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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170017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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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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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历史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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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遗憾的是，本书没有篇幅给“农业”（farming），“城镇”（towns），“文明”（civilisation）和其他许多我所使用的术语下定义，例如“村子”（village）或“狩猎采集者”。我只是遵循通常用法。“文明”可能是最有争议的，我用它表示具有国家组织、纪念碑式建筑、社会和劳动分工的社会。我并未暗示此类社会拥有“文明的”价值，或者它们是社会进步演化的结果，就像20世纪初的史前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所暗示的那样（见Trigger，1989）。我对“城镇”一词的使用也需要简单说明。我仅仅用它表示比最早的定居社群大得多的定居点，无论是狩猎采集者、种植者还是农民的——我称那些定居点为村子。比起晚近历史上的定居点，这些“城镇”可能非常小，后来的史前或历史考古学家可能会称它们为“村子”。我没有暗示它们拥有不同于“村子”的特别的社会或经济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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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决定在书中使用BC（公元前），而非更加科学的BP（距今）——我觉得两者同样随意。事实上，BP中的“今”表示1950年。因此，只要把公元前年份加上1950就能得到BP年份。在正文中，我使用近似的公元前年份，日历年而非“放射性碳”年，并在第2章中解释了两者的区别。在注释中，我提供了具体日期未经修正的放射性碳年。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将提供一个标准差的修正后的放射性碳公元前年份（用OxCal 3.5计算）。除了很少的例外，我提到的所有年份均依据放射性碳定年，许多使用了加速器质谱仪（AMS）技术。第2章中将解释放射性碳定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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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ithe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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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于第2章中讲述的修正后的放射性碳定年和下文提到的确定冰芯准确细节的问题，我无法给出冰河条件达到顶峰的确切时间。它很可能发生在公元前22000或前21000年，而非我为方便起见而使用的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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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冰盖扩大和气候整体上呈周期性变化的原因将在第2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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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地球气候每10万年的波动，见Petit等人（1999）的描述，他们依据的是来自南极洲沃斯托克（Vostok）冰芯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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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承认这种观点存在争议。我们不能排除别的可能性，即现在的全球变暖（以及相关的气候变化）是由自然而非人为原因引起的——过去的130年间，太阳的辐射输出增大（Parker，1999），不过，我们可以确信，人类活动对现阶段全球变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该议题的详尽分析，见剑桥大学出版社的Climate Change 2001, The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三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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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温室气体指大气中能够吸收地面热辐射，从而产生覆盖效应的成分。这些气体中最重要的是水蒸气，但它在大气中的含量不直接因人类活动而改变。不过，水蒸气可以影响二氧化碳、一氧化氮、含氯氟烃和臭氧的含量。一旦这些气体的含量增加，就会产生温室效应，造成内部变暖。关于温室气体的角色和全球变暖的一般性问题，见Houghton（1997）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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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20世纪的很多时间里，考古学家们关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考古文化的认定，许多人默认文化与被定义为民族的人类群体间存在直接联系。Childe（如1929，1958）支持这种观点，用手工制品类型（如特定的陶器、刀剑、墓葬习惯和建筑风格）中不断出现的联系来定义史前文化。在已知的此类文化中，最知名的是“凯尔特人”。于是，人类历史完全成了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和各种新文化诞生的历程（常被认为来源于某个偏远地区，通过某种尚不明确的机制产生）。许多考古学家相信，此类考古文化与人类群体间并不必然存在直接联系——考古文化被认为具有自己的演化机理，这种观点是由David Clarke发展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随着“过程”（processual）考古学的兴起，关于过去的这种“文化史”观点遭到了强烈质疑，比如Binford和Renfrew的作品（他们又受到Ian Hodder等“后过程派”的批判）。Trigger（1989）回顾了考古思想的上述发展。我认为，对于重构过去人类行为、社会和历史的尝试，通过具体类型的物质文化来认定往昔“文化”的做法没什么价值。但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有非常强有力的器物加工传统，暗示人们把自己视作某种形式的文化实体。因此，我既用“纳图夫”（Natufian）和“克洛维斯”（Clovis）表示Childe所理解的“考古文化”，又用其指代具有一定程度文化自我认同的人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特意避免提及往昔的文化，因为我不相信它们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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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人文学科中，长久以来，关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具体个人的行为来解释文化和历史变革一直是争议话题。我的观点是，考古学解释需要涉及具体的个人活动（Mithen，1990，1993b），并在叙事中结合长期全球发展和日常人类经验。在写作本书时，我特别受到Hobsbawm（1997）的论文《论自下而上的历史》（On History from Below）和Evans（1997）的《为历史辩护》（In Defence of History）一书的影响，后者讨论了对后现代主义要求做出回应时，历史解释所具备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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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参与了考古学科的建立和19世纪关于进化论争论（特别是有关人和文化的）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物中，约翰·卢伯克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Hutchinson（1914）创作过两卷本的传记，但有必要对卢伯克做出新的评判，扩展Trigger（1989）对他的简单介绍，以衡量他对考古学和进化思想发展的贡献。来自达勒姆大学的Janet Owen正在研究他收集的考古学和民族志材料，后文的简短书目中有许多来自她最近出版的作品（Owe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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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卢伯克生于1834年，父亲是伦敦城的银行家，母亲思想开明。他们住在肯特郡唐恩镇的高榆庄园，是查尔斯·达尔文的邻居。两家的关系似乎非常密切且有激励作用，培养了卢伯克对科学和进化论的热情。他子承父业，成了家族公司的银行家，并于1870年当选议员。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博学者，卢伯克的研究领域包括昆虫学、植物学、地质学、考古学和民族志学。1865年，他出版了《史前时代》，成为畅销书和标准教材，最后一版（第七版）于1913年问世。他的第二部作品《论文明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首版于1870年，同样再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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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英国科学协会在牛津大学举办的那场著名会议上，卢伯克发言支持赫胥黎。他试图用考古学证据支持达尔文的理论，在19世纪60年代发表了许多文章，尤其是那两部著作。他是1864年成立的X精英俱乐部（为进化论辩护）的创始成员之一；其他成员包括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卢伯克担任过许多有影响的职务：民族志协会会长，1864年—1865年；国际史前考古协会会长，1868年；皇家人类学协会首任会长，1871年—1873年；林奈协会副会长，1865年；1871年—1894年间数次出任皇家学会副会长；文物学会会长，1904年。在此期间，他与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密切合作，后者是建立考古学科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他还结识了亨利·雷恩·福克斯·皮特—里弗斯准将（Lieut.-Gen. Henry Lane Fox Pitt-Rivers），后者从世界各地搜集了大量考古学和民族志器物，并对文化变革的机制做了研究。约翰·卢伯克本人也建立了重要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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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0年开始，卢伯克将时间和精力投入政治和自然科学，而非考古学和民族志学。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植物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的文章，并于1882年出版了《蚂蚁、蜜蜂和黄蜂》（Ants, Bees and Wasps）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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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肯特郡梅德斯通市的自由党议员，卢伯克的政治生涯成就斐然。他最感兴趣的有四个问题：推动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国家债务、自由贸易和相关的经济问题，保护古代纪念碑，确保更多的假日、减少劳动阶层的工作时间。1871年，他买下了埃夫伯里庄园的一部分，以避免那里的石阵遭到破坏。1882年，他促成议会通过了《古代纪念碑法案》。1890年，获封贵族的他选择了埃夫伯里勋爵的头衔。他还促成了1871年的《银行假日法案》，以及其他28项议会法案。他是成立于1888年的伦敦郡议会的创始成员之一，并于1890年到1892年之间担任主席。1879年，他的第一任妻子爱伦·弗朗西斯·霍德恩（Ellen Frances Hordern）去世。五年后，他迎娶了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的女儿爱丽丝·雷恩·福克斯（Alice Lane Fox）。1913年，约翰·卢伯克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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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文来自索鲁的“Being a Stranger”一文，那是作者为他1985年—2000年的游记Fresh-Air Fiend（London, Penguin Books, 2001）所做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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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W. Thesiger, The Marsh Arabs (London, Penguin Books,1976,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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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公元前20000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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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什卡里的放射性碳定年结果为19010±300 BP，相关描述见Soffer（1990）。遗址的保存并不好，我重建的许多场景基于保存更好和年代更近的Mezin和Mezerich遗址，见Soffer（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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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想要了解更多人类进化的信息，见Johanson和Edgar（1996）关于化石证据（有精美插图），Stringer和McKie（1996）关于现代人类起源，Mithen（1998）关于头脑进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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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2002年发现的1700万年前的化石样本，见《自然》（第404期，145—149页，2002年7月11日，Bernard Wood的评论见13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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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于类人猿离开非洲以及抵达亚洲和欧洲不同地点的确切时间，古人类学家存在很大分歧。关于新近的评论和部分论点，见Straus和Bar-Yosef（2001）编辑的文集。我用计算机模拟技术尝试确定类人猿从非洲向外扩散的时间和性质（Mithen和Reed，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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