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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170015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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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第三章 四边的军事地理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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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河东都会，用武之地——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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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山川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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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居枢纽性地位。顾祖禹在论山西形势时称：“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泊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棰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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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这种地位得益于它在关中、河南与河北三者之间俯瞰三面的高峻地势。山西外有太行山、吕梁山及王屋、析城、中条等山构成其外围屏障，西面还有黄河环绕；内有恒山、五台山、管涔山、系舟山、太岳山、云中山、霍山、稷王山等山交错分布，构成其内圈险要；汾河、漳河、滹沱河、桑干河等河流呈放射状流向不同的方向。河流在山地之间冲积，形成了一系列珠状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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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的东、南面，太行山延绵千里。由于河流的穿切，形成了一些交通孔道，最重要的即历史上所称的太行八陉。太行八陉分别是：第一轵关陉（在今济源县西北）、第二太行陉（即天井关）、第三白陉（在今辉县西北）、第四滏陉（在今河北武安县东南）、第五井陉、第六飞狐陉（在今河北蔚县南）、第七蒲阴陉（即紫荆关，在河北易县西北）、第八军都陉（即居庸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太行八陉为山西与河北、河南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山西的西部则有管涔山、吕梁山等层峦叠嶂，西南方有黄河渡口蒲津，是山西与关中之间往来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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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山河形势使得山西形成了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形势有利，可以三面出击，不利则可凭险而守。(见图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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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腹地，山河错综分布，形成了几个珠状盆地，构成了几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每个小区域都有交通孔道通往外部，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面向不同的方向，从而使这些区域具有不同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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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同与飞狐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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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北部的大同盆地位于管涔山、恒山与蒙古高原南侧之间。盆地北面山地低口为塞北游牧民族的涌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桑干河源自管涔山，经大同盆地，流入河北。这样，塞外游牧民族的铁骑一旦进入大同盆地，便可沿桑干河河谷低地向东进入河北，直叩居庸关前；还可由飞狐口逾太行山，迂回至幽、蓟的西南侧。北京作为都城时，由这里入侵造成的威胁更显得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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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冒顿单于即曾率匈奴大军由此涌入，围汉高祖刘邦于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北采掠山)。汉初实行休养生息，在北方对匈奴实行战略防御，曾在此地屯兵，东连渔阳、上谷，西接云中、五原，屏护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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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衰微，代北之地渐成荒塞。塞外游牧民族次第涌入大同盆地，透入山西。“永嘉之乱”时，西晋并州牧刘琨为讨匈奴刘渊，请兵于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猗卢。拓跋猗卢以功被封为代王。拓跋猗卢后更向刘琨求得代北之地，并建都于平城(今大同)。拓跋部以此日渐强盛。十六国时，拓跋部所建代国虽一度被前秦所灭，但前秦瓦解后，拓跋珪很快复国，建立北魏。北魏立都平城，以代北为基础，东灭河北的后燕、辽东的北燕，西平关中的赫连夏、河西的北凉，北扫柔然，南夺刘宋河南之地，统一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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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称雄塞北的是突厥。突厥亦屡屡由此地入侵。北齐、北周、隋及唐初都深受其患，北方国防压力很大。唐末，代北又为沙陀贵族李克用所据，李克用后更据有整个河东。朱温称雄北方，面对河东却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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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代频繁的嬗代中，对中国北部国防造成深远影响的却是石敬塘以幽云十六州为代价引契丹入援，大同盆地与幽燕之地一并归于契丹，中国北方国防险要丧失。由于丧失了地理上的险要，后周、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努力都未获成功。北宋只得经营太原为重镇，北阻雁门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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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和金先后入据幽燕，以幽州为南京，而以大同为西京。他们都崛起于塞外，南迁之后，又为塞外新兴的游牧民族所逼。蒙古攻金，先下其西京大同府，尽收山北诸州。是后，蒙古兵两度突破居庸关、紫荆关，大掠河北，围攻金中都。金受蒙古侵逼，被迫南迁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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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蒙古残余势力活动在塞北，明朝除在北方长城沿线屯戍重兵外，另以亲王典兵，镇御重地。朱元璋以其子朱桂为代王，镇守大同。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大同更成京师肩背之地。明中期经营“九边”，以大同、宣府与蓟镇东西夹辅，拱卫京师。瓦刺、鞑靼入侵，大同是其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也先所率瓦剌军便是由大同盆地涌入，再沿桑干河谷东进，在土木堡击破明军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镇，然后挟明帝自紫荆关入，围攻北京。明末李自成进军北京，主力亦自大同东出，经宣府入居庸关而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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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同进入河北，还可由飞狐口向东南逾太行山，迂回北京的西南侧翼。大同与河北之间交通孔道的争夺在东、西方之间的角逐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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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郦食其为刘邦策划重整东西对峙的战略态势，建议：“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2]其意图是堵塞太行山诸关隘及黄河、嵩山一带诸通道，以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飞狐口与其它几处关隘一样，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两汉时期，飞狐口已成山西、河北之间的一条重要通道，两汉都曾遣将屯兵，治飞狐道，以防匈奴对河北的透入。北魏拓跋珪伐后燕，除自率主力由井陉东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东道出军都(即居庸关)，袭后燕幽州。北魏末，葛荣在河北起义时，山西尔朱荣曾吁请朝廷准其发兵出飞狐口，打击义军的侧背。唐末，朱温攻河东李克用，六路进兵，分进合击，飞狐口是其进兵方向之一。后来，河东诸将欲兼并割据幽州的刘守光，议曰：“云、代与燕接境，彼若扰我城戍，动摇人情，吾千里出征，缓急难应，此亦腹心之患也，不如先取之，然后可以专意南讨。”[3]晋王李存勖遂命大将周德威率军伐燕。周德威率军出飞狐口，攻破幽州城，力擒刘守光，略定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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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忻、代与雁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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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盆地可谓对大同的一种补充。忻、代二州分峙盆地的南北部。忻州“翼蔽晋阳，控带云朔。”[4]代州“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柢三关(雁门、宁武、偏头)，咽喉全晋。”[5]特别是代州，扼雁门关，阻勾注之险，地位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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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注险要在《吕氏春秋》中被称为“天下九塞”之一，晋《地道记》则将其列为“分别内外”的北方险要之首。这种评价可代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用以分别“华夷”的一个决定性的界线。大同盆地因其北部山地低口易被透入而经常被少数民族占领，此时，勾注山险要的屏障作用便显得很重要；少数民族若再透过勾注险要，便很容易深入中原文化区的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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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平城白登山之围后，西汉在政治上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在军事上则以防御为主。文帝、武帝都曾遣将发兵，屯勾注，治雁门之险，以阻匈奴南侵。汉武帝大规模出击匈奴前夕，也曾经营雁门，将这里建成出击匈奴的一个前进基地。东汉末，代北之地渐成荒外，曹魏、西晋均以勾注为山西北部国防险阻。从北朝后期起，突厥称雄塞北，每每发兵逾勾注南侵，北齐、隋、唐都深受其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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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石敬塘据太原叛后唐，引契丹兵入援，后唐发兵进剿，却未重视雁门险要，扼险阻截，契丹兵遂得长驱直入，击破后唐兵。是后，契丹主耶律德光对石敬塘说：“始吾自北来，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觇视，皆无之，吾是以长驱深入，知大事必济也。”[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