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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生命之书23章 [:170016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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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生命之书23章 6号染色体 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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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论者的谬误不在于他们宣称智商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遗传的”，而在于他们将“可遗传”与“必然遗传”画上了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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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杰·古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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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误导大家，并且一再破坏自己的规矩。我应该把“基因不是为了致病而存在的”这句话写上100遍，以示惩戒。因为即使一个基因遭到破坏而导致了疾病，但我们体内绝大多数的基因仍是完好的，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蓝眼基因并非坏掉的棕眼基因，红发基因亦非残缺的棕发基因。从专业角度来说，它们是不同的等位基因——同一个基因片段的不同版本而已，都是完好且能发挥功能的合规基因。何为正常的基因，目前并未有统一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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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停止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集中精力对付那丛枝蔓缠绕的灌木的时候了，是得专心对付基因森林中最粗壮、最扎人、最密不透风的那丛荆棘——智商的遗传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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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染色体是探寻智商遗传性奥秘的最佳之地。1997年底，一位莽撞的科学家首次向全世界宣布，说他在6号染色体上发现了“智商”基因。他确实勇气可嘉，因为无论他的论据多么充分，依然有很多人拒绝承认这一事实。他们之所以充满疑虑，不仅仅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科学研究受政治影响颇大，很多人一再染指智商遗传领域让人厌烦，还因为大量的生活常识表明智商也被非遗传因素所左右。大自然不可能盲目地放任一个或几个基因去决定人类的智商，我们得在父母、学习、语言、文化及教育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塑造自己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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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普洛明（Robert Plomin）宣称这就是他和同事们的最新发现。每年夏天，都会有一群年龄在12岁到14岁、天赋异禀的孩子从全美各地聚集到艾奥瓦州参加夏令营活动。只有连续5年参加智商测试，且成绩能挤进前1%，智商差不多达到160的孩子才能被选中参加本次夏令营活动。普洛明研究小组认为这些孩子体内的那些影响智商的基因一定是最优良的，并且基于之前的研究认为这些基因位于6号染色体上，因此他们采集了这些孩子血液样本并对遗传物质进行提取，然后分析这群孩子在6号染色体上是否存在一些异于常人的基因片段。不久，他发现这些孩子的6号染色体长臂上的一段DNA序列往往与常人不同，常人这段序列是相同的，而高智商孩子都或多或少发生了改变。这段序列位于IGF2R基因的中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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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智商的研究一直不尽如人意，而有关智商的争论更是满天飞，各种愚蠢的看法横行，这在科学史上是少有的。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总是不信任别人，带着自我偏见来讨论这一问题。以我为例，我不知道我的智商是多少，虽然我曾参加过一次学校的智商测试，但一直未被告知结果。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测试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以致结束时题目都没能做完，想必一定是低分了。不过细想起来，没有意识到测试的时间限制，本身就已说明我智商不够高了。此番经历让我顿时对这类用简单的测试数字去衡量一个人智商水平的做法感到不齿，仅用半小时时间去完成智商测试这件复杂的事情，也未免太过荒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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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期对智商的测试在动机上就存在偏见。为了将先天和后天的才能区分开来，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率先开展了对双胞胎的研究，他对开展这个项目的原因毫不隐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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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记录不同遗传背景的个体，以及不同家庭和种族之间的巨大差异，以更多了解用更优秀的人种取代低劣人种的可行性，并考虑我们是否有义务用合理的方式来将其付诸实践。这样，我们就可以更为平稳迅速地推进演化过程，而非任由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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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他想像繁育牛那样，对人进行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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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智商测试真正让人感到厌恶的，发生在美国。法国人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发明的智商测试被戈达德（H. H. Goddard）搬到了美国，应用于美国公民和想移民去美国的人，测试结果使他轻易地得出了如下结论：许多美国移民都是“傻子”，工作人员只要受过培训，便能一眼把他们给识别出来。他的这种智商测试题目明显偏向中产阶级或西方文化价值观，符合该阶层人群的利益。试问有多少波兰犹太人知道网球场中间有网？这样的智商测试太过于主观，其实戈达德早已对“智商是天生的，智商的高低与种族相关”这点深信不疑[3]，他认为“每个人的智商水平早在生殖细胞中的遗传物质融合时就已决定，除非发生严重的事故破坏了脑部结构或机能，否则几乎不受任何后天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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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这样的观点，戈达德显然是个怪人。他用充分的理由说服国家相关部门出台政策，以允许对埃利斯岛（Ellis Island）上的移民进行智商测试。不过后来又有人持更为极端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说服美国陆军让他对数以百万的新兵进行智商测试，测试结果并没有得到军队的关注，却为耶基斯和某些人的政治主张或商业目的提供了数据支撑，他们借此宣称可以利用智商测试快速便捷地将人们划分成不同的层次。这种对军人的智商测试显然影响更大，据此，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移民限制法案，严格限制南欧和东欧的移民人数，理由竟是与1890年前在美国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北欧人相比，南欧人和东欧人更为愚蠢。这一法案无关乎科学，它更多地反映出了种族偏见和地方保护主义，智商测试充其量只是个借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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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优化论的内容将留在后面的章节中再行阐述，不过，难怪这段智商测试的历史让大多数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者，对与智商测试有关的任何事情都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社会主流思想开始质疑种族歧视和优生学，在当时，谈及智商的遗传性几乎成为一种禁忌。耶基斯和戈达德这些人完全忽略了环境对智商的影响，他们对不会英语的人进行英语测试，要求不识字的人首次起笔作答，以致测试结果后来受到批评家们的广泛质疑，认为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智商的可遗传性。事实上，人类是有学习能力的，他们的智商会受到后天教育的影响，所以，研究人类的心理学或许应该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人类的智商不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智商完全是由后天训练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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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应该是一个不断建立假说，再通过实证和反证来进行检验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科学的进步。但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20年代的遗传决定论者及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决定论者，都只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识，偏向性选择一些实证证据，而对本应积极进行的反证漠不关心或视而不见。这些专家竟比外行人还不着调，实在是令人惊愕。一直以来，普通人都知道后天的教育同与生俱来的遗传对于一个人的智商发展同样重要，可是专家们却持荒谬立场，走向了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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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智商，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它或许是指思维速度、推理能力、记忆力、词汇量、心算能力、精神力量，又或许只是一个人对智商追求的渴望，以表明自身足够聪明。聪明人在某些事上会显得过于愚钝，如缺乏常识、处世呆板、走路不避灯柱等。一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能在一瞬间判断出传球的最佳时机和方式，来一记妙传，虽然他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很差。要知道，音乐、流利的语言，甚至是理解他人思想的能力，很难兼备。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曾力证多元智商理论，认为人的智商是多元化的。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Sternberg）提出人的智商从本质上可分为三类，即分析能力、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分析能力是指综合方方面面的信息，处理由他人所提出的明晰问题的能力，答案是唯一的，且与日常经验或个人兴趣无关，简而言之，就像学校的考试一样。实践则需要自己去认识和阐述问题本身，它往往缺乏必要的信息，与日常生活相关，答案可能还不止一个。在巴西街头，你会发现一些在学校数学成绩很差的孩子却对日常生活中需要使用到的数学了如指掌。如果裁判员仅凭智商这一指标来预测赛马成绩，无疑是不靠谱的。一些赞比亚儿童在只用画线或圈点作答的智商测试上表现出色，但在需要用纸笔作答的智商测试上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而对于英国的儿童而言，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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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侧重分析能力的培养，智商测试也是如此，这一点毫无疑问。智商测试无论形式和内容如何变化，在其本质上都会偏向于某些类型，不过测试结果确实也能反映出一些规律。如果比较人们在不同类型智商测试中的表现，你会发现他们往往有着一致的变化趋势。统计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于1904年首次注意到这个现象，他发现在某个科目上表现出色的孩子，往往在其他学科上同样表现出色。不同类型的智商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存在某种紧密联系，斯皮尔曼称其为“一般智商”，简称为“G”。一些统计学家认为“G”只是统计上的一种巧合，是衡量不同类型智商测试结果的方法之一。还有一些人认为“G”只是代表人们对谁“聪明”、谁“不聪明”的主流看法。然而，毫无疑问，用“G”来衡量一个人的智商是最有效的，对于预测孩子日后在学校的表现，其准确性几乎无与伦比。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也证实了“G”的客观性，如人们在执行信息浏览和检索任务时，其速度与他们的智商成正比。一般智商在不同的年龄段相当恒定：在6岁到18岁之间，人的智商发育突飞猛进，但相对于同龄人而言，智商的变化却很小。事实上，婴儿适应一种新刺激所需的时间长短与其之后的智商有着很大的相关性，我们或可在孩子才几个月大的时候便预测出他成年后的智商，但前提是孩子未来的教育环境是比较确定的，因为智商的高低与学校的考试成绩也是密切相关的，高智商的孩子似乎能更多地汲取学校所传授的知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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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教育的宿命论观点是合理的。就拿数学或其他学科来说，不同学校、不同国家之间成绩良莠不齐，这足以体现出教育的作用。“智商基因”不是在真空中起作用的，它需要环境的刺激才能发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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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就是几项智商测试结果的平均值，这个定义看起来有点傻，我们暂时先接受这个定义，来看看它将会把我们引向何方。由于智商测试在过去很粗糙、不准确，现在也不够完美，更谈不上客观，但不同类型的测试结果却出奇的一致，这着实有点不可思议。通过马克·菲尔波特（Mark Philpott）的“不完美测试的迷雾”[5]如果能发现智商与某些基因存在一定联系，那就更能说明遗传因素对智商有着很强的影响。此外，现在的测试已经做了很大改进，受试人的测试结果受文化背景和是否懂得某种专业知识的影响已经很小了，因此其客观性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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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生而进行的智商测试在20世纪2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当时还没有证据证明智商具有遗传性（不过是智商测试从业人员的一种假设）。如今，情况已发生改变。暂不论智商是什么，智商具有遗传性这一假设已在双胞胎和被收养的儿童这两类人身上进行了测试，无论从哪种角度去看，结果都令人吃惊——所有研究均显示遗传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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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流行做法是，双胞胎一出生便被分开抚养，尤其是送给不同的人家来收养。这么做并非出于某种特别的考虑，但也有一些人是出于其隐蔽的科研目的而这样做的，即用以检验和（希望）证实大多数人所持有的那种观念——塑造人格的是养育方式和生活环境，而非基因。最著名的例子当属两个纽约的双胞胎女孩贝丝（Beth）和埃米（Amy），她们一出生便被一个极富好奇心的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学家分送到了两个家庭进行抚养。埃米的养母是一位很胖，没有安全感，没有爱心的穷人，埃米长大之后也成为一个神经过敏且内向的人，这完全符合弗洛伊德理论的预测。不过，最后细细看来，贝丝也是如此，尽管贝丝的养母是一位安详、乐观且有爱心的富人。当贝丝和埃米20年后再次见面时，竟发现她们二人在性格上的差别之小，难以分辨。这项研究结果不仅没有表明后天因素在塑造我们性格方面所起的作用，反而证明了先天的力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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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研究双胞胎分开抚养的，是环境决定论者，但随后持相反观念的学者也开始了对双胞胎的研究。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Bouchard）就是个代表人物，他从1979年开始，在世界各地找寻那些被分开抚养的双胞胎，将他们召集起来进行性格和智商的测试，根据被收养的人与他们的养父母、亲生父母、同胞手足之间的关系统计智商测试结果，得到如下这个表格（表格中数字后省略了百分比单位，数字代表的是两个人之间的智商相关性，100意味着两人智商完全一样，0则意味着两人的智商毫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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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测试结果显示一起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因为拥有相同的基因，来自同一个子宫，来自同一个家庭，智商相关性最高，已经近似于同一个人做两次测试的情况。异卵双胞胎虽然来自同一个子宫，但他们基因的相似性并不比非孪生兄弟姐妹高。然而，可能是受到在子宫或早期家庭生活中所经历事情的影响，其智商相关性要比非孪生兄弟姐妹的高一些。令人惊讶的是，亲生父母不同却被同一个家庭收养的孩子，他们之间的智商相关性为零，说明在同一家庭环境下智商没有受到任何明显的影响。[7]直到最近，人们才认识到子宫的重要性。有一项研究表明，在智商相似性上，双胞胎有20%可以归因到子宫环境，而两个非孪生的兄弟姐妹只有5%。孪生与非孪生的区别在于孪生是在同一时期共处一个子宫。子宫里发生的各种情况对我们智商的影响是我们出生之后父母对我们教育所起作用的3倍，这部分即便没归结到遗传，也属于一种早已成为过去、不可更改的“后天因素”。反而是属于先天因素的那些基因，一直到青少年时期都在持续表达。所以，是先天因素（而不是后天因素）要求我们不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对他们的智商妄下定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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