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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第三章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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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考虑过的关于文化和文明的大部分面向，都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为对价值观的关注。尤其是在文明的例子中，这体现得极为明显，没有哪个概念能比“文明”蕴含更多的价值判断了。如果你让美国人在空调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会选择自由。新罕布什尔州的格言就是：“不自由，毋宁死”。甚至连得克萨斯州人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那里可是非常需要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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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化而言，当人类学家写作关于祖尼人、伦敦期货交易员和玻利维亚本土足球运动员的文章时，他们所讨论的，很大一部分都可以归结为对价值观的分析：地主之谊、成功或平等。事实上，人类学家经常用价值观来美化他们研究的那类文化。纵观各种民族志记录，你会发现对“平等主义社会”和“荣誉文化”之本质的热烈讨论和辩论都贯穿其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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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倾向于认为价值观是持久、稳定和不证自明的。但人类学教给我们的，关于价值观的知识对上述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在实证研究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价值观可以具备多强的创造性和灵活性。这并不是说价值观是容易改变的、相对的、脆弱的，甚至是在不方便的时候被抛弃的。但“自由”对一个美国人，或者对任何人的确切意义，都不应被视为就是想当然的那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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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结合几乎任何一部优秀的民族志研究来探讨这一点。在某个层面上，几乎每一项研究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价值观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和具体实践中的价值观相关的东西。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价值观并不是明确的焦点。只有在很少数的情况下，人类学家才使用某种价值观的理论来开展他们的研究。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我将在本章中用其中两个案例来架构我们的讨论。第一个与地中海各民族和文化的一系列研究有关，其中讨论了“荣誉和耻辱”这一对价值观，至少有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它们是该地区身份认同的组成部分。第二个更理论性的案例来自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他认为价值观是一个对人类学有特别重要性的概念，值得在这个学科中占据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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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和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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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价值观最重要的讨论之一，出现在研究地中海地区的人类学家作品中。20世纪50年代末，这些人类学家开始更广泛地思考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希腊高地村民、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Berbers）还是安达卢西亚的农民——似乎都围绕着荣誉和耻辱这一对价值观来组织他们的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一些民族志记述中，男人们和女人们（往往尤其是男人们）似乎完全专注于提升和保护他们的荣誉。有时是个人荣誉，有时是家庭荣誉，有时甚至是团体的荣誉。在许多情况下，对荣誉的担忧都是因女性，特别是姐妹或女儿而起的，无论是她们受到的威胁，还是她们的越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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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阿尔及利亚、西西里岛、埃及和西班牙工作的许多人类学家也发现，当地社群中的社会生活似乎围绕着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态度和意愿展开：人们热情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也深深怀疑外来者；他们提倡独立和平等的伦理，但又生活在强大的社会等级制度里并依靠别人的供养；男人强调他们的虔诚和忠诚，同时又强调自己的男子气概和大男子主义。因此，这些社群的社会动力学和社会关系中有许多共同的因素，这些自相矛盾的关系中，似乎很多都基于有关荣誉和耻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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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出一个刻板印象中的形象并不难，而且和大多数刻板印象一样，这是有问题的：一个典型的西西里男性，也许总是挺着胸膛，极度好客和礼貌，非常骄傲自信，但是一旦遭到轻慢，他的魅力和好风度就会在几秒钟内变为大发雷霆；也许是某个社会地位比他低的人抢着说话，也许是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人以某种方式贬低了他，或者他姐妹的追求者突然把她晾在一边。权力、地位和性：这些都是反复出现的事关荣誉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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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利用这种刻板印象赚得盆满钵满。当然这就造成了很多问题。它跟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过的很多内容有关。你知道的，那些南欧人……那些阿拉伯人……他们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像……文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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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我想再回到其中的一些问题上来，我将特别关注研究该地区的人类学家如何认识和讨论这些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恰当的呈现所带来的政治和道德风险，促使人们渐渐不再围绕“荣誉和耻辱”展开研究。但毫无疑问，这系列的文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价值观的内涵，即按照一定的观念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和行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此外，这系列文献还为人类学长期面临的两个挑战提供了一个示范实例，这两个挑战是：第一，如何平衡概括性的声言和具体的发现；第二，如何诚实地对待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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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真正的奠基性时刻是在1959年到来的，当时一群人类学家聚集在奥地利的一座城堡里，讨论如何将他们原本看似完全不同的项目结合起来。[11]他们都在地中海沿岸国家开展研究。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偶然的。毕竟，即使考虑到长期的贸易路线和其他形式的跨海沟通，地中海仍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地区。我们谈论的这个区域包含了全部三种亚伯拉罕信仰的中心，也包含了长期存在的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混合体。在这些社会中，我们发现了一系列不同的亲属关系结构，而且这些人所讲的语言来自至少三个不同的语系（印欧语系、亚非语系和突厥语系）。即便如此，这个工作坊的召集人佩里斯提亚尼（J.G.Peristiany）还是确信有一条线索将它们都联系起来。参会者们注意到，无论你到这一地区的什么地方，对荣誉和耻辱的关注都是人们生活中的首要和核心问题。佩里斯提亚尼认为，这些价值观构成了“地中海式的思维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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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出版的《荣誉和耻辱：地中海社会的价值观》（Honour and Shame: The Values of Mediterranean Society）一书是这次奥地利工作坊的成果。书中包含关于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埃及、希腊和塞浦路斯的独立章节，同时这也是一部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的著作。它无疑在地中海地区的人类学研究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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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有影响力的章节之一来自朱利安·皮特—里弗斯（Julian Pitt-Rivers）。他在牛津大学接受学术训练，因对西班牙非比寻常的兴趣而闻名。他的文章《荣誉和社会地位》（Honour and Social Status）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是一幅引人深思的全景式画面，通过妙趣横生地引用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关于熙德（El Cid）的故事等材料，勾勒出“荣誉”这个概念的历史。第二部分是对他的田野研究地点，一个安达卢西亚村庄的情况，进行更有针对性和在地性的分析。对于那些了解内情的人来说，这篇文章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皮特—里弗斯本人就来自他所描述的其中一个世界，但不是这些西班牙农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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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阿尔弗雷德·莱恩·福克斯·皮特—里弗斯出身贵族家庭。他的曾祖父是一位绅士考古学家（gentleman archaeologist），也在牛津受训，并创建了该校的人类学博物馆。（不幸的是，他的父亲是一个优生学鼓吹者和纳粹同情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段时间被关进了伦敦塔。）皮特—里弗斯的一位亲密伙伴曾经纳闷他为什么还要去学院里担任教职——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曾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任教。对他这个阶级和地位的人来说，一份工作肯定只会让他从真正使命上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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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里弗斯似乎有一种典型的“内部人士的矛盾心理”。他在对荣誉准则的简略思考中，首先从贵族的态度和匪徒的态度中找到了一个相似之处。当然，对两者来说，荣誉都是极为重要的。但这是因为他们都视自己为规则的例外。贵族和匪徒都认为自己不受法律管辖：前者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后者认为自己在法律的约束之外。对于他们两者，荣誉守则都不符合以国家为基础的正义和权利模式，而这些模式被认为是现代世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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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相对权力往往被视为影响了荣誉文化强大与否的关键因素。国家越强大——换言之，由不带个人色彩的科层制机构和司法模式组织起来的中央政治权威体系越强大，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的荣誉就越不重要。因此，地中海国家往往国家权力较弱，这一事实是与此价值观相关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在这些背景下工作的许多人类学家强调的那样，权威首先存在于家庭单位的力量之中。即使与集体身份相关，但权力的展示也是经由个体，在个体之间行使的。这些权力和地位的展示往往以虚张声势的形式进行，偶尔也会是赤裸裸的强权宣示——从偷羊（许多地中海牧民群体中相当普遍的行为）到诉诸暴力来解决分歧或惩戒个人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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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里弗斯也想强调荣誉和身体之间的紧密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得暴力成为一种让那些荣誉受到侮辱的人获得补偿和报复的重要手段。比方说，授予或认可某项荣誉的那类仪式往往聚焦人的头部，从君主的加冕到牛津大学学位的授予（毕业生们被《新约》碰触头部——不过现在他们也可以由一本世俗的替代物来触碰）都是如此。在向他人的尊贵地位表示认可时，传统的做法是摘下帽子或低下头。比如士兵的敬礼行为。对男女两性来说，遮住头部都是一种保持和展现自己尊贵地位和举止的方式。我们现在一般把头巾和穆斯林中的某种女性虔诚联系起来；不过，你可以看看西西里的天主教妇女或希腊东正教妇女的旧照片。她们的头上也会裹着头巾。（男人们也多半会戴着帽子。）另一方面，皮特—里弗斯提醒我们，在欧洲早期现代的大部分历史中，最具侮辱性的处决形式是斩首。“砍掉他们的头！”绝不仅仅是暴君们任性嗜血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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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里弗斯文章中对安达卢西亚的详细讨论为这幅广阔的历史图景增添了一些精彩的细节和特色。他告诉我们，在塞拉加迪斯（Sierra de Cádiz）小镇，“荣誉”被每个人挂在嘴边。在这个小世界里，它起着社会粘合剂的作用；在缺乏强有力和正式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对荣誉地位的在意是社会和经济交易能够顺利进行的原因。但这种结构也有其局限性。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尤其是与那些和自己已经建立或希望建立亲密关系的人，如家人、朋友或商业伙伴打交道时，必须体面地行事。然而，当涉及与更抽象的他人和权威机构打交道时，例如和国家做交易时，所有的约束就会荡然无存。皮特—里弗斯说，这些安达卢西亚人在欺骗国家时毫不感到羞耻，因为国家并不会与他们形成荣誉准则所要求的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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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皮特—里弗斯关于荣誉和耻辱的讨论中最重要的方面，与这二者间有时出现的矛盾的动力学有关——一个单独的“价值观”如何能提出自相矛盾的，或者看起来是冲突的要求。皮特—里弗斯在一些零散的言论中捕捉到了这一点，这些言论与他认识的一个名为曼努埃尔（Manuel）的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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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直白一点说吧，曼努埃尔身材矮小肥胖，相貌丑陋，而且已婚。皮特—里弗斯说，有一次，在山谷里的一场节日庆典上，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从曼努埃尔身边走过，没有看他一眼。曼努埃尔转向皮特—里弗斯说：“要不是因为这根手指上的戒指，我决不会放那个女孩像那样从我身边走过。”2皮特—里弗斯解释道，这样一来，曼努埃尔“可以在吃掉蛋糕的同时拥有蛋糕”：他可以自诩一个内心有男子气的男人，充满阳刚的欲望和活力，但同时在行为上又是一位注重保护妻子名誉的顾家男人。他通过说一些近乎可耻的话（用“近乎”这个词是因为他通过保持忠诚得以补救）把自己从另一种耻辱中拯救出来。显然，这是村里所有男人都面临的矛盾要求。他们必须同时是充满性活力的和禁欲的；而荣誉的多重性允许他们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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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胖、丑、已婚，而且穷。曼努埃尔所面临的劣势还不止于此，他的出身和地位也很卑微。但他确实有一件事很擅长：耕作。曼努埃尔对农业了如指掌，并且很享受自己作为农业专家的名声——当其他人有需要时，常会向他寻求建议。但曼努埃尔有些得寸进尺，皮特—里弗斯说，曼努埃尔会主动在农业之外的各种问题上提供建议，哪怕对方并没有就这些事咨询他的意见。荣誉文化往往容忍过度的吹嘘；这是宣示和保障自己声誉的一种方式。但即便如此，这也有其适当的限度，而曼努埃尔似乎做得有些过分了。“我没什么钱，”我们得知他喜欢这样说，“但我心里有一种东西比财富更值钱，我的荣誉。”3在这里，荣誉和耻辱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在他所在的社群看来，曼努埃尔似乎已经完全踩过了这条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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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里弗斯在这里的观察堪称典范；这是非常优秀的人类学研究。因为他表明，那些最重要的价值观，往往是同时既稳定又灵活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仅对于理解地中海的荣誉文化，而且对于理解任何文化或社会的价值观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将价值观看作一个个固定不动的点，尽管我们经常假设它们是不变的。价值观更像风向标；它们是被“固定”的，但也经常随风移动或改变方向。这是我们从人类学的价值观研究中得到的最恒久的经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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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参与了早期关于荣誉文化讨论的人都慨然接受用模糊性和流动性来理解那些我们用以组织生活的概念。简·施奈德（Jane Schneider）是一位因西西里岛研究而著名且广受尊敬的专家。对她来说，皮特—里弗斯和其他荣誉和耻辱的先驱研究者们所没有做的，就是探询这一切背后的原因。为什么这些价值观在整个环地中海地区都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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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生态环境使然。她认为，荣誉文化往往是在牧民中间发展起来的，但并不是所有牧民中间都存在强势的荣誉文化，而只是在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受到农业文化影响的牧民中，因为他们在获得资源方面面临某种威胁。荣誉文化不仅会存在于这类生存环境被挤压的牧民中间，还存在于那些生活在没有中央集权或中央集权相对弱势的地方和时代的人之间（《荣誉和耻辱》至少涉及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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