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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对于理论的进一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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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想要修正某一种理论，或者是想重新调整它，以来获得更好的平衡，那么最好是先对这个问题的背景有所认识。据我所知，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个主张把克劳塞维茨理论所引出有关于战争目的的理论，加以再检讨的人，似乎就是我自己。在发表了许多的杂志论文之后，1925年我又出了一本专书，书名为《巴黎，或者是战争的将来》（Paris， or the Future of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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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本小书的开端，即为对正统主义的批评，反对“在战场上毁灭敌人主力”的想法——这是一次大战中，大家所追求的目标。我指明出这是一种不具有决定性，而且又浪费精力的行动。接着我在这本书中极力陈述“精神目标”的重要性。并且指明出两点：（一）一支装甲兵力可以对敌军的“阿基里斯脚跟”——即构成敌人神经系统的交通线和指挥中心——造成多么决定性的打击；（二）除了与这个战略性的行动相配合以外，空军还可以对一个国家的神经体系——即工业中心——作具有决定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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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年之后，英国第一个试验性机械化部队成立的时候，英国的陆军参谋本部即订购这本书，以供那些军官们作研究教材。而空军参谋本部方面，对于这本书，更曾经作充分的利用——这是一点都不稀奇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一本研究空中战略的专门教科书，而这本书与他们思想的发展趋势，又恰好能够配合。所以空军参谋总长曾经把这一本书，广泛的送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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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却宣布这些见解又有加以修正之必要，那本书是在25年前所写的，经过了长期反省之后，发现它还是不免有一些错误。它表现矫枉过正之感。劳伦斯在1928年，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我，里面讨论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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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的逻辑体系太完全了，容易把他的门徒们引入歧路——至少对于那些愿意用手打仗而不愿用腿跑路的人，尤其如此。你现在独力想把这种趋势扭转过来，那些以军事为职业的人对你却少有助力。可是当你成功之后（大约会在一九四五年左右），这个趋势马上又会倒到另外一面去。我们在前进的时候，总一定是走着“之”字形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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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5年时，我自己对于用空军攻击非军事性目标的利益，也未免太过分强调了。不过我还是曾经有过一个附带的限制。我也曾强调说明：当执行的时候，必须设法使永久性的伤害，减到最低的限度，因为今天的敌人，也许就是明天的顾客，甚至于还是未来的同盟国。所以我的信念是认为，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空中攻击，其对于战败国的全部损害，以及对于未来购买力的影响，都会比现有形式的延长战争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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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更进一步的研究，我才认清了对于工业中心作空中攻击，似乎很难获得立即具有决定性的效力，实际上所产生的只不过是另一种新形式的延长消耗战而已。比起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式，也许杀伤力略小，但破坏力却可能更大。可是当我指明出这一点之后，马上就发现空军方面很不愿意接受这种修正的意见，而宁肯坚持原有的旧观念。他们对于“速决”的观念，继续保持过分乐观的信念，当战争的经验逼得他们非得改变观念的时候，他们却模仿一次世界大战时陆军方面的态度，把他们的希望从工业消耗，移到了人力消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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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认清了用非军事性机构当作目标的缺点和错误之后，并不是说我们又要回到旧路上，仍然再用旧有的“会战”观念，来当作我们的目标。克劳塞维茨的公式，从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中，即足以证明它的缺点太多，不能再用。而二次大战也充分的表现出，对于一个军事目标采取战略性间接行动，是不仅有新的可能性，而且也有新的利益——与我们对于这一方面的预测，可以说是若合符节。即令在过去，虽然他们在工具方面是具有很大的限制，可是有某些伟大的名将，对于这种路线也曾同样的加以充分的发挥。时至今日，因为有了新工具的帮助，固然战术性的抵抗力也增加了它的强度，可是它的决定性却似乎更显著。新的机动性产生了一种新的弹性，在突击和威胁的方向上可以有多种的变化，这就可以“抵消”战术性的抵抗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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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条件，关于军事目标和政治目的的理论，似乎已经到了重新修正的时候。似乎应该从三军联合作战的基础上来立论，以求产生合理的解决——因为在目前，思想方面的矛盾冲突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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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在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即足以说明这种配合新条件和新智识的修正理论的大概。最基本的观念是“战略行动”，而不是“会战”——会战是一个古老的名词，对于目前的时代早已不再适用。现在再把从二次大战所得来的结论，重述一遍：“真正的目标并不是要寻求会战，而是要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情况，假使说这种情况本身还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结果，那么若再继之以一个会战，则必然可以获致这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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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二十二章 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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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主题是战略的研究，而并非大战略——或战争政策——的研究。要想对这个更宽广的主题作适当探讨，不仅需要更多的篇幅，而且还可能得另写一本新书。因为一方面固然战略是受着大战略的控制，但是另一方面，大战略的原理却有许多地方，是和战略方面的某些原理恰好相反。不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本书在这个最后阶段中，对于大战略的精义，也应该略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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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较好的和平——即便这个所谓较好者，仅仅是就你自己的观点而言。所以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你必须经常不断的注意到你所希望的和平。克劳塞维茨所举的定义——“战争为政策的延续”——其真正的含义亦即在此。我们一定要记得在战后还会有和平。一个国家把他的力量用到匮竭的阶段，结果必然会使他的未来政策变得总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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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你只是专心集中全力去追求胜利，而不想到它的后果，那么你就会过分的精疲力竭，而得不到和平的实惠。这样的和平一定是一个不好的和平，蕴含着另一次新战争的细菌。这种教训在历史上可说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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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这个战争是由几个国家联合进行的，那么其所具有的危险可能更大。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太完全的胜利必然会使问题变得更复杂，而难于获得公正而明智的和平解决方案。由于已经没有一个足够平衡的反对力量，可以控制胜利者的胃口，因此在同盟国之间，意见利害的冲突就再也没有一个调解的力量了。这种分歧会愈来愈尖锐化，结果使战时的盟友变成了战后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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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又引出一个更深和更广的问题。在任何同盟体系当中，最容易发生的摩擦，即为想要“兼并”的观念，而这种摩擦在缺乏平衡力量的时候尤其严重。在历史上作这种企图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可是历史的教训却告诉我们，虽然有这种由小并大的自然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却必须要听其自然发展，若要想勉强速成，结果必然会造成很大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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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理想家而言，也许会感到很遗憾，可是历史的经验却告诉我们：自由才能使进步有可能性，而“统一”（unification）却很难于产生真正的进步。因为当统一的结果能够使思想定于一尊之后，结果遂往往阻止了新观念的成长。这种思想的统一只是伪定一时而已，而其本身却只能产生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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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散中才能产生活力——只有在互相容忍的状况之下，才会有真正进步的可能性。这种容忍的基础是因为已经认清了要想消除差异的企图，是比容许差异的结果还要更坏。因为这个原因，若希望和平能带动进步的发展，则其最好的保证即为由权力平衡所构成的互相制衡关系。无论在国内政治方面，还是国际关系方面，其原理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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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政治方面而言，英国的两党制度，尽管在理论方面，比之其他各国的政府制度，似乎具有很多的缺点，可是实际上凭着它的悠久历史，即足以证明其具有的优越性。就国际方面而言，只要平衡能够维持住，则所谓“权力平衡”实在应该算是一个健全的理论。但是欧洲的“权力平衡”局面却常常发生动摇，因此才会引起战争。这种动摇的频率日增，因此才产生了一种紧急要求，希望能找到一个比较安定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兼并，或者是联合。联合是一种较有希望的方法，因为在合作中尚可发扬生气；而兼并则只能以某种单独的政治利益，来垄断全部的权力。而任何权力的垄断都足以证明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名言实在是一点都不错——“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的腐化”。从这点看来，连“联合”也许都难于避免这种危险，必须用十分的谨慎，来保持互相制衡及平衡的因素，以来矫正这种天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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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倚着历史的背景，来研究大战略，所可以得着的另外一个结论，即为一般战略的理论，应具有适应国家基本政策性质之必要。在一个“进取”和“保守”性的国家之间，无论在目的上或手段上，都有很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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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注意到这种不同的差异，则可以很容易看出来，在第十九章中大致说明的纯粹战略理论，是最适合于以征服为目的的国家。假使一个民族只想保守他们现有的领土，或者只想维护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方式，那么这些理论都必须加以相当修正，始能配合他们的真正目标。进取性的国家，因为先天上有所不满足，必须要先追求胜利，然后才能达到它的目的——因此不惜冒较大的危险去求战。而保守性的国家则完全不同，它只要设法使侵略者放弃其侵略企图即可以达到了它的目的——换言之，即设法使侵略者认清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它的所谓胜利，即为阻止敌人的求胜企图而已。事实上，侵略者的贪欲过度，结果往往会自讨苦吃——有时会自己把力量用尽了，因而抵抗不住其他的敌人，或者是由于过度的扩张，而使内部发生裂痕。在战争中，由于力竭而败亡的国家，其总数要比由于外来的攻击而败亡者，多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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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个问题的各项因素衡量一番之后，马上就可以看出来，对于一个保守性的国家而言，其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找到某种形式的战略，以来适合这种先天上比较有限度的目的，而其着眼点则为尽量保持着自己的国力，不使浪费——这对于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极好的保证。从第一眼上看来，似乎会觉得纯粹的守势应该是一种最经济的方法，但是这却暗示着有静态防御的意味——而历史的经验却警告我们，如果只依赖这种方法是十分危险的。防御攻势的方法似乎是一种最好的结合，它是以具有迅速反击力量的高度机动性为基础，一方面合于“力量经济”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具有恐吓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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