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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六 辞职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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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德赉来华之前，国内主要的电讯情报机构为温毓庆所主持的交通部密电检译所、毛庆祥所主持的侍从室机要室研究组、魏大铭所主持的军统局密电组，以及中统局、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这些机构中以密电检译所的成绩最为突出，最得蒋介石的信任，预算也最为充裕，而为其他机构所羡慕。[85]至雅德赉加入密电组后，军统的表现令蒋刮目相看，密电检译所在电讯情报上独大的局面也开始产生了变化。戴笠乘势与温毓庆协商，并由戴联系负责情报汇整的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由唐向蒋介石签报，将军统密电组、密电检译所与侍从室机要室研究组三个业务性质相近的机构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以集中力量。[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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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鉴于各机构合并可以将人力、财力、设备集中使用，避免浪费，因此也表示赞成。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遂于1940年4月1日正式成立，由温毓庆任中将主任，毛庆祥、魏大铭二人为少将副主任。[87]不过三机构合并后，共有官佐士兵七八百人，新机构的规模甚至大过侍从室。各室、组的负责人均为少将级衔，业务范围包括研究日本、苏联等国的外交、军事密码，国内方面，则研究中共及川、康、滇、黔等地方军系与日伪组织的密码。共分为一室六组：一室即主任办公室，掌管人事、文书、印信及党务；第一组主管对日文的翻译，第二组主管日本外交密电，第三组主管密电统计，第四组主管各种中、外文密电的侦收，第五组主管总务、财经，第六组主管研究中文密码，包括中共及各地方军系的军事密电。[88]不过合并后三机构仅完成了表面上的整合，内部依然是壁垒分明，主任办公室和第六组由毛庆祥系掌握，第一、二、五组属温毓庆系，第三、四组属军统。第二组研究日本外交密码，但是第三组也同样在研究，因为侦收电报大权在军统，各自为政。[89]温毓庆虽为主任，但是技术骨干则大多为雅德赉所培训出来的军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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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一位访客出现在雅德赉住处，是一位在亚洲各国巡回的美国军事武官，雅德赉曾经和他见过一次面。他知道雅德赉是何许人，从事何种行业，但是并不多问。这位武官带来了华盛顿要雅德赉立即返国的讯息。由于战争一触即发，日本已要求封锁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等所有通往中国的路线，并随时可能入侵香港，英国人已开始急着疏散。重庆的美国大使馆认为雅德赉是个用假名为中国情报单位做事的美国公民，如果被日本人抓到，将会被判死刑。如果从越南或缅甸走，一定走不成，只有先搭机至香港再转机，或有可能走得成。这位武官替雅德赉订好了机票并答应替他办理离职手续，雅德赉于是决定离华。[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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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德赉前往军统局求见戴笠，表示其女友已重返美国密电部门工作，无法来华；其个人的学识、经验与脑力，对日本陆军密码的研译，也已难再有进展，加上政局剧变，由港赴美飞机恐将停航，故坚决求去，并计划于7月13日飞港转机返美。戴笠则表示雅德赉对日本陆军密码虽尚未破解成功，但是能以科学方法训练学生，十分难得，因此再三挽留。但是雅德赉去意甚坚，并提出一纸书面证明，保证对其在华一切工作内容严守秘密；又口头表示返美后如加入美国政府秘电部门工作，愿意站在中美友好立场，促进两国密电研译方面的合作。戴笠于是签报蒋介石，以雅德赉的合约已满，对日本陆军密码的研译，一时实难以突破，至于一般日本通讯业务与杂事方面的电报，密电组人员均已能破译，故拟请准予同意雅德赉离职，获蒋同意。[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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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德赉接到辞职获准的通知之后，匆匆向蒋介石及戴笠辞行，又参加了军统局的饯行餐会，并且在餐会上干了不少杯酒。他对仆役一一厚予犒赏，一些吃剩的进口药物、骑马的衣鞋、打字机、热带气候穿的西服等，则分别送给几位平日替他工作的译员，最后他如愿地离开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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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雅德赉抵达马尼拉，7月22日抵达檀香山。他的行程，日本外交官员均有所掌握并予记录。在檀香山停留时，雅德赉曾拜访MI-8驻夏威夷的助理情报官毕克乃（George W. Bicknell），也有当地报纸的记者询问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形，雅德赉只回答说他已永远离开密码破译这一行，随行带有在华所做札记，计划将来撰写一部以中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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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德赉返美国后，曾想找密码研译的本行工作，不过《美国密室》一书已使他被归类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各电讯情报单位对他都是退避三舍。雅德赉最后只接到一个美国陆军电讯情报组（Signal Intelligence Service）4 000美元的小型研究案，要他介绍日军的电讯情报工作。雅德赉于是撰写了一份长达224页名为《日本在华军事密码工作（1938—1940）》（“Japanese Military Codes and Ciphers in Occupied China: Period1938-1940”）的报告，其中详细说明日本所用的各种密码系统及破译之道。这份报告，雅德赉自称包括了当时所能掌握之日本军事密电中的资料，实则完全根据他个人在华经验所写成。此项研究案的委托单位为陆军电讯情报组的上级单位——陆军独立通讯兵团（the Signal Corps）。据说该团团长认为这份报告的价值极高（“invaluable”），但是电讯情报界的专家并不以为然。弗里德曼直截了当地说这份报告不值4 000美元，饶勒特则认为这份报告的内容并无新意，还“制约”（“conditioned”）了日后对于日本陆军密码的研译。[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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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综前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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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雅德赉赴中国前已广泛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到达中国后仍然不免面对强烈的文化震撼。雅德赉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人口过多、教育程度低，加上贫富不均，解决之道在于加强民众教育，实施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工业化之后必然会对世界产生影响，由于中国人爱好和平，因此尚不致产生侵略他人的“黄祸”，但是仍有可能减少西方人的就业机会，不过中国是否也会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则是雅德赉并未思考到的问题。他对中国人的印象为神经迟钝，可以忍受脏乱和噪音，对他人痛苦缺乏同情心，受传统和迷信束缚，不善操作机械，懒惰，不过他也认为中国人爱好和平、聪明，是可教之才。雅德赉对中国人的看法，大致上与19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相似，只有懒惰一项特质与一般西方人印象不同，或许雅德赉的此种印象是来自平日与其仆役接触的经验。雅德赉虽然认为中国人是可教之材，不过教育4亿5千万人这件巨大的工程应由谁来做？应如何进行？雅德赉自己也不清楚。显示他与19世纪以来的西洋传教士不同，[94]既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不清楚，也缺乏让中国“文明开化”的使命感（civilizing mission）和牺牲奉献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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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雅德赉天资聪颖，个性幽默，生活放荡不羁，只身在华，更是有如脱缰野马，私生活颇不检点，又不服军统规劝，双方关系并不和睦。但是雅德赉在华期间毕竟破译了日本的航空密码，让西南地区数百万的民众，得以在日机空袭时获得预警避免恐慌，从容应对，减少伤亡；中国空军还曾利用此项电讯情报，主动出击，重创日军。此外，雅德赉训练了150位学员，为军统培育了一支侦译的力量，奠定了日后向各方面扩展的基础。戴笠原认为雅德赉能力有限，又不守纪律，为军统带来不少困扰。他在痛定思痛之余，决定不再聘请雇佣性质的外籍顾问，转而积极向外寻求友邦政府的情报合作。不过历史的后见之明显示，同盟国或对中国电讯保密的能力缺乏信心，或基于本身利益考量，多不愿与中国分享真正重要的电讯情报和侦译技术，因此中国想要仰赖政府之间的合作提升自己的密码破解能力，实非易事，事后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不论是中美合作所（SACO[95]）或是中英情报合作，中国在电讯情报上所获得的实际效益，尚无法和雅德赉的成绩相比。在中美合作所方面，根据中美双方协定，美方的侦译技术和成果应与中国分享，但是相关的条文却被美国陆军，尤其是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以保密为由坚决抵制，因此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在电讯情报上从未自美国获得任何实质的效益。至于中英情报合作，英军于加尔各答建有侦测站，与中国在当地的工作团队拦截相同的日本密电，英国利用中国所提供的破译情报，与其自己所获日本密电比对，得以找出中方破解日本密电所用的密钥（keys），中方知道后觉得被英方利用，更加深了原有对英国的不良印象。[96]事后看来，仰赖政府之间的合作以提升自身的密码破译能力既不可行，聘用私人性质的顾问似乎仍是较为务实的做法。其次，军统所聘用的雅德赉是否为当时所能找到的最佳人选？美国著名的情报史家康大维（David Kahn）认为萧勃在联系雅德赉之前，未能广泛征询行内专家的意见，以致未能聘到最佳人选。[97]笔者以为，军统在决定聘用雅德赉之前，未曾征询圈内真正专家的意见，仅看到雅德赉在美国社会大众之间的知名度及其书中所显示的反日立场，即轻率做出聘用的决策，确有考虑不周之处。不过当时本领比雅德赉高强的专家当然有，但是这些人多半服务于政府机构，以当时美国政府对于密码破译工作保密的程度，[98]即使这些人愿意放弃美国国籍至中国服务，美国政府也绝不可能同意放人，康大维的说法似乎太过于理想化。最后，历史的后见之明也告诉我们，战时日本的反情报能力甚强，被中国破解的密码，均为较易破解的外交密码和航空密码，至于最难破解的陆军密码，则直至1944年1月才被同盟国联手破解。雅德赉在华期间未能破解的陆军密码，后来的中美合作所与中英情报合作计划也都无法破解，因此似乎只能说军统对雅德赉的期望过高，而不能说军统用人不当。至于雅德赉行为不检的问题，由于雅德赉系以顾问名义聘用，合约中对其在华行为或未曾有所规范，因此军统对其不当行为，也只能进行道德劝说。更有进者，如果放宽视野，由日后美军在华以及在其他海外地区的表现看来，我们对于雅德赉的不当行为，似乎尚可用较包容的角度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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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雅德赉不论在美国或是中国，均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人物。在美国，雅德赉由于出版畅销书《美国密室》泄漏工作机密，成为美国政府的头痛人物，因此自离华返美后即不再为美国政府所用，但是他1958年病逝后，仍获葬于阿灵顿（Arlington）的国家公墓，与几位四星上将的墓地并列。[99]1999年，美国国家安全总署（National Security Agency）设立名人堂（Hall of Honor），雅德赉也是首批入选的8位名人之一，[100]显示其贡献仍获肯定。在中国，雅德赉在军统服务期间，密电组曾编有《豁庐一年》一书，记录雅德赉及其研究统计人员的工作。[101]20世纪50年代，雅德赉与中美合作所被视为美帝特务在华工具，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改革开放后，中共官方致力改善对外关系，开始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英各国情报合作的史实，重新加以评价。中美合作所的遗址被重新整理为具有正面意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02]近年几部以战时间谍战为主题的大型电视剧（包括《重庆谍影》）中，雅德赉被赋予正面形象出现；他的在华回忆录也出现了至少有两种的中译本，显示雅德赉在大陆的名誉已被平反。至于在台湾，有关战时中苏情报合作[103]及雅德赉在华活动史实则一直是隐而未彰，不论是国防部情报局1962年编印的《国防部情报局史要汇编》，[104]或是1979年编印的《戴雨农先生传》，[105]均未见只字记载，前者的遗漏显然是受到冷战时期反共抗俄国策的影响，后者被遗漏的原因则或许是由于雅德赉未能完成破译日本陆军密码的目标，又不服从纪律。不过雅德赉的在华言行是否逾矩，对中国的贡献是大或小，纵使一时尚无法论定，他的在华故事具有高度启发性，有如一面镜子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自己，则可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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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Rives Childs, Foreign Service Farewell: My Years in the Near East,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69, pp.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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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vid 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Herbert O. Yardley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n Codebreak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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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erbert O. Yardley, 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3,p.3.（以下书名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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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ahn, The Reader of Geutlemeu’s Mail, pp.18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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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代表性的著作包括：马振犊：《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九州出版社，2008，第337页；岩谷将：《蒋介石、共产党、日本军——20世纪前半中国国民党における情报组织の生成と展开》，“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再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1；Maochun Yu,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32-38.; Idem, The Dragon’ s War: Allied Operations and the Fate of China, 1937-1947,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pp.147-148; Idem, “Chinese Codebreakers,1927-45,”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4:1 (1999), pp. 205-206; Frederic Wakeman, Jr.,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27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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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 s Mail, p.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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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pp.15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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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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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戴笠呈蒋中正》，1940年7月11日，《特种情报——军统（二）》，《蒋中正总统文物》（以下简称《蒋档》），“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102-00035-005；“国防部”情报局编《中美合作所志》，台北：“国防部”情报局，1970，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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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成信：《军统特务电讯机构内幕》，文闻编《我所知道的军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第235页；张成信：《军统“豁庐”内幕》，《重庆文史资料》1991年第35辑，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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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世荣：《军统特技室的密码战》，文闻编《我所知道的军统》，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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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成信：《军统“豁庐”内幕》，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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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乔家才：《铁血精忠传──戴笠史事汇编》，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8，第208页；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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