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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170013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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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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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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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海军“胡德”号（HMS Hood），1919—1941，最后一个海权的标志性船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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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有位英国知识分子竭力想要解决一个自文明诞生以来就一直困扰人类的大问题——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单元会有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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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首度统治海洋以来，人们在海边的沙滩上建起的王座中有三座特别显眼，它们分别属于推罗、威尼斯和英格兰。在这三个大国里，第一个只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些许痕迹；第二个毁灭了；第三个继承了前两个的荣光，但如果它忘记了两位“前辈”的榜样，或许也会从它引以为豪的卓越地位上跌落下来，走向不怎么令人同情的毁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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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明白，英国非同寻常，它是一个庞大的海洋帝国，而非大陆强国，它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罗斯金自命为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的拥趸——透纳这位艺术家在追寻“英国海权”身份的过程中，把“大海”的意象从平淡提升到了崇高——他追随自己的英雄来到威尼斯。在那里，在大运河边，他找到了所需要的工具，可以解答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难题。在某种程度上，《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是威尼斯建筑的历史，它用堪比摄影的精确度捕捉并记录下了威尼斯日趋黯淡的辉煌。[2]但这本书并未止步于此。最终，正如透纳所展示的那样，这个问题仍然是个文化问题。[3]罗斯金从这座古城的结构去解读威尼斯的海洋文化。由于对英国未来的担忧日益加深，他写了一本书，把建筑当成威尼斯海权的终极表达，“在我看来，这种警告似乎是由每一股快速涌动的海浪发出的，它们就像途经此处的钟声一样，冲击着威尼斯之石……它源于对历史的忠实研究”[4]。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悲怆美感，罗斯金措辞的优雅，以及包含的看似简单的信息，都在提醒一个正因万国博览会之年而沾沾自喜的国家去正视它正在走向衰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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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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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hn Ruskin,The Stones of Venice,Vol.I:The Foundations,London:Smith,Elder,1851,p.1;A.D.Lambert,‘“Now is come a Darker Day”:Britain,Venice and the Meaning of Sea Power’，in M.Taylor,ed.,The Victorian Empire and Britain’s Maritime World 1837–1901:The Sea and Global History,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3,pp.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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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罗斯金如何利用新技术来提高他记录和分析“石头”的能力，请参阅K.Jacobsen,J.Jacobsen,Carrying of the Palaces:John Ruskin’s Lost Daguerreotypes,London:Quaritch,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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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纳痴迷于荷兰、迦太基和威尼斯的文化意义，这源于他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战争中塑造英国海洋身份以及在随后漫长的和平岁月中维持这种身份的压倒性冲动。见F.G.H.Bachrach,Turner’s Holland,London:Tate Publishing,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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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ohn Ruskin,The Stones of Venice,Vol.I,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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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导言作为文化的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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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 POWER A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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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巴卡（Hannibal Barca）：迦太基的海权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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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斯金把威尼斯海权的毁灭追溯到当地哥特式建筑被取代的时候，这是一种把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和意大利的建筑风格与从大陆输入的帕拉弟奥式巴洛克风格混合起来形成的建筑样式，很适合用来修建与海事有关的建筑。这一选择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潮流，在失去了自己的海上帝国之后，这种潮流引导着这个城邦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他方面。他确定了在所有海权身上都会出现的主题：包容性政治、商业在公民生活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反对普世君主国和热衷征服及统治的霸权国家。霸权的威胁来自奥斯曼土耳其、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罗马教会，这些威胁至今依然能够在英国读者当中引起共鸣。最重要的是，海权为贸易而战。近代，英国凭借自己的两栖部队强行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就像威尼斯人利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建立了他们的海上帝国一样。不管他们个人的宗教观点如何，威尼斯的领袖们都在进行精密的“计算”，如若违背他们的信仰，国家可以获得哪些经济上的优势，因为“威尼斯的核心是战争，而不是崇拜”[1]。在一段针对他所属的时代写下的文字中，罗斯金指出，威尼斯的衰落随着贵族统治的终结而开始，由于个人信仰的丧失而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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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两年，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迟了点，但“海权国家”的概念还是被加进了英语词典。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在他的不朽著作《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第五卷中使用了这个概念，当时英国正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格罗特认为，无须刻意把英国和雅典的海权联系在一起：与他同时代的人根本不会忽略这一点。正是他在这本书里首开先河使用了“seapower”和“thalassocracy”这两个术语，而格罗特是直接从古代作家那里把这些术语沿用过来的，它们被写进了《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他用它们把当代英国人的关切与作为典范的雅典国家联系起来，呼应了希罗多德认为雅典有意识地把自己变成一个“海洋强国”的观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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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 ob Burckhardt）进一步发展了罗斯金的观点，围绕着“作为一件艺术品的国家”这个命题，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文化和权力进行了权威的分析。[3]布克哈特运用“建构身份”这个概念来分析现代早期的意大利各国。他们两个人都认识到了“选择”在国家演变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而国家的身份易变，绝非固定的。罗斯金沉浸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种充满海洋气息的文化当中，他选择关注威尼斯，而土生土长的巴塞尔人布克哈特则把目光投向了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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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上校出版了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在书中，他做了一种较为乏味的尝试，试图对海权的构成要素进行分类。[4]与罗斯金和布克哈特不同，马汉没有触及海权之魂，他只停留在战略层面上。他把这个希腊术语拆分成一个短语——“sea power”——因为他无法援引威尼斯或英国来为他的祖国提供海权（sea power）先例。它们太小、太弱，特别是太过于海洋化，不能给一个正在崛起的大陆超级大国构建自己的身份提供参考。作为替代，马汉看中了罗马共和国的海军力量，罗马是一个大陆军事帝国，致力于统治它所在的那个半球。他提出的经典模式不是迦太基海权的崛起，而是罗马军事力量对它的毁灭。同样的，他在现代世界中为美国找到的榜样也不是英国的崛起，而是大陆强者法国没能获得粉碎其脆弱的海权对手，并在波旁王朝、共和国或拿破仑帝国的统治之下成为一个新罗马帝国所必需的海军优势。马汉希望他的同胞们理解的是，法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其糟糕的战略选择，而不是它的大陆身份，因为他认识到，美国要继承的是罗马的衣钵，而不是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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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想要学习战略的学生来说，马汉可能是位更好的指导者，但罗斯金对海权的处理方法比他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他以雄辩的文字创作了一部宏大的作品，对威尼斯的建筑与其海洋帝国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进行了考察。罗斯金并没有把海权问题当成一个选择来处理；他将之视为威尼斯伟大时代的一种根本品质。选择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做出的。他认为推罗是这样的，他还知道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也是这样的。[5]罗斯金把英国编进了一条“海权之链”中，通过威尼斯把英国和《旧约》里最富有的城市联系起来。[6]这种海权的传承具有显而易见的目的：衰落的前景始终困扰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这个大国里，一种担忧正在四处蔓延，人们害怕国家已经达到了荣耀的顶峰。这也是一个深受古典文化影响的社会：像罗斯金这样受过教育的人读过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Peloponnesian War），他认为这本史书是部“对全世界都很重要的悲剧”，和乔治·格罗特的历史巨著一样。[7]置身技术快速进步和全球统治的空前盛况中，罗斯金在寻找国家的灵魂。他为自己的祖国忧虑，在他的余生中，忧虑驱使他的笔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威尼斯、文化和命运的主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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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之石》激起了一股浪潮，在整个大英帝国中，无数威尼斯哥特式建筑修建起来，把由先驱者奠定的海权概念构建成英国特性的知识核心。它静静地躺在那里，直到被一位美国海军上校的直接论辩和沉闷的散文惊醒，这位上校猛然发现，他因为向英国人讲述了他们起码在三百年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而名扬天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