窃取密码本，也能够解读中阶的英、美电讯。[62]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日本陆军破解密码的人手如能增加，其能力应可与英、美相同。[63]如果与中国相比，更是遥遥领先。根据一位学者的估计，至抗战爆发时，日本破解中国密码的能力，平均已达80％—90％，且不论是外交或军事密码均可有此比率，[64]不过唯一的例外是对中共的情报，日本陆军直至1941年2月才破译了部分共军的电码。[65]1938年国军改进其密码系统，改为“特密”（mixing compound words），1940年10月国军主要部队又开始采用重复密钥系统（the repeating key system），使得日军的破译工作略受顿挫，不过整个抗战期间仍能维持70％—80％的解码能力，对于在华重要战役贡献甚大。[66]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留用百余位曾破译中、苏密码的日本陆军密码专家，命其继续破解苏联密码的工作，直至战后台湾，他们曾成功侦译苏联远东舰队部署及苏联研究核武器的电讯资料。[67]日本陆军电讯侦译能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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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日本海军的情报部门，自1909年起即将其情报搜集的重点置于美国，并且自20世纪20年代起介入密码侦译活动，不过由于人力有限，成绩比不上日本陆军对苏联的情报工作。虽然如此，日本海军仍然成功的破解了英、美及中国的外交密码与部分的军事密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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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讯情报工作除了电讯侦译，还包括反情报能力。近代日本所使用的各种密码中，最常为外界（甚至包括本国的其他政府部门）破译者，即为外交密码。日本外交密码，最常用者为LA码。其特点为以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假名字母，有时代表一个汉字，极少情况下，也用来表示两个汉字以上的词或词组。这种密电通常以LA开头，故习性上称为LA码。LA码主要译发各驻在国重要报刊文章的摘要，及驻在国政府、党派和舆论界的政治、军事、经济动态，故数量极大，占日本外务省和各驻外单位往来密电的30％—40%。1935年为温毓庆所破译，不过外务省仍继续使用至抗战结束。至于池步洲所破译的密码，则为较高级者。[69]1940年8月，日本外务省突然提前更换了一种复杂的密电码本，对中国的破译外务省系统密电造成很大的困难，破解能力由可以破解60％—70％降至40％—50％，此种情况持续一年之久。[70]不过1940年9月，美国陆军电讯情报部门在弗里德曼（William F. Friedman）的领导下，破解了日本的高阶外交密码（PURPLE，据近年的研究显示，英国、德国与苏联也能破译）。虽然如此，从日本外交密电中并不能得知日本的军事计划。[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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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空中武力的密码，由于在使用上不能过于复杂，以免花费时间太多失去时效，所以也较易破译。[72]日本的海军密码，虽然在珍珠港事变前即曾被英、澳、荷、美等国联手破解，但是后来经过改良，尤其是1940年12月以后所用的JN-25b，则直至1942年5月才被美国海军情报单位的Joseph Rochefort所破译。至于日本陆军的作战密码，则直至1944年1月才被同盟国联手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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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国民政府的电讯情报工作，在电讯侦译方面无法和先进国家相比，自是毋庸多言，即使在电讯保密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如军统），一般机关和部队也普遍做得不好，经常为美、英两国所抱怨。[73]对于英、美电讯情报官员来说，在太平洋战场最麻烦的问题即为如何和中国合作。早在1942年1月，英国即表示不敢与中国人交换情报，因为怕泄密，泄密的管道不只是日本的间谍，而且也是由于日本人破解中国的密电。1942年英国驻华大使首次向蒋介石抱怨此问题，蒋表示理解并要求英国自印度派遣一密码专家协助中国改善泄密问题。英、美也分别调拨新的设备和密码表（cipher tables）给中国，但是情况并未改善。[74]另一方面，英、美也未必真想协助提升中国电讯保密的能力，因为如此将使英、美破解中方密码变得较为困难。英、美在此种矛盾心理的影响下，唯一的解决之道只有不让中国接触到重要资讯。[75]因此，直至二次大战结束，英、美始终无法推心置腹与中国进行电讯情报的交换；[76]中国方面也未能经由中美合作所或中英情报合作计划，取得任何英、美的电讯情报。更重要的是，同盟国在进行战略及政治上的全面规划时，常基于中国无法保密的理由，不让中国参与，例如1945年2月的雅尔达会议对中国至为重要，但是中国却被排除在外，对中国造成极大的伤害。[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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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的电讯情报。中共的无线电通信和密码，在江西时期已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其保密技术已超越国民党，因此已非毛庆祥等人所能突破，后蒋介石曾悬赏，凡抄到一份中共电报有奖银元10元的规定，可见其需要中共情报的迫切情况。[78]日本的电讯情报单位，对于中共的密码，也曾努力破解，直至1941年2月28日才首度破解成功。[79]不过中共自1940年年底开始采用乱码（random digits），电码加密能力提升，根据日本陆军的观察，明显胜过国民政府。[80]因此，即使日本的“北支那方面军”宣称其对中共所发动的几次攻击，事前曾掌握资料，不过就整体而论，日本在华陆军仅能间续性地破解共军的密码。[81]至于日本军部则认为其主要目标为国民政府，而非中共，[82]因此对共军情报较不重视。日本军部情报圈内甚至有人认为，其研究中国问题的官员对共军了解的程度，尚比不上研究苏联红军的官员。[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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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军统对中共的电讯情报工作，以驻西安的电讯情报机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二工作队为例，直至1946年，仍仅能研译陕甘宁边区往来的贸易密电，供胡宗南作封锁边区的参考，对共区的军政电报，则从未破译过。[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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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六 辞职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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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德赉来华之前，国内主要的电讯情报机构为温毓庆所主持的交通部密电检译所、毛庆祥所主持的侍从室机要室研究组、魏大铭所主持的军统局密电组，以及中统局、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这些机构中以密电检译所的成绩最为突出，最得蒋介石的信任，预算也最为充裕，而为其他机构所羡慕。[85]至雅德赉加入密电组后，军统的表现令蒋刮目相看，密电检译所在电讯情报上独大的局面也开始产生了变化。戴笠乘势与温毓庆协商，并由戴联系负责情报汇整的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由唐向蒋介石签报，将军统密电组、密电检译所与侍从室机要室研究组三个业务性质相近的机构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以集中力量。[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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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鉴于各机构合并可以将人力、财力、设备集中使用，避免浪费，因此也表示赞成。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遂于1940年4月1日正式成立，由温毓庆任中将主任，毛庆祥、魏大铭二人为少将副主任。[87]不过三机构合并后，共有官佐士兵七八百人，新机构的规模甚至大过侍从室。各室、组的负责人均为少将级衔，业务范围包括研究日本、苏联等国的外交、军事密码，国内方面，则研究中共及川、康、滇、黔等地方军系与日伪组织的密码。共分为一室六组：一室即主任办公室，掌管人事、文书、印信及党务；第一组主管对日文的翻译，第二组主管日本外交密电，第三组主管密电统计，第四组主管各种中、外文密电的侦收，第五组主管总务、财经，第六组主管研究中文密码，包括中共及各地方军系的军事密电。[88]不过合并后三机构仅完成了表面上的整合，内部依然是壁垒分明，主任办公室和第六组由毛庆祥系掌握，第一、二、五组属温毓庆系，第三、四组属军统。第二组研究日本外交密码，但是第三组也同样在研究，因为侦收电报大权在军统，各自为政。[89]温毓庆虽为主任，但是技术骨干则大多为雅德赉所培训出来的军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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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一位访客出现在雅德赉住处，是一位在亚洲各国巡回的美国军事武官，雅德赉曾经和他见过一次面。他知道雅德赉是何许人，从事何种行业，但是并不多问。这位武官带来了华盛顿要雅德赉立即返国的讯息。由于战争一触即发，日本已要求封锁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等所有通往中国的路线，并随时可能入侵香港，英国人已开始急着疏散。重庆的美国大使馆认为雅德赉是个用假名为中国情报单位做事的美国公民，如果被日本人抓到，将会被判死刑。如果从越南或缅甸走，一定走不成，只有先搭机至香港再转机，或有可能走得成。这位武官替雅德赉订好了机票并答应替他办理离职手续，雅德赉于是决定离华。[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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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德赉前往军统局求见戴笠，表示其女友已重返美国密电部门工作，无法来华；其个人的学识、经验与脑力，对日本陆军密码的研译，也已难再有进展，加上政局剧变，由港赴美飞机恐将停航，故坚决求去，并计划于7月13日飞港转机返美。戴笠则表示雅德赉对日本陆军密码虽尚未破解成功，但是能以科学方法训练学生，十分难得，因此再三挽留。但是雅德赉去意甚坚，并提出一纸书面证明，保证对其在华一切工作内容严守秘密；又口头表示返美后如加入美国政府秘电部门工作，愿意站在中美友好立场，促进两国密电研译方面的合作。戴笠于是签报蒋介石，以雅德赉的合约已满，对日本陆军密码的研译，一时实难以突破，至于一般日本通讯业务与杂事方面的电报，密电组人员均已能破译，故拟请准予同意雅德赉离职，获蒋同意。[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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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德赉接到辞职获准的通知之后，匆匆向蒋介石及戴笠辞行，又参加了军统局的饯行餐会，并且在餐会上干了不少杯酒。他对仆役一一厚予犒赏，一些吃剩的进口药物、骑马的衣鞋、打字机、热带气候穿的西服等，则分别送给几位平日替他工作的译员，最后他如愿地离开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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