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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二十三章 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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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在我自己所著的一本书的前言中，我曾经杜撰了这样一句格言：“假使你想要和平，必须先了解战争。”照我看来这句似乎古老而过分简单的格言，与“假使你希望和平，必须准备战争”，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也更为适当。所谓准备战争者，往往被证明出来不仅为一种对战争的挑衅，而且也常是错误的。换言之，即一心只想准备再使用上次战争的老方法，而忽视了情况早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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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核时代，我那句修正的格言可能应该再加以扩大。但并非像某些人所想像的，只是将“核”作为定语加在“战争”的前面而已。因为像目前所已有的核权力，除了保持阻吓作用外，根本上是不可以使用的，假使真使用起来，那么其结果就只是“混乱”（chaos），而不是“战争”（war）——因为战争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在混乱的状况中是不可能继续进行的。但是核阻吓却又无法阻吓较微妙形式的侵略，而且不仅不适用于此种目的，反而还更有利于刺激和鼓励这一类侵略的趋势，所以对于上述格言，现在必须要作的扩大注释如下述：“假使要想和平，必须首先了解战争，尤其是游击和颠覆形式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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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斗争中，游击战已经变得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而且也仅只是在这个世纪，它才在西方的军事理论中受到了相当的注意——尽管在过去的时代里，非正规兵力的武装行动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克劳塞维茨在其巨著《战争论》中，只用了短短的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那是在其第四篇（讨论“防御”的各个方面）第三十章中快要结束的地方。在分析“武装人民”（arming the people）这个主题时，他把它当作一种对抗侵入者的防御措施，他固然曾经列举基本成功条件及其限制，但却不曾讨论到其有关的政治问题。同时，他对西班牙人民向拿破仑大军所发动的普遍抵抗运动，也只是略为提到而已。在他那个时代的战争中，这实在是游击行动的最显著例证——而且“guerrilla”这个字变成正式的军事名词，也是由此而起。（译者注：“guerrilla”这个字的西班牙原意为“小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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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后，对于这个主题才有较广泛和较深入的讨论出现，那就是劳伦斯（T．E． Lawrence）所写的《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这本书对于游击战理论的分析可以算是一个杰作，而以其攻击价值为讨论之焦点，那也是劳伦斯本人对于阿拉伯人的革命所获得的经验与反省结合而成的结晶，那个革命一方面是为独立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是联军对土耳其战役的一部分。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游击行动曾经发挥重要影响的唯一机会，就只限于这个在中东的外围战役，在欧洲战场上，它只扮演着不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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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游击战就变得是那样普遍，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现象。凡是被德国人所占领的欧洲国家，都有游击战的发展；而被日本人所占领的亚洲国家，也多数是如此的。它的成长大部分是可以追溯到劳伦斯所造成的深刻印象，而尤以在丘吉尔的心灵上为然。德国人在1940年攻占了法国之后，遂使英国处于孤立的地位，因此利用游击战来当作对抗兵力的想法，遂成为丘吉尔战争政策的一部分。在英国，有特殊的部门专门制造和培养“反抗”（resistance）运动，以阻止希特勒建立其“新秩序”（New Order）为目的。在希特勒扩大了其征服范围，加上日本又以德国同盟国的身份投入战争之后，此种努力也就随之而推广。这些反抗运动的成功程度也各有不同，最有效的为铁托（Tito）在南斯拉夫所领导的克罗埃西亚（Croat）共产党民兵。同时，在远东方面，从1920年代起，共产党即早已在进行一种大规模的长期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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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南亚以及世界上的其他部分，游击战的发展更如火如荼，在非洲以阿尔及利亚为起点，在大西洋的彼岸还有古巴。这个战役很可能仍将继续发展，因为只有这种战争才能适合近代的条件，而同时又最能利用社会的不安，种族的纠纷和民族主义者的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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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核武器威力的扩大，这种发展也就变得顺乎自然。尤其是当氢弹在1954年出现时，美国政府也就同时决定采取所谓“巨型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的政策和战略，认为它可以阻吓任何形式的侵略。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曾经宣布：“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种新原则，我们不能让共产党在全世界用小战来把我们蚕食致死，我们在将来应依赖巨型机动化的报复权力。”这种要使用核武器以来击碎游击的暗示性威胁，其荒谬的程度正好像说要用大铁锤来击退一群蚊虫一样。这种政策是毫无意识可言，其自然的效果反而是刺激和鼓励那种侵蚀性的战争形式，因为核武器根本派不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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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后果是很容易预知的，尽管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在决定依赖“巨型报复”政策和采取他们所谓“新看法”（New Look）时，显然未曾预料及此。要想说明这一点，最简单的方法即为重述当时某一批评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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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我们心灵中必须澄清的最紧急和最基本问题，即为所谓“新看法”的军事政策和战略。这个重要问题又与氢弹的出现具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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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弹固然能够减少全面战争的机会，但却同样也能增加有限战争的可能性。敌人可以选择各种技术，这些技术在模式上虽然是各有不同，但其设计完全使我们难于使用核武器来作为对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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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战略也许是采取有限的速度——即为一种逐渐侵蚀的程序。它又可能具有有限的深度，但速度却是很快——即很快地咬下一小块，然后立即继之以谈判。它更可能是只具有有限的密度——也就是采取许多质点的多方面渗透行动，那些质点是如此的微小，几乎构成了一种看不见的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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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言之，氢弹的发展已经减弱了我们对侵略的抵抗力，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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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付这种威胁，我们现在也就变得必须依赖传统性兵器。不过结论的意义并非说我们应该退回到传统性的方法上，而是应能发展一些较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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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时代，那是与那些旧时代的革命者、核空权的提倡者所假想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对手现在正在发展的战略是以一种二元观念为基础，即一方面闪避优势的制空权，另一方面又要割掉它的脚筋（hamstringing）。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于炸弹的“巨型”效力愈加以发展，则也就愈足以帮助此种新型游击战略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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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的战略必须以对此种观念的明白了解为基础，而我们的军事政策也需要重新调整其方向。对抗战略还是有发展之余地，而我们也应有效的发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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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因素及其含意的认识是发展得很迟缓，直到1961年，肯尼迪总统上台时才突然的加速。那年5月，这位新总统在国会中致词时，曾经宣布说他正在“指导国防部长，与我们同盟国合作，迅速扩充现有的兵力，使其能应付核战争，准军事行动，以及次有限或非传统性战争”。新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McNamara）先生也宣称“我们的反游击兵力已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同时新政府也正在考虑对反共的外国游击兵力予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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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句格言：“早有警告也就是早有准备”（forewarned is forearmed），这对于游击和颠覆战争的应用程度远过于正规战争。对于此种战争的准备基础，就是首先应了解其理论和历史经验，再加上有关此种战争正在进行或将要发生的特殊情况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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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必须永远是动态的，并能不断维持其动量（momentum）。比起正规战的情形，静态的间隔更有害于它的成功，因为那可以使对方加紧其对于国家的控制，并使其部队获得休息，同时又足以减弱人民参加或帮助游击队的热心。在游击行动中是绝无静态防御的可能，除了暂时的埋伏狙击以外，也绝对不能有固定的防御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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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方面来说，游击行动是企图避免会战，所以也就违反了一般战争的正常实践；而在战术方面，对于任何足以使其有遭受损失可能性的战斗，也都应力求避免。因为除了埋伏狙击以外，在任何战斗中，所可能牺牲的往往就是最优秀的领袖和人员，这样下去就会使整个运动受到打击，而终于油干灯熄。所以“打了就跑”（hit and run）是一个较好的观念，但却仍略嫌笼统。因为多数的小型打击和威胁所能产生的效果，往往是比少数大规模的打击更好——可以在敌军中产生累积的扰乱作用，使其士气颓丧，同时也可以在人民之间产生远较广泛的印象。无所不在（ubiguity）加上无影无踪（intangibility）实为在此种战役中求进展的基本秘诀。因此我们应该说：“轻轻地打了就跑”（tip and run），同时，这也常是一种达到攻击目的的最好方法，因为它可以引诱敌人进入埋伏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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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也违反了正统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则，那就是所谓“集中”的原则——游击与反游击两方面都是如此。在游击方面，“分散”为生存和成功的必要条件，他们应永远不构成一个目标，但在分成微小粒子活动时，又应能像水银一样的胶结成一大块，以压倒任何防御脆弱的目标。对于游击队而言，“集中”的原则是已为“兵力的流动性”（fluidity of force）原则所代替了——现在当正规兵力在核威胁之下作战时，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不过程度上略有不同而已。同时对于反游击方面，“分散”也是必要的，正好像大铁锤打不死蚊虫一样，对于如此溜滑的游击队，狭义的兵力集中是毫无用处的。要想击毁这种兵力必须张开一顶精密的蚊帐，所包括的地区愈广阔愈好，这种控制网愈宽广，则反游击战也就愈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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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兵力的比例在游击战中是最重要的因素。劳伦斯对于阿拉伯革命所作的数字计算是一种很生动的例证，他认为土耳其人要想控制这个革命，则必须每4平方英里就要建立一个要塞化的据点，而一个据点又至少需要20名守兵。照这样计算，土耳其必须要有60万人，始能控制其所想尝试控制的地区，但实际上它只有10万人可以运用。所以劳伦斯说：“我们的成功是可以断言的，因为只要了解空间与数量的比例之后，则马上就可以用简单的计算来加以证明。”这样的计算，即便是不免过于简单，但仍能代表一项概括性的真理。空间对兵力的比例的确是一个基本因素，但其效果却因为下述各项因素而有所变化——地区的形势，双方的相对机动性和双方的相对士气。崎岖的山地或森林地带对于游击队是最有利的。由于有了机械化地面兵力和飞机的发展，沙漠已经减低了其价值。都市地区是利害参半，但平均说来，还是对游击战有不利的趋势，尽管对于颠覆活动，那是最好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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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山地和森林，就先天性质而言，可以对游击队的安全提供最佳的保障，同时也可以提供奇袭的机会，但是也并非完全有利无害。因为这样的地区，一定很难于获得补给，同时距离重要目标也一定较远。这些目标所包括的，又不仅是占领权力所呈现出来的弱点（尤其是交通线），而且还有应争取其合作的人民。一个游击运动若把自己的安全视为第一，则不久便会自动的熄灭，其战略应经常以打击敌人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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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兵力的比例所代表的为数学加地理的因素，但这又与心理加政治的因素分不开，因为游击运动的前途和进展，都与作战地区中人民的态度有极密切的关系。从积极方面来说，他们应愿意帮助游击队，把情报和补给供给它；从消极方面来说，他们应不把情报供给敌人和帮助隐藏游击队。游击成功的主要条件即为应使敌人永远处于黑暗中，游击队则不仅了解当地的情况，而且对于敌人的部署和行动，也都有可靠的情报。因为游击队为了安全和奇袭的需要，大部分都在黑夜的掩蔽下行动，所以上述的条件也就至为重要。更进一步说，他们愈能获得迅速而详细的情报，则也就愈易于获得当地人民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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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是这样的一种战争，即真正从事于战斗的人很少，但必须有赖多数人的支援。虽然就其本身而言，它是一种最富有个别性的行动方式，但若欲作有效的行动和达到其目的，则又必须有群众的集体同情和支援。所以只有在配合着民族抵抗的号召、独立的要求和社会经济的不满心理时，这种作战才会有最高度的效力，因为这样可以使它变成一种意义远较广大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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