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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第四章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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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莱索托（Lesotho）的马沙伊（Mashai）村里40%的牛死亡。这个地区当年遭受了严重干旱，牛群填不饱肚子。当地政府已经尽最大努力来提醒人们注意这一风险。由于畜牧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巴索托人（Basotho）生计的核心，所以当地人并非对此风险一无所知。一位当地官员呼吁村民们尽早把牛卖了，至少可以减少一些损失。但在干旱最严重的6月和7月，莱索托许多地区的牛的出售量实际上有所下降。人们拒绝止损。正如某人告诉人类学家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的那样，这是因为牛“是最重要的东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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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旱灾期间，弗格森正在马沙伊村进行田野调查。他逐渐明白了这个人的意思，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牛的神秘性”（the Bovine Mystique）。这种神秘性并不意味着被无条件接受的神圣性和不可亵渎性。牛的确是特殊的，没错，但神秘性既与牛本身有关，还与牛是如何影响社会和家庭关系有关。牛之所以有价值，尤其是对男人们来说，有很多的原因。首先，由于某个年龄段的男性村民大多前往南非的矿山做移民劳工，因此在家里拥有牲畜能够提醒别人他们的权威。第二，牛是建立和维持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关键。也许众多原因中，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巴索托有“彩礼”习俗，即男方家庭将牛送给女方家庭，作为婚姻约定的一部分。总体上说，牛的拥有者可以将他的牲畜借给社区里的其他人，人们也确实期待他们这样做。这种资助救济系统在非洲的许多地方都很常见。第三，当一个人从矿山工作回来后，社会嵌入系统就变得更加重要；对他来说，牛是一种养老基金，其重要性超过了他可能拥有的任何其他社会保障。最后一个原因是，亲属关系和家庭的规则决定了，虽然牛是家庭总财富的一部分，但男性对其使用和处置拥有最终发言权。弗格森告诉我们的是，如果一个男人带着钱回家，他家庭中的很多人——包括但不限于他的妻子——都可以分享这笔钱。如果他把钱换成牛，情况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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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在他的分析中提出了好几个观点。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这种神秘性显然具有性别属性，它首先符合男性的利益。更普遍地说，弗格森希望消除人们认为非洲农民不理性和不会理财的偏见。问题不在于村民们需要学习有关发展的基础知识，不下雨时会发生什么，或是市场供求规律。他们的做法背后是有自己的逻辑的。弗格森还想表明，这种“神秘性”不是什么古老、传统、神圣和不容置疑的习俗。很明显，它是巴索托人参与的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围绕全球贸易商品组织起来的雇佣，以劳动经济为主的“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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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的神秘性也让我们认识到，价值和上一章所讨论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在这里我们从更侧重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因为莱索托问题的核心是一个一直让人类学家很感兴趣的议题：交换。所以为了理解人类学中关于价值的讨论，从交换问题开始将会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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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更熟悉摇滚乐而非牲畜的人来说，强调牛的神秘性只是重复了披头士乐队曾在他们的歌中捕捉到的那种情感——《爱是非卖品》（Can’t Buy Me Love）。有些东西——那些最重要的东西——不能被降格为商品的买卖。爱情不同于一罐豆子；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牛也是一样。这是“价值观”（爱、信任、声望和安全）最能影响“价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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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头士乐队歌曲所传达的真意，或者说巴索托人所拒绝出售的东西，由于当代世界中相反的潮流趋势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对这个趋势最简单的描述是，世间万物皆有价；而最愤世嫉俗的描述则是，一切事物的商品化是不可避免的。或许我们还没有把爱情货币化，但我们对待教育的态度肯定已经在往这条路上走了。在西方的大学里，越来越多的学生被人以一种道德上十分严肃的口吻称为“顾客”（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交了高额的学费）。这样的用词，常见于大学行政人员发放的文件材料中，教授们每次看见都心头火起。在教室里学习莎士比亚跟从当地经销商那里买一辆车是完全不一样的活动——在任何方面都不一样，无论是特征还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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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东西”所涵盖的范围——无论是牛，还是爱情，还是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学生论文，抑或是你的祖母在1923年买的银胸针——长久以来一直让人类学家为之着迷。特殊的东西使我们能够检验那些主导着重要社会行为的规则，比如交换背后的规则，从而探讨社会关系的架构。就莱索托的牛这个案例而言，用牲畜交换金钱，恰恰会破坏这里社会关系的结构。弗格森认为，即使牛所提供的社会财富（通过把牛借给别人，或通过缔结婚姻关系建立家庭间的联盟）因干旱而大为减色，但是这种社会财富仍然远比出售它们可能带来的经济财富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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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的神秘性属于一种用以检验这些社会规则的案例。在这些案例里，人们没有做外部观察者通常认为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在干旱的时候卖掉牛来减少损失呢？这似乎很不理性。然而，在人类学史上，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和争论的，往往是位于这个光谱另一端的案例：当人们做一些外部观察者认为他们真的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至少看起来没有“真正的目的”、没有“实用价值”或者看起来“浪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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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全世界的人们都会做出各种各样看上去违背经济学常识逻辑的事情。这种经济学常识让莱索托政府1983年向马沙伊村民提出了卖牛的建议。“沿阻力最小的路径前进”可能是物理学领域里的一般法则，但在文化领域往往行不通。这类看似反直觉的做法还有“夸富宴”（potlatch），它盛行于太平洋西北沿岸的许多美洲原住民文化中，在其中，一个家系群体会赠送或烧掉自己的全部财产，以及（回到爱情这个主题）一场现代英国婚礼的平均开销。根据2013年的研究，每场婚礼平均要花掉30，111英镑2，而同时期的国民工资中位数仅为27，000英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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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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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看似无意义的铺张靡费行为，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研究所关注的主题。它是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端数百英里外的岛屿上红色贝壳项链和白色贝壳臂镯的交换的，这种交换系统在文献中被称作“库拉圈”（the Kwla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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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将库拉圈称为一种“贸易体系”，但“其主要目的是交换没有实际用途的物品”。4项链（soulava）和臂镯（mwali）绕着库拉圈以相反的方向循环，前者顺时针流动，而后者逆时针流动。马林诺夫斯基指出，这些东西不仅没有“实际用途”，即使作为装饰也很难看，因此它们从来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被佩戴；事实上，许多臂镯太小，甚至连小孩都戴不上。因此，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真的毫无用处。但对于参与到库拉圈中的居民，如特罗布里恩德人、多布人、锡纳卡塔人（Sinaketans）和其他人来说，他们极度看重这些物件，以至于为了交换它们，不惜踏上漫长而危险的海上航行。即使是第一眼看到这种行为，人们都会感到好奇，因为最受喜爱的项链和臂镯都有独特的历史以及与其他事物的纠葛，甚至还有自己的名字，因此它们每一件都是“重要情感联系的永恒载体”。5但是你为什么要把如此珍贵的东西送给别人呢？（人们持有这些珠宝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一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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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拉交换比这还要更复杂。项链和臂镯的相互交换在实际操作中充满仪式感，而且有一系列严肃正式的规矩，其中包括双方绝不同时交换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根本不是在被交换，而是被赠与。赠与的要素还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接受者（他此前已经给出了另一件物品）不会公开质疑他得到的回礼是否等值。而且交易者总是“他”；只有男性参加库拉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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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有些事物的“情感价值”和它其他方面的价值并不匹配。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声称有些事物极具情感价值，但却缺少“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例如，一张破损了的祖母的照片，照片里她戴着她那枚银胸针。这照片不值一文，但你可能会认为它是无价之宝。它有“意义”。然而，库拉圈运作程序之精细的确凸显了整个价值问题，因为这里显然有很多事情与社会的普遍动力学更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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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库拉向我们透露了社会关系之本质的哪些信息，马林诺夫斯基似乎得出了矛盾的结论。一方面，他明确地提出库拉交换是“为了交换行为本身，为了满足占有某物的深层愿望”。6另一方面，他又以一种相当神秘主义的口吻说：“拥有就是给予。”7同样，他最初强调库拉宝物缺乏实际用途，但他的结论是，交换的循环在不同岛屿和不同社群的人之间建立了重要的社会纽带；项链和臂镯也为他们的主人赢得了声望。好吧，库拉臂镯不在独木舟或斧头那个意义上“实用”，但社会关系和社会声望往往也是相当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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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在库拉这一案例中对价值的讨论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关系本质的争论，这些争论至今仍能引起人类学家的关注。问题的核心是：人类为什么要进行交换？交换行为是否真的只可能是“为了个人利益”，或者总是出于对某种回报的期望？另一种说法是：人类是否可能做到真正的利他主义，还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某种私利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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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和免费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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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在当今世界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在当今世界，“市场”是至高无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披头士和其他音乐人的爱情歌曲如此普遍和流行的原因。但可能最精准地概括了时代精神的，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而非披头士四人组。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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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原则的基础是对个人利益的强烈认同，它合于社会大众对交换的一般性看法。对弗里德曼来说，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件事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个人利益让这个世界得以正常运转，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是的，我会给你一些三明治，甚至是一份龙虾沙拉。但你得帮我清理花园，或者搬家，或者给我儿子一些建议，帮助他在广告业（比如在某个你担任合伙人的公司）找到工作。但这为什么是件坏事？难道我们不能诚实地认识到这是社会生活的基石吗？对于弗里德曼这样的自由市场主义者来说，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冲突已经被解决了，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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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经济思想的传统中，对个人利益的强调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它是早期现代社会契约理论的基础，并且经常被进一步阐述为一种人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我们永远渴望更多的东西（性、金钱、权力、口袋妖怪卡片等），这种欲望是无止境的。我在导言中提到过的，马歇尔·萨林斯对“原初丰裕社会”的讨论正是针对这个观念而发的。他通过对澳大利亚和非洲小规模狩猎采集社会的分析表明，马林诺夫斯基关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对占有的深层愿望”的表述必须被理解成一种文化性质的阐释。正如萨林斯在其他地方所说，这种思路是“使个人的需求和个人的贪婪成为社会性之基础的无休止尝试”8的一部分，但问题是：这种阐释属于谁的文化？它是马林诺夫斯基个人的，还是也能被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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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林诺夫斯基对库拉圈的重磅研究发表三年后，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发表了一篇长篇论文《礼物》（The Gift），它正是针对上述问题的讨论。通过对包括马林诺夫斯基著作在内的一系列民族志研究的分析，莫斯得出结论，这类问题的表述形式本身，即将个人利益和利他主义对立起来，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在交换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建立中是怎么“计算”（或拒绝计算）的。了解和分析这一事实的一个最佳方法是转向研究莫斯称之为“礼物经济”（gift economies）的系统。这种初看上去显得奇异而不切实际的系统，在所有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西北太平洋的美洲原住民文化中都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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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类学家认为《礼物》是研究“互惠和交换”这一领域最重要的成果，没有之一。已经诞生了数十本著作和论文专门讨论莫斯的论述——部分原因是，正如最欣赏他的读者也承认的那样，他文中有很多地方写得比较晦涩难解。此外，还有许多笔墨花在了讨论一些土著术语的含义上。这些术语对他的分析至关重要，特别是毛利人语言中的“hau”这个概念。“hau”常常被翻译成“礼物的灵力”，并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在下文中也会回到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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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一文的中心论点是，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礼物都不是免费的。我们期待着回报——事实上，回报是强制性的。乍一听，这似乎是对的。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都知道有一种不成文的、常常不会宣之于口的，对回报的期待。读者们，你们中有多少人曾遭遇过这样的尴尬——你见到了一个很少见面的表妹（因为她住在夏威夷，你住在比利时）。你没有给她或她的孩子们带礼物，但她却为你准备了一份。你感到尴尬的原因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的排列组合：（a）它表明（或者你担心它表明）你真的不关心她或她的孩子；（b）它表明（或者你担心它表明）你也不关心你的舅舅（母亲的弟弟），由此推及你也不关心你的母亲；或者（c）对方会觉得你没钱买礼物，并会因此有些看不起你。（这里也存在一种反向的尴尬——当你的礼物太贵重或太私人时也会造成尴尬；例如，在职场上，你送出的礼物最好不要比老板的礼物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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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如果我们是那个给予却没有收到回报的人，我们马上会说：“哦，别费那个心了！别傻了，这只是一点小小心意，不足挂齿”。因为我们要试图缓解表姐的尴尬。我们完全可以是真诚的，我们至少会坚持表现得像是我们有可能是真诚的：我们可以只给予，既不期待也不渴望得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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