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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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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帝国边防线上的名臣与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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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到达南门以后，对城内守军说有明英宗的圣旨，命令杨洪等人打开城门接皇帝回城。在瓦剌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让明军打开城门的目的十分明显，明军肯定不会答应。但是明英宗毕竟在城外，于是明军回复说：“如今天色已晚，我不敢擅自开门。这城池军马是爷爷（指皇帝）的，杨洪也出去了，不在城里。”这两句话极有讲究。首先是因为时间已晚，按照城禁，不许开门，况且天晚看不清，无法证实皇帝就在军中，这就为自己不迎接圣旨开门做足了理由；再者，若圣旨是真，守军守的是“皇帝的城池”，敌方兵临城下，断无开门丢城的道理；最后再祭出一招：杨洪不在城里，守军无权开城。这三板斧下来，圣旨也成了废纸。硬的不行，软的亦无用，且此时天色已晚，不利于攻城，也先无奈，不再驻扎，随即西行，往大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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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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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后的大同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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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日，瓦剌到达大同东塘坡上，明英宗写信送入城中。二十一日，明英宗派遣忠勇伯到城下，但是大同守军依然不信。最后，明英宗只能让袁彬骑马来到城下。袁彬以头触门大叫，并以驾牌为信，才被明军接入城中，并入见广宁伯刘安、都督郭登等人。守将一番讨论后，刘安出城面见明英宗，恸哭而返。既然守军确认了明英宗确实在也先营中，便无法像宣府镇一样打发瓦剌走人。于是大同只得奉明英宗圣旨，取银一万五千两，送给了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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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到了甜头的也先在九月二十八日再次带着明英宗来到大同城下。当时郭登命令部下在城上悄悄放下月城闸板，打算率壮士突袭，迅速将明英宗救回，但是此举被也先察觉。于是也先又转到南门，让大同城中的首脑出城面圣，但是大同城并没有同意，只是向被俘的皇帝献了羊酒等物，也先见大同守军亦是软硬不吃，再也捞不到什么，遂往紫荆关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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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两次兵临大同城下，为何第一次守军给予银钱，而第二次就采取闭门不纳的态度？其中又有什么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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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也先第一次来到大同城下时，明英宗就派遣忠勇伯到城下喊话。他喊的是什么话呢？这在袁彬的《北征事迹》中并无记载，但是却被《国朝献征录》记录了下来。也先要求金币数万，并承诺只要给钱，就送还明英宗，然而郭登始终闭门不纳。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忠勇伯就已经要求明军拿钱赎明英宗了。郭登是一代名将，当然不相信这种鬼话，但明英宗却是单纯的，他无疑相信了也先的鬼话。因此，面对郭登的拒绝，明英宗惊惶地说：“我与郭登是姻亲，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可见，明英宗非常心急，他愚蠢地相信了也先的话，然后竟还拿出姻亲关系而不是君臣大义来打动郭登，实在让人啼笑皆非。郭登当时的回复和宣府的杨洪有异曲同工之妙。郭登说道：“我奉命守城，不敢擅自开启城门。”郭登站在固守祖宗基业的道德制高点上，巧妙地回绝了明英宗。有臣如此，固为国家之幸，但是当有君如阿斗，那就是诸葛亮在世，也断无扭转之理。忠勇伯无功而返以后，明英宗竟然又派遣袁彬来城下喊话，其内容无疑与忠勇伯相同。情况到了这个地步，只能让人徒呼奈何。明英宗的第二次遣人终于有了效果。广宁伯刘安、给事中孙祥、知府霍瑄无法无视皇帝在城外这一事实，纷纷出城相见。其中刘安更是不顾身边有敌营将领，将大同城内钱粮多少悉数告知明英宗。于是被“回家”这一许诺烧坏了脑子的明英宗“慷慨”地将一万多银两以及衣物等送与也先。结果自然是钱到了，人却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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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记载，二十二日晚，明军的侦察兵“夜不收”曾成功渗透进瓦剌核心营地，欲解救明英宗回城，但又因为明英宗怕死而作罢。此时也先移营猫儿庄，暂时离开了大同城，吃了哑巴亏的刘安等人自然无法再主导大同城的军事策略，于是郭登积极备战，打算武装夺营。郭登秘密招募死士，晓以忠义，并承诺如果成功将皇帝夺回，皇帝定会将他们封为侯爵。经过这么一番讲话，招募的死士纷纷摩拳擦掌，士气大振，愿以死报国。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九月二十八日，也先第二次来到大同城下，郭登刚要率壮士出击，竟然有人将此绝密信息透露给了也先，以至于也先匆忙拔营。也先在此期间根本就没有打算放明英宗回城，而且将把皇帝“送回大同城”改为了“送皇帝南归”，显然是想如法炮制，在其他各处效仿大同之事捞取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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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也先第一次兵临大同，城中主要将领不听约束；第二次兵临大同，又有人泄露机密消息。被从前坑到后的郭登不禁大恸：“驽材果败吾事！”而从不久以后刘安“借他故”还京师可以看出，连番坏事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这位庸才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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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宣府和大同两地的事来看，对待贪婪的敌人，一旦示弱，将是噩梦的开始。唯有一开始便坚定决心，心存决不投降、决不妥协的信念，才有可能让敌人不敢轻视你，惧怕你，并最终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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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剌军队在宣府镇城下碰壁的同一天，也就是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土木堡战败的消息传入北京，京师大震。次日，皇太后命令明英宗的弟弟郕王——后来的明景泰帝朱祁钰监国。在最初的慌乱中，明帝国中央政府并没有很快拿出统一的决策。郕王命令群臣商议战守方略，侍讲徐珵夜观星象，认为星象有变，京师应当南迁。就在大家莫衷一是的时候，如中流砥柱般的名臣出现了，他就是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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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厉声呵斥道：“言南迁者，可斩也！”接着请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自此“人心稍安”。随后，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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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是土木堡之变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明帝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开始。其实如果当时明帝国南迁，则会正中瓦剌的计谋。因为也先确实有攻占北京之意。《明实录》载，大同总兵官都督同知郭登奏：送自虏中还者白叵罗至京，言也先会众议云：“北京已立皇帝，要领人马来交战，终无讲和之意。我今调军马再去相杀，令彼南迁，与我大都。”而也先得知明帝国毫无讲和意图后，当即调集兵马，打算“再去相杀”，迫使明帝国南迁，恢复故元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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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先调兵遣将，攒着劲攻打北京时，明帝国唯一要做的就是和也先在时间上赛跑。面对惨败以后军政残破的形势，明帝国要赶在也先入犯京师以前做足准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明帝国沿边的将士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忠勇”二字，为北京的备战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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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自大同东进以后，于十月四日到达紫荆关北空地。五日，投降瓦剌的内官喜宁率领也先部前哨进入紫荆关北口。明军严阵以待，与蒙古军相持四天，蒙古军一直无法突破明军正面防线。但是，当时的紫荆关尚不完备，还有很多能通往关内的小路。加上由于明帝国建国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蒙古军能侵犯至此，所以这里武备松弛，军士战力不堪。土木堡之变后，景泰帝下旨堵塞山口，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明军不可能将可通人马的隘口完全封堵，紫荆关依然像筛子一样四处漏防。虽然紫荆关先后有于谦调遣的一万二千余人把守，但是由于可通人马的隘口众多，守军分散防守，再加上太过仓促，所以当也先攻打主关口时，守军到达自己岗位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也因此，在也先凌厉的攻势下，守军纷纷溃逃。就在这一危急关头，山东都指挥同知韩青奋力挥舞帅旗，招得劲骑百余，晓以忠义，仅率领百余骑兵，纵骑驰突，与瓦剌军大战于升儿湾，并手刃数名蒙古军。韩青的骁勇成功地吸引住了敌军，引得蒙古军纷纷来战。韩青在乱军之中突中流矢，却仗剑屹然不动，居然自午时战至申时，打了将近四个小时，而且明军不但没有崩溃，反而“转战益力”。之后蒙古军凭借人数优势围之数重，想要招降韩青，不料韩青勃然大怒，破口大骂道：“我背忠义而狥汝乎！”说罢便引刀自刎。韩青死后，右副督御史孙祥又率领未奔逃的残兵凭关坚守长达四日。最终蒙古军眼见无法正面突破紫荆关，便找到还未封堵的其他道路，绕到守关明军背后。腹背夹攻之下，明军逐渐不支，紫荆关遂破。关破后，孙祥并未奔逃或投降，而是再次督兵与敌人展开巷战，最终因寡不敌众，力战殉国。韩青、孙祥二人自始至终保全了对国家的忠诚，用自己的生命为北京换来了宝贵的四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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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关长城及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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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九，也先所部突破紫荆关，至京师的路线再无一点障碍。也先纵骑狂奔，两日行二百余公里，在十月十一日到达了卢沟桥，这是北京保卫战的开始。而此时的明军，已不再是之前的狼狈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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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月二十日开始，大约前后五十日的时间里，于谦一共调整将领约六十人。因为土木堡之败而被关入大牢的杨洪和石亨被重新起用，这二人是北京保卫战的灵魂人物。此前，在紫荆关死战的硬汉子韩青也是在于谦的任命下赶往紫荆关的，可见于谦看人颇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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