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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从维尔纳到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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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的战略思想发展过程中，早就可以看出一种趋势来，那就是逐渐偏重“数量”，而忽视了机动；偏重战略形式，而忽视了奇袭。1812年的征俄战役就是这种趋势的最高峰。而地理的条件，只不过是更增强了这种弱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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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拿破仑拥有总数450000人的精兵，这样庞大的兵力，使得他只好采取一种近似直线形的分配，结果也必然会沿自然期待的路线采取直接性的行动。他是和1914年的德国一样，把他的兵力集中在战线的一端——左端——然后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横扫运动，以期在维尔纳把俄军击溃。即便他的幼弟杰罗姆（Jerome）在担负吸引敌军的任务时，惰性不那么强，这个计划本身也还是太臃肿、太直接，不足以当作一个有效的方法，以使敌军丧失平衡——除非他们真是冥顽不灵，才会有这种可能性。实际上，俄军当时正小心谨慎地采取一种闪避的战略，所以这种行动更是无的放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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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拿破仑向俄国境内挺进时，在他第一拳落空之后，他就依照平常的惯例，把他的战线收缩起来，准备向敌人的后方作战术性的攻击。此时俄国人也改寻求“会战”的政策，他们蠢到了这样的程度，一头钻进了拿破仑大张的狮子口。拿破仑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首次咬紧了他的牙床，可是俄国人却机警地溜走了；而在伯罗的诺（Borodino）更撞碎了拿破仑的门牙。这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足以说明一个向心性的路线和真正的间接路线之间，所显现的优劣得失。以后法军从莫斯科撤退的悲惨结果，与其说是由于严寒天气所致，毋宁说是法军士气颓丧的缘故——实际上那年的冰冻期比平常还来得晚。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俄国人的避战战略击败了他这种寻求会战的战略——而这种避战的战略，却应该当作是一种间接路线的大战略看待。（编注：对于俄国在此次战役中的“避战行为”，近世有不少史家怀疑它是否真是一种有计划的行动；他们认为俄军之所以后撤，并非因为俄国有计划地回避战斗，而是因为俄国的两支主力军，在法军的重压下，始终无法顺利会师以与法军决战之故。所以只好一再撤退，寻求会师的机会，以免被法军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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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拿破仑在俄国惨败而归后，他的军队在西班牙的失败，无论从精神和物质方面，也都足以增加他的困难。所应注意的，是在这个战役中，英国人又是追随着他们的传统战争政策，那就是“切断敌人的根本”（severing the 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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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13年，拿破仑又集中了一支生力军，其数量之庞大和机动性的缺乏都要算是空前。当时普鲁士已经在蠢动了，而俄军也正准备侵入，拿破仑还是想用他的老办法，集中力量把他们逐一击碎。但是无论吕岑（Lützen）会战也好，包岑（Bautzen）会战也好，都不曾获有决定性。此后，联军即长期坚守不出，拒绝了拿破仑一切的挑战企图，他们这种避战的态度促使拿破仑也暂行休战六星期，可是到了这个期限终了之后，奥地利也加入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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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的战役使我们对拿破仑那个已经产生变化的心理，又多了更深刻的了解。他手里有400000人的兵力，大致与对方相等。他使用100000人向柏林作向心的进攻，但是这种直接的压力只不过是把贝纳多特（Bernadotte）在这个地区中的兵力压缩得更紧，使他们可以发挥出更大的抵抗力，结果法军终被击退。此时，拿破仑本人，率领着法军的主力占领一个中央位置，准备向萨克森的首都德勒斯登进攻。但是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拿破仑突然沉不住气，立即向东前进，直攻布吕歇尔（Blücher）所率领的普军95000人。布吕歇尔向后退以引诱他进入西利西亚，而施瓦尔岑堡（Schwarzenberg）则率领着185000人开始向北移动，从波希米亚到易北河上，然后越过波希米亚山地进入萨克森——这样在德勒斯登到达了拿破仑的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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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了一个支队作后卫，拿破仑马上赶回，准备用更厉害的一拳，击退从这一条间接路线上进袭的敌军。他的计划是向西南方运动，越过波希米亚山地，而在群山中达到截断施瓦尔岑堡退路的位置。他心里所想到达的位置，的确是一个理想中的战略阻塞物。但是敌人迫近的消息却使他感到神经紧张，在最后一分钟，他突然决定改向德勒斯登，直扑施瓦尔岑堡的主力。结果又获得了一次战术上的胜利，可是施瓦尔岑堡却安全经过山地向南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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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后，三支不同的联军又开始联合进攻拿破仑，这时他的兵力，由于累次的会战，已经逐渐减弱，所以只好从德勒斯登退到了莱比锡附近的杜本（Duben）。施瓦尔岑堡位置在南，布吕歇尔则在北，而出乎拿破仑意料之外的，贝纳多特却已差不多绕到他北面侧翼的后方。拿破仑决定先采取直接的行动，然后再换用间接的路线——首先击碎布吕歇尔，然后再切断施瓦尔岑堡和波希米亚间的交通线。根据以前所讲过的历史经验看来，这次的后果似乎很不理想。拿破仑对于布吕歇尔的直接行动，并未能使后者接受会战。但是它却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结果，因为它是事先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所以也就产生了重大的意义。拿破仑固然只是直接进攻布吕歇尔，可是无意中却变成了对于贝纳多特的后方采取了一种间接性的行动。这使得贝纳多特感到神经紧张，于是匆忙向北退却，这样就解除了拿破仑退却线上的威胁。拿破仑对布吕歇尔的这一拳固然落了空，但是间接的，使他在几天之后免于一场最大的惨败。因为当布吕歇尔和施瓦尔岑堡在莱比锡，再度迫近拿破仑时，拿破仑就决定接受会战的考验，而终于失败了。但是在失败之后，他却还是有一条安全的退路使他可以撤回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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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联军在数量上已经占有很大的优势，于是分兵数路向法国作向心式的侵入。因为已经无法获得以往那样强大的兵力，所以拿破仑又只好再度使用旧有的武器——奇袭和机动。尽管他在使用时的技巧非常高明，可是他却已经缺乏耐性，并且太沉醉于会战的观念，所以远不如汉尼拔、西庇阿、克伦威尔和马堡公爵等人那样炉火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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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后还是因为这种战略，才使他的命运延长了很久的时间。他现在对于他的目的和手段之间，已经作了一个很明智的配合，他认清了他的力量已经太弱，不足以在军事上获得决定性的结果。遂决定把他的目标只限于破坏同盟国军队间的合作，而他对于机动性的发挥也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即便如此，虽然他在阻止敌人前进的工作上，已获得相当的成功，假若他能继续不断采取这种战略，而不想在每一次战略成功后，就接着又获得一次战术性的胜利，那么其效力一定可以更大、更持久。他不断地集中兵力，以对付敌人的孤立部分——其中有五次都是攻击后方的目标——使敌人受到了一连串的挫败。可是最后他还是沉不住气，终于在拉昂（Laon）向布吕歇尔发动了一次直接攻击。结果他却失败了，受到了无法承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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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手里只剩下30000人，遂决定孤注一掷，于是他向东前往圣狄则尔（St．Dizier），尽量集合他所能找到的地方驻防部队，并且鼓动乡村对于侵入者发动广泛的抵抗运动。但是采取这个行动，他就要越过施瓦尔岑堡的交通线。而且，他不仅要到达敌人的后方，并且要乘敌人采取行动前，在那里建立一支兵力。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的复杂，不仅缺乏时间和兵力，他的基地也会丧失掩护，更会在精神上引起极大的不安。因为巴黎并不像一个普通的补给基地。这也可以说是天意，他的命令又落到敌人的手里，于是奇袭和时间两个因素完全化为乌有。即便如此，可是他这个行动在战略上却具有强烈的“引力”，使得联军当局经过了激烈的辩论后才决定先进攻巴黎，而不回转过来对付他的行动。他们这个行动，使拿破仑在精神上受到了彻底的打击。据说为什么联军最后会作此决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害怕威灵顿的英军，会首先进入巴黎。假使这是真的，那么就更讽刺地为间接路线战略奏出了最后的凯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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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Elba）逃回法国时，他的兵力又变得很庞大，似乎使他的血液又冲进了他的头脑。不过，他这一次很巧妙地运用奇袭和机动逐步前进，最后几乎达成了一个决定性的结果。当他向布吕歇尔和威灵顿的联军进攻时，他所采取的路线在地理上，固然是属于直接性的，但是在时机上却具有奇袭的意味，而其方向也是直指两军“接头”的地方。可是在李格尼（Ligny），奈伊本指定担负一个迂回的任务——战术性的间接路线——却失败了，遂使普军免于一次决定性的失败。以后当拿破仑在滑铁卢回过头来攻击威灵顿时，他所采取的路线却是纯粹直接性的。结果使他损失了一些时间和人力，而尤其是他的部将格罗齐（Grouchy）未能引诱布吕歇尔远离战场，更使这种困难加重。所以当布吕歇尔再度出现时，虽然他仅仅只到达拿破仑的侧翼上，但是这种意想不到的行动，在心理上构成了一个间接的路线，所以就具有决定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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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九章 一八五四至一九一四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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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51年盛大的“和平”博览会闭幕后，接着又是一个新的战争时代。在这一连串的新战争中的第一个战争，在军事过程和政治目的上，都是同样的不具决定性。但是从这个混乱和愚笨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当中，我们却至少可以获得一些消极的教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直接路线的毫无效果。当将军们都是带着“遮眼罩”胡乱瞎撞时，那又何怪乎一个副官会率领轻骑兵旅直向俄军的炮口里冲锋。在英国的陆军中，其直接性使得一切的动作都是十分的准确，都是具有硬性的形式。这种情形使当时的法军指挥官康罗贝尔（Canrobert）感到大惑不解，直到许多年后，当他参加一次英国宫廷中的舞会，他才恍然大悟。于是他惊讶地说：“原来英国人打仗就正和维多利亚女王跳舞是一样的。”但是俄国方面对于这种直接性的本能，其基础之深也未遑多让，甚至某一次的迂回行动中，有一团俄军在经过了一天的行军后，终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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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克里米亚战争的研究中，我们绝不可忽视下述的事实（当然也不必夸张），自从滑铁卢之战以后，已经过了40年，在这段期间，欧洲国家的陆军比之过去变得更职业化。这个事实的意义，虽不能当作反对职业军队的借口，不过却足以当作一种例证，说明职业环境的潜在危险性。尤其是高阶的军人，因为服役的时间较长，若没有与外界的事务和思想多有接触，这种危险性势必更加严重。反而言之，美国内战初期，却显示非职业性军队的弱点。只有训练才能锻炼出一个有效的工具，以便将军们在使用时可以得心应手。一个长期的战争，或是一个短期的和平，对于这种工具的产生，都可以算是最有利的条件。不过假使工具要比工匠还更优秀，那么这种体系就会出毛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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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1861至1865年间的美国内战可以当作一个鲜明的对照。那些军事领袖，尤其是南方的，主要都是从职业军人中挑选出来的，但是他们这些人的职业生活却不尽相同，有些人担任过文职，有些人利用余暇时间作过私人性质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战略观念既非以操场为发源地，而也不受其限制。不过尽管“个别”的战略可以具有如许广大的差异，但是最先控制各主要作战的，还是传统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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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的发展更使这种趋势变本加厉。铁路对于战略的最大贡献，就是增加了运动的速度，但是它却并未能使弹性也同样增加——这却是真正机动性所不可缺少的要素。铁路运输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应以美国内战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但是因为铁路线本身是固定的，所以自然使战略也照着直接和直线的趋势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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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这次和以后的战争中，陆军都变得仰赖铁路，以维持他们的作战，但是并未认清他们对于铁路的依赖性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由于补给比较容易，所以就鼓励指挥官们拚命扩充他的数量，但是他们却不曾想过一旦到了铁路终点时，如此大量的军队又将如何运动。所以很矛盾的，这种新型的运输工具不但不能增加机动性，反而会减少机动性。铁路足以使军队膨胀，足以把他们运往前方，足以使他们有东西吃，但却不能使他们进行有效的战斗。它更增加了物质要求，使他们为铁路线所束缚。同时，他们的补给线都是千钧一发地吊在这一条线上面——而这一条绵长的铁路线，本身却是极易加以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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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内战初期，便可以看到这些事实，而尤以1864年最为显著。北军过惯了补给充足的好日子，所以比南军更容易陷于瘫痪。在西战场上，这种靠铁路补给的大军，对于南军卓越骑兵领袖——例如弗里斯特（Forrest）和摩根（Morgan）——所发动的机动性突袭，特别有面临暴露的危险。这对于未来而言是一个预兆——大量军队的交通线，可以用空军和装甲兵力来加以切断。最后，北军方面也出现了一位惊人的将才，那就是谢尔曼（Sherman），他对于这个困难的来源所作的分析比之同时和以后的任何人似乎还清楚——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新的思想产生——所以谢尔曼实在可以算是近代机械化机动性战争的鼻祖。敌人本来用攻击铁路线的方式来攻击谢尔曼，谢尔曼在设法使他自己不受威胁后，马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也用攻击铁路线的方式来攻击敌人。为了重新获得适当的战略机动力，并且不怕敌人的突击会使他陷于瘫痪，他认清了必须摆脱一条固定补给线的束缚。这就是说他在运动中，应能自给自足，进一步说也就是必须减少物质需求，以绝对必需者为限。换言之，唯一避免让敌军捉住尾巴的办法，就是把尾巴卷起来，然后再作长距离的跳跃。所以，当他把自己的包袱缩小到最低限度之后，就可以摆脱铁路线的束缚，而一直冲进了南方的“后门”，进一步切断南军的铁路线，破坏他们的补给制度和来源。这个效力所具有的决定性，可以说是十分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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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美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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