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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战略与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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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路线虽可算李德·哈特的商标，但他在战略思想领域中的贡献又非仅此而已。就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李德·哈特对战略所下的定义不仅简明扼要，而且更有其特点。他说：“战略为分配和使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策目标的艺术。”英国当代战史大师霍华德（Michael Howard）认为这个定义至少和任何其他定义一样好，而且比其中大多数均要好。他这个定义至少有三个优点：（一）明白说明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足以表明战略为工具之学；（二）扩大战略所涵盖领域，不限于战争或战时；（三）提出“分配”（distribution）观念，为过去所有战略家所未注意者。李德·哈特的定义直到今天仍为许多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所采用，不过又并非毫无缺点：（一）他的定义只能适用于传统军事战略范畴（李德·哈特曾称之为纯战略）；（二）他虽提出“分配”的观念，但并未考虑“发展”（development）的观念，似美中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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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霍华德的分类，李德·哈特要算是最后一位“古典”战略家（classical strategist），他的思想主流都是在先核时代（pre-nuclear age）发展成形。尽管如此，他又仍为核时代的少数战略先知之一。人类对于核时代的来临，反应相当迟钝，但李德·哈特在1946年即已出版一书名为《战争革命》（The Revolution in Warfare）。他在书中指出核武器的出现已使全面战争变成荒谬的自杀行为，这也意味着将来核国家之间若发生战争只能采取有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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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时李德·哈特已名满天下，但他的思想对于美国官方并未产生任何影响，美国将军仍在准备打上次的战争，并且把核武器视为另一种武器而已。1950年他出版《西方的防卫》（Defense of the West）1960年又出版《阻吓或防御》（Deterrent or Defense），这些书都可以代表最早期的核战略理论。但仍然曲高和寡，不过他在美国政界至少有一位知音，那就是肯尼迪总统。肯尼迪说：“没有任何其他的军事专家能比李德·哈特赢得更多的尊敬和注意。在两代人的时间内，曾经把具有稀有想像力的智慧带入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中。他的预测和警告时常是不幸而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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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战略思想的观点来看，李德·哈特的最大贡献可能是在大战略的领域中。虽然大战略的名词和观念由来已久，但在当代战略家中，李德·哈特实为最早重视此一领域并曾作相当深入探讨的第一人。在《战略论》中不仅一再提到大战略的观念和运用，而且还辟有专章（第四篇第二十二章）。诚然，他的研究还是以军事战略为主，但他对大战略研究的倡导可谓开风气之先。他指出：“大战略领域大部分仍为未知，仍有待于探勘和了解。”他又说：“要想对这个更宽广的主题作适当探讨，不仅需要更多的篇幅，而且还可能得另写一本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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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对于大战略虽只作简略的检讨，但要言不烦，对于尔后的研究者能提供不少的启示。他指出：“大战略的任务为协调和指导所有一切的国家（或国家组合）的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标。”他又说：“大战略应计算和发展国家经济资源和人力支持战斗力量。同时还有精神资源也和具体形式的力量一样重要。……军事权力仅为大战略工具中之一种，大战略更应考虑应用政治压力、外交压力、商业压力、道义压力以来减弱对方的意志。”最后，他更指出：“战略的眼界以战争为限，大战略的视线必须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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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在讨论大战略时，一再的流露出其哲学思想。有许多名言都值得重视。他说：“战争的目的为获得较好的和平。”国家在战争中不可专心求胜，而把国力消耗殆尽，否则将无以善其后。他又以东罗马（拜占庭）为例，说明“持盈保泰”的重要。他对于现代世界提出警告：“工业化已经使所有国家在命运上变得不可分。政治家的责任为永远不应忽视现实而追求胜利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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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对于大战略并未作较深入的研究，而且在这一方面的思想也未能构成严谨的体系，这很可能是由于到60年代，他已经体力渐衰，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如此，其著作中关于这一方面的遗产，即令只是一鳞半爪，也还是弥足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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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为什么不向历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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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一切著名的古典战略家一样，他们的研究都是以历史为基础，而且有时甚至于可以说，他们对历史的兴趣或造诣要比对战略还要更较深入。李德·哈特与克劳塞维茨在思想方面有很多差异，但在这一方面却完全一样。在其晚年，李德·哈特更是把其全部精力都投在历史上。他在辞去伦敦国际战略学会（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理事时，曾致函其会长巴肯（Alastair Buchan）指出他准备集中其全部剩余精力在历史方面，因为那是他最感兴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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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写了很多历史，其第一和第二两次大战史更是不朽之作。不过有一本小书却最足以表现其历史思想。这本书名为《为何不向历史学习？》（中译本改名《殷鉴不远》）。李德·哈特虽不是一位史学专家，但他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客观，绝不逊于专业性的学者。他认为历史的目标就是求真（truth）。他又慎重地解释：“发现事实真相，并解释其原因，即寻找事相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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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对于历史的贡献采取一种保守的看法，他说：“作为一个路标（guiding signpost），历史的用途很有限，因为虽能指示正确方向，但并不能对道路情况提供明细资料。不过，作为一个警告牌（warning sign）的消极价值则比较明确。历史可以指示我们应该避免什么，即便并不能指导我们应该做什么！它所用的方法就是指出人类所最易于重犯的若干最普通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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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用俾斯麦的名言：“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则宁愿利用他人的经验。”历史是宇宙性的经验，比任何个人的经验都更长久，更广泛，更复杂多变。不过，李德·哈特又很认真地指出：“史学家的正确任务就是把经验蒸馏出来以作为对未来时代的一种医学警告，但所蒸馏出来的东西并不是药品。假使他已竭尽其所能，并忠实达成此种任务，则他也就应该心满意足。如果他相信后代一定会吸收此种警告，则他也就未免过分乐观。历史在这一方面至少已对史学家提供一项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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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段话固然有一点讽刺，但也正是针对人类的弱点，那就是不向历史学习而一再重蹈覆辙。李德·哈特对于人性的弱点有深刻认识。他指出：“那些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其决定基础往往不是平衡的判断而是冲动的感情，以及低级的个人考虑。”人往往大事糊涂，小事精明，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样的事实不胜枚举，深值警惕。李德·哈特曾指出1939年的波兰外长贝克（Joseph Beck），在一支烟还没抽完的时间中即已决定该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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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说如果能因研究历史而认清人性弱点，则应哀矜而勿喜。对犯错的人不要随便加以谴责，但必须努力使自己不再犯同样错误。因此，他强调历史对个人的基本价值。历史教我们以“人生哲学”（personal philosophy）。他又引述罗马史学家波里比乌斯（Polybius）的话：“最具有教训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回忆他人的灾难。要学会如何庄严地忍受命运的变化，这是唯一的方法。”简言之，历史意识能帮助人类保持冷静，渡过难关。历史指出最长的隧道还是有其终点。于是也就能增强苦撑待变的信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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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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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不仅著作极多，而且也名满天下，仅凭这样简短的叙述，实在很难对其思想和成就作一完整介绍。不过文章总是要结束，现在就引述霍华德的意见来作为结论。霍华德首先指出：“50余年来，其研究的渊博和深入已经使军事思想本身的性质发生变化”。但是李德·哈特对于人类的贡献却非仅限于军事思想，甚至于也不限于任何学术领域。李德·哈特不仅为战略家和史学家，他是一位通儒，也就是一位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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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的本性使他无法仅在某一有限领域中从事专精的研究。他早在1925年就曾这样地说：“尽管在任何部门的专业经验是有益于专技的养成，但把眼光集中在技术问题上将会产生使视界狭窄的恶劣趋势。”所以，诚如霍华德所云，他是古代“圣贤”（sages）中的最后一位。他在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地位正像法国的伏尔泰（Voltaire），英国的罗素（Russell）和萧伯纳（Bernard Shaw）。李德·哈特不仅是一位战略家，正像罗素不仅是一位数学家，萧伯纳不仅是一位剧作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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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晚年，他的思想也就更有炉火纯青，超凡入圣的趋势。他所发表的言论有时看来似乎很粗浅，但实际上却是至理名言，值得回味。现在就引述一段话以代表他对后世的永恒忠告：“研究战争并从历史学习。尽可能保持坚强，但无论如何都应保持冷静，要有无限的耐心。不要欺人太甚，经常帮助他维持面子。万事均应替对方着想，必须避免自以为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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