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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第八章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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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次“本地人的观点”这个表述。这无疑是最常见的、关于人类学所追寻的到底是什么的总结。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传统悠久的总结，即“本地人是如何思考的”。它关注的不是眼睛，而是大脑。不是人们如何看待事物，而是他们如何思考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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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事实上，人类学所有的奠基人物都在以某种方式关注理性。对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来说，强调思想和头脑可能是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持有一种观点，在他看来就是持有一个意见，具有一种想法，以特定的方式“看待”一些东西。弗朗茨·博厄斯所说的“文化的眼镜”也是这个意思。诚然，感知对他的文化观很重要，但思维和心智能力也是与之相辅相成的概念。他于1911年出版的《原始人的心智》（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毫不含糊地阐明了这一点；此外，这是他的所有作品中最通俗可读的，这清楚地表明了他认为，公众知道这部分内容至关重要。投身于思维研究也巩固了那个最接近“人类学教义”的观念：人类的心灵统一性。人类学家从来都不觉得将文化和感官与思维分开有什么意义。我们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我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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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我们处理思想和认知问题的时候了，我想通过将一些不同的人类学理论线索串联到一起来解答这个问题，所有这些线索都涉及“当地人是如何思考的”，并且都抛出了人类学家曾提出过的问题中，最具哲理性和让人挠头的那些。说到理性（reason）时，我们经常会发现的是人类学与一个更令人生畏的r字开头的词——现实（reality）——的暧昧关系。在引入现实概念之前，让我们先考虑一下它是如何与语言和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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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始。想象两个汽油桶：一个标有“空”的字样，另一个没有。哪个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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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30年代，康涅狄格州的一名消防安全检查员就发现，在工厂和仓库工作的人往往会认为装满油的油桶更危险，因此在它们周围会格外小心。他们会注意不在这些油桶附近吸烟，对它们轻拿缓放等等。但实际上，空桶更危险，因为空桶里虽然没有汽油，但很可能会保留易燃易爆的汽油蒸气。在“空”桶周围吸烟，你可能会砰的一声被炸飞出去。检查员总结说，问题在于桶的标签。他认为，将它们标记为“空的”，导致工人们只是将他们对这个词通常意义的理解延伸到了这里，用来判断周边的风险水平。“空”在一般语境下意味着“无，没有”，就像我们认为“空枪”和“空洞的威胁”意味着没有危险一样。但是在这里语言让我们的期待落了空，语言犯了一个错误；它提供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正如检查员所写：“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对语言所做的分析比语言本身更能反映现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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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检查员名叫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他是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的一名优秀员工，除此之外他还是一名出色的语言学家和业余人类学家。在所有采取人类学路径的语言学研究者中，他可能是将语言、思想和现实是如何紧密交织在一起阐述得最清楚的。语言不是我们通往世界的清晰窗口，思想也不是一个独立于世界而发生的过程。这与我们所说的我们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我们之中不是很相似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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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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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不在康涅狄格州各地出差，维护消防安全，沃尔夫就会通过文本研习霍皮语（Hopi）、玛雅象形文字和古阿兹特克语（Aztec）的语法和词汇。他是一位才华横溢、自学成材的语言学家，尽管他也确实受教于博厄斯的学生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萨丕尔本人在他的领域就是一位先驱。沃尔夫曾在萨丕尔担任教授的耶鲁大学担任过一年的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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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在1939年发表的最著名的论文《习惯性思维和行为与语言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中提出，我们所说的语言结构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感知和行动的方式。他自他所从事的保险业工作中援引了一系列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但沃尔夫的结论远比我们在语言符号（“空桶”）和客观状态（充满易燃气体的桶）的不匹配所导致的人为错误的个别例子中所能得到的要深远得多。这种不匹配本身就可以揭示一些美国人的语言意识形态；他们将（太多的？）信任给予了书面文字。沃尔夫的意思是，语言塑造了我们对现实的体验和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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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一点，沃尔夫将霍皮语和他口中的“标准平均欧洲语”[39]（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缩写为SAE）中的时空表达进行了比较。他在这里的观点是，要想理解语言是如何塑造现实的行为和体验的，我们需要将来自不同语族的语言并置在一起（在这个案例中，分别是犹托—阿兹特克语族[Uto-Aztecan]和印欧语族[Indo-European]）。只是纠结于英语和德语之间的一些有趣但又很小的差别是不行的。当我们在这种跨度的间隔上比较语言时，就可以看到空间和物理隐喻在SAE中有多么重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为它们在霍皮语中几乎完全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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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E将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具体化了。在英语中，我们对待椅子和日子的方式是一样的。它们都可以有10个。“我有十把椅子。”“我有十天时间粉刷房子。”但“十天”显然与“十把椅子”有很大不同，因为一天需要一段通过衡量才得到确立——是度量行为让它成了“一个东西”。它和椅子这样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霍皮人似乎比说SAE的人更清楚这一点。在霍皮，没有与SAE里的“一天”等同的表达。你不能用霍皮语说“十天”，你必须通过关系来表达数字。你用序数词表示“十”，这样就把它变成了一种关系。所以，在英语里你会说“他们住了十天”，而在霍皮，你会说“他们在第十个日子后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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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给出的这种模式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时间周期的阶段。以夏季为例，SAE中的夏季是一个以天文日历上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为标志的季节（2016年的夏季在北半球为6月20日至9月22日）。在霍皮，“夏天”是一种炎热的体验；只有温暖的日子才是夏天，所以如果最温暖的日子碰巧是我们公历的5月23日和9月29日，那它们就是夏天，沃尔夫将其注释为“当热天出现的时候”。此外，在霍皮，你不会用限定词来标记夏天，你会用状语来修饰它。所以你不会说“这个夏天”；你说“现在正夏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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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SAE是这样一种语言结构，它使说话者倾向于将主观经验客观化，比如对时间的经验。在霍皮，则没有这种倾向。时间、事件和人之间的关系更有关联性，也更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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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以太阳的升起和落下为标志的地球自转与我们所理解的一天无关。也不是说，霍皮人没有意识到每天太阳都会重新升起。[40]但每种语言结构都有它独特的、理解现实的方式，而这又影响了行为和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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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在书中举的一个小例子是关于手势的使用的。SAE使用者经常使用手势和身体语言，尤其是当他们谈论更抽象的话题，比如正义或爱的时候。这是因为他们格外重视客观化，而手势似乎有助于把思想具体化。霍皮人则很少用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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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我们看到了空间的分类是如何影响人们认知周围环境的。2在澳大利亚一个原住民部落的库塔语（Kuuk Thaayorre）里，空间是用基础性术语来定义的，而非关系性术语。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使用关系性术语非常常见。一个人可能会用“左边的树”或“右边的树”来区分两棵树。当然，这么说是在假定一个特定的主观位置——但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常常假定自己的主观位置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严格地说，这是一种对空间的相对描述（它潜藏在个体的意识形态中）。同一个说英语的人完全有可能使用基础性术语说“东边的树”和“西边的树”。但只有专精某种技术的人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精准度，比如树木医生，或者是在森林里指示方向的军队侦察兵。然而，库塔语的特征是，即使是在最琐碎和最具体的事情上，也总是使用基础术语。所以讲库塔语的人不会说“你的左脸颊上沾了油漆”；他们会说“你的西脸颊上沾了油漆”。在感性和行为特质方面，这意味着库塔人时刻关注他们所处的绝对位置；他们是出色的领航员和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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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尔夫富有原创性的研究中，一个更为重要和有潜在深远影响的例子涉及他所谓的霍皮人对“预备行为”的偏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缘于他们对时间的态度，这点在其语言中也有所体现。他告诉我们，霍皮人在进行重大活动，如播种庄稼之前要做一系列复杂的准备。可能涉及的活动从私人的祈祷和冥想，反思活动本身，到公开宣言（由一位名为“传令酋长”的特殊人物发布）和各种形式的活动，其中可能包括象征性的交感行为，如跑步和其他形式的强化锻炼（被认为可以使庄稼“强壮”和“健康”）。此外，这类行为被认为会对事件产生影响。为长途旅行或播种庄稼做好充分准备，被认为可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对霍皮人来说，思想是世界上的一种力量，并且会“在所有地方留下影响的痕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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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的研究项目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不难看出沃尔夫在他对霍皮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中的描述，可以与马塞尔·莫斯在他所称的“古式社会”（archaic societies）中对交换的理解联系起来。回想一下，在库拉圈的文化中，或者在毛利人中间，许多物品都被认为是有能动性和个性的——本质上，沃尔夫可能会说，它们“在所有地方留下了影响的迹象”。礼物是互惠的，因为它们包含了送礼者的某种灵力（即毛利语的hau），而它要求着回报。在这种对世界的理解里，有生命和无生命、个人和非个人以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界限比现代西方的相应框架要松散得多。实际上，可以说SAE语言的结构在西方关于交换的意识形态中起着重要作用。一开始它把所有事物都客体化，而不是拟人化。这是西方人的客体化倾向的另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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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有助于解释资本主义为何在西方得到发展？SAE的架构中是否有某种东西可以促成一个经济体系的发展，在这个体系中，事物的价值越来越容易被客观化和量化——从我们双手的劳动，到时间之沙？甚至爱？沃尔夫没有得出这样总括性的结论。他也不认为语言是塑造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唯一因素。4这是他的批评者常常误解的一点。但语言的确是一个因素，沃尔夫确实有足够的信心对中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发展做出有启发性的反思，在这些发展中，语言、经济和科学必须被视为相互构成的。他写道：“工业和贸易上计量的需要，计量单位和重量单位的标准化，时钟和‘时间’量度的发明，账目、编年、历史和数学的发展，以及数学与科学的伙伴关系，共同把我们的思想和语言世界塑造成了现在的样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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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了解人们是如何推理的，那么考虑一下语言相对性原则会很有帮助。众所周知，每当“相对性”出现在一个复合概念之中时，它的反对者都会立刻抗议，担心它缺乏底线，或意味着所有事都是可行的。正如我在讨论道德和伦理问题时所讨论过的那样，然而，在语言方面，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有底线。沃尔夫的出发点是现实。甚至不是带着重引号的“现实”——他对真正的现实非常满意。沃尔夫对现实非常熟悉，毕竟他是一名保险从业者。如果汽油桶里有油雾，它就完全可能会爆炸，不管那个汽油桶是在某个普韦布洛里，还是在新英格兰的工厂车间。但是很明显，我们如何用语言将这些事物编码为“危险”或“风险”会产生意义重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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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鹦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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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语言、思想和真实之关系的另一个原因，与意义和理解的问题有关。这成了人类学的一个长期兴趣：人们有时会说一些看似古怪和不知所云的东西。人类学家一直对听起来值得一探究竟的奇特主张感兴趣，一些经典例子如“我们是鹦鹉”（巴西的波洛洛人）和“双胞胎是鸟”（尼罗河流域的努尔人）。在某些语境下，努尔人也将黄瓜称为牛。这些经典案例在当代也有类似的例子；例如，在莫桑比克的马孔德人（Makonde）中，人们会提到“狮子人”，而在亚马孙河流域的雅韦提人（Araweté）中，美洲虎也是人（还有许多其他动物也是如此——尽管不是全部）。几乎所有这些案例都导致了争议性的问题，有时甚至引发激烈的政治冲突：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事件发生在1779年，我们无法确定，夏威夷人在杀死詹姆斯·库克船长时，是否认为他是他们的神“Lono”的化身。更普遍地说，人类学对某些推理和说话方式的惯用法有很大的兴趣——并不一定是关注诸如“我们是鹦鹉”之类的陈述，他们还会关注更多的与超自然、神秘或神秘学相关的分散的记录。我参加过不止一次人类学研讨会，在其中我听说过宇宙蜘蛛、巫术精灵的活动、偷脂肪者和吸血鬼等。我听说所罗门群岛有一支地下军队（即在地面之下活动的秘密部队），象牙海岸阿比让（Abidjan, Ivory Coast）的年轻人认为汤米·希尔费格牌衬衫具有神秘的力量，亚利桑那州的新纪元运动（New Age）追随者则想通过篝火轮替（fire-spinning）集会，从塞多纳（Sedona）及其周围的能量线（ley line）上汲取能量和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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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进一步深入讨论之前，重要的是要知道人类学家从来不互相询问彼此是否“相信”宇宙蜘蛛、吸血鬼或能量线——他们是否认为这些都是真的。比如在那个关于宇宙蜘蛛的研讨会上（这个例子发生在中国西南部），在问答环节中，房间里没有一个人停下来说：“对不起，但是你究竟在说什么东西？”如果有某些不太懂事的人真的提出这样的质疑，或更委婉的类似质疑时，最常见的回答是诉诸“社会事实”的概念。也就是说，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它都向我们透露了研究对象认识世界并在其中行动的方式。我本人在津巴布韦花了18个月研究一间每周举行驱魔仪式的教堂。我观察了其中几十个仪式。我并不认为扮演神学家、哲学家或驱魔人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在那里是为了了解那些执行、经历和见证这些行为的人们是如何将附身（possession）观念融入他们对人格、道德和身体健康，以及殖民统治遗产和基督教伦理的更广泛的理解中的。这一切都不需要我们知道那些鬼魂是否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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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它也无助于我们讨论人类学可以教给我们关于理性和现实的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在列举了一系列有时被冠以“明显的非理性信念”的东西之后，我想回头重新从那些人们对其语言做过最多研究的民族开始，比如波洛洛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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