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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起源 第四章 人，杰出的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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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几方面的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早期人属的体质显示出对肉食的积极追求，也就是说他是寻找猎物的猎人。作为维持生存的一种手段，狩猎和采集在人类史前时代持续到最近的时期，只是在仅仅1万年前我们的先辈才发展了农业，才开始改变那种简单的生存方式。提及这个事实是有益的。人类学家们曾经遇到一个重要问题，即这种明显是人类所特有的生存方式是何时出现的？它是否如我已提出的那样，从人属开始时就已存在？或者只是随着现代人的进化，可能是在10万年前才出现的一种适应？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仔细分析化石和考古记录中的线索，搜寻狩猎和采集的生存方式的信号。在本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几年里许多理论已经改变，这反映出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祖先看法的改变。在了解怎样仔细考察史前时代的证据之前，我们心中有一幅像我们所知的现代狩猎—采集的人群的那种搜寻食物的生活方式的图景，会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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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取肉食和采集植物的结合作为一贯的维生策略，是人类所独有的。这种维生策略惊人地成功，使人类能在地球上除南极洲之外的每个角落繁衍。人类能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从水汽蒙蒙的雨林到干燥的沙漠，从肥沃的河岸地区到不毛之地的高原。各种环境所能提供的食物完全不同。例如西北美洲的土著靠捕获大量的鲑鱼生存，而卡拉哈里（Kalahari）的桑人主要靠从某种硬壳果中获取蛋白质而维持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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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食物和生态环境有各种差别，但在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中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一群大约25人组成的小群，以成年男人和女人为核心加上他们的子孙与其他群互相交往，形成以习俗和语言联系起来的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网络。一个典型的网络大约有500人，被称作一个方言的部落。这些人群居住在临时的营地里，寻求他们的日常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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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家们研究过的大多数现存的狩猎—采集者社会中，有明确的劳动分工，男人负责狩猎，女人负责采集植物食物。营地是活跃的社交场合，也是分享食物的地方；当有肉食分享时，常常会进行一些复杂的、由严格社会规则控制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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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人来说，以最简单的技术依靠当地的自然资源勉强维持生存，似乎是一种令人气馁的挑战。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生存方式，狩猎—采集者常常能够在3或4小时内收集到足够一天的食物。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小组在60和70年代所进行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显示的桑人部落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部落的家乡在卡拉哈里沙漠边缘上。狩猎—采集者与自然环境协调的方式是城市化的西方人难于理解的。事实上，他们知道怎样去开发在现代人看来似乎贫乏的资源。他们生存方式的活力在于在那种促进相互依存和合作的社会体系中开发植物和动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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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是重要的，这种认识在人类学思想中已有长久的历史，以至于可以追溯到达尔文。他在1871年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提出石制武器不仅用于抵御食肉动物，而且也用于杀伤被捕食的动物。他提出，用人造武器狩猎是使人类之所以真正成为人的因素之一。达尔文关于我们祖先的想象，受他5年航行经验的影响。他就是这样描述他遇见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岛人的情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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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我们来源于野蛮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片荒凉而起伏不平的岸边第一次看到一群火地岛人时感觉到的惊奇，因为一个想法立刻涌上我的心头——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这些人完全裸体，身上涂了颜色，他们的长发缠结着，兴奋使他们满口泡沫，他们的表情是野蛮之中带着惊奇和怀疑。他们没有任何艺术，像野生动物那样以能捕获到的东西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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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狩猎是我们进化的核心，并且将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与现存的技术原始的人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考虑，牢牢地刻印在人类学思想中。拉特格斯大学的生物学家蒂莫西•珀坡（Timothy Perper）和人类学家卡梅尔•施赖尔（Carmel Schrire）在一篇关于上述问题的有创见的文章中简洁地写道：“狩猎模式设想狩猎和肉食激发人类进化，推动人类成为今天这样的生物”。他们解释说，按照这个模式，在3个方面塑造了我们的祖先，即“影响早期人类心理的、社会的和疆域的行为”。南非人类学家约翰•鲁宾逊（John Robinson）1963年在一篇经典的文章中，表达了与人类史前狩猎行为相一致的技术的重要意义，他写道：“我认为将肉食结合进食物似乎是极端重要的一种进化变化，它打开一片广袤的新的进化领域。在我看来，这个变化在进化上有着与哺乳动物起源——或许更恰当他说，有着与四足类起源同等的重要性。它以智慧和文化的相对巨大张力，将一个新的领域和一种新的进化机制引入进化的图景，而其他动物的进化图景就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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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想的狩猎传统也具有一些神话般的色彩，有如亚当和夏娃的原罪。亚当和夏娃在偷吃禁果之后，不得不离开伊甸园。珀坡和施赖尔评论说，“按照狩猎模式，人类为了在严酷的大草原中生活而吃肉，人类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动物，其随后的历史被置于一种暴力、掠夺和流血的环境中”。这是雷蒙德•达特50年代在一些文章中的主题。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的文章则更为流行，“人类不是生来就清白无罪的。”这是阿德里在1971年出版的《非洲的创世纪》（African Genesis）一书中著名的开场白。这种概念无论是在公众还是在专业人员的心目中都是很牢固的主题。如我们将看到的，在解释考古记录时，这种概念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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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人、狩猎者”的会议是关于狩猎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这样一种人类学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承认采集植物性食物是大多数狩猎-采集者社会热量的主要来源，而且，正如达尔文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就已说过的那样，这次会议把我们所知道的现代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最早的祖先的行为类型等同看待。会议肯定史前记录中积累的石器和动物骨骼的存在形式是肉食的明显证据，正如我的朋友和同事，哈佛大学的格林•艾萨克（Glynn Isaacs）所表明的那样，这一证据意味着“在整个更新世不断沿着一条石头和骨头的踪迹前进，把这些积累的石制品和动物遗存当作是化石的‘家庭基地遗址’。”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被认为曾经像现代狩猎—采集者一样地生活，但是形式上更加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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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1978年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一篇重要文章，宣布他的食物分享假说，这是人类学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的进展。在这篇文章中，他把着重点从作为塑造人类行为动因的狩猎，转移到协作地获取和分享食物上来。“采取食物分享有利于发展语言、社会互助和智慧。”1982年在达尔文逝世100周年的纪念会上，他这样告诉听众。他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有5项行为型式把人类和我们的猿类亲戚分开：1.两足的行走方式，2.语言，3.在一个社会环境中的有规律、有条理地分享食物，4.住在家庭基地，5.猎取大的动物。当然，这些情况描绘出现代人的行为。但是艾萨克提出，在200万年前，“人类社会和环境中的各种基本转变已经开始发生。”他们已经是胚胎期的狩猎—采集者群体，以机动的小群生活在一起，占据临时的营地，男人由此走出去猎取动物，女人采集植物性食物。营地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在此分享食物。1984年艾萨克在过早谢世之前曾对我说，“虽然肉是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肉是狩猎所得，还是来自于其他动物吃剩的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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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的观点对如何解释考古记录有着强大的影响。无论何时发现与动物化石伴存的石器，都会被当作指示着一个古代的“家庭基地”，是一帮狩猎-采集者在大概几天的活动中胡乱扔弃的垃圾。艾萨克的论点似乎是有理的。我在1981年《人类之形成》（The Making of Mankind）一书中写道，“食物分享假说是在那些用以解释是什么力量使得早期人类走上通向现代人之途的学说中最可信的。”这个假说似乎与我看到的化石和考古记录相一致，它遵循着合理的生物学原理。史密森研究院的理查德•波茨（Richard Potts）表示赞同。他在1988年出版的题为《奥杜韦早期人的活动》（Early Hominid Activities at Oldvai）一书中，评论艾萨克的假说“似乎是一种很有魅力的解释”，他说：“家庭基地、食物分享假说综合了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如此多的方面——互惠体系、交换、亲属关系、生计、劳动分工和语言，它对人类学家来说是重要的。根据记录下来的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内容和骨化石及石器，考古学家能推断出其他东西。这是一幅很完整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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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艾萨克和当时在新墨西哥大学的考古学家刘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促使这种思想开始发生改变。他俩都认识到对史前记录盛行的许多解释都是建立在没有阐明的假设的基础上。他们独立地开始将可以真实地从记录上知道的与只是从假定得出的东西区分开来。这一工作从最基本的层次开始，他们对同一地点发现石器和动物骨化石的意义提出疑问。这种空间上巧合是像曾被假设的那样暗示着史前的屠宰场吗？如果能证明是屠宰场，那么它是否暗示着进行屠宰的人像现代的狩猎—采集者一样地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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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和我常常谈到各种各样的生计假说，他会设想出各种方案。在这些方案中骨骼和石头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出现而不涉及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例如，一群早期人可以只是由于树下荫凉而在一棵树下消磨一段时间，为某种目的敲打石头，但不是屠宰动物尸体。譬如说他们可以是为了用来削木棍而制造石片，以便用木棒从地里挖出块茎。这群人走了，隔了一些时候，一只豹子可能爬上这棵树，豹子是常常这样做的，它把杀死的动物拖上树。动物尸体逐渐腐烂，骨头掉到地上，掺杂在制造石器的人在那里留下的散乱石片之间。150万年后发掘这个地点的考古学家怎么能判断是这种假设还是那种早已赢得赞同的解释（即一群游荡的狩猎和采集者的屠宰行为）哪一种更为正确？我的直觉是早期人类事实上追求某种形式的狩猎和采集，但是我可以理解艾萨克对如何将证据进行可靠解释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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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福德对传统论述的攻击，远比艾萨克尖刻。他在1981年出版的《骨：古代人和现代神话》（Bones：Ancient Men and Modern Myth）一书中提出，把石器和骨化石的组合看作古代营地之遗存的考古学家是“在虚构关于我们人类的过去的‘正是如此’的故事”。他没有研究过早期考古遗址。他的观点最初是由对大约13.5万年和3.4万年前之间生活于欧亚大陆的尼安德特人骨的研究引伸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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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85年的一篇重要的综述文章中写道：“我深信在这些相对较晚的祖先中，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的组织与完全现代化的智人是不同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把很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描绘成几乎与‘人’的一样，这种‘一致意见’显然是极不可靠的。”宾福德提议任何种类的有组织的狩猎只是在现代人产生出来以后才开始的，他认为是在45000到35000年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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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福德认为，没有一个早期的考古遗址可以被认为是古代营地的生活面的遗存。他通过分析其他人关于奥杜韦峡谷的一些著名考古遗址中的骨化石的资料得出了他的结论。他说这些遗址是非人的食肉动物杀死其他动物的地点。一旦诸如狮子和鬣狗之类的食肉动物走开，人类就到这里拾取它们食剩下的少许尸肉（捡食剩尸）。他写道，“主要的或在许多时候唯一的可用或可食的部分是骨髓。没有证据支持人类把食物由获取的地方运到营地以供消费。同样，关于分享食物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宾福德的这些观点给出了我们200万年前的祖先一种很不同的景象。宾福德认为，“他们不是浪漫主义者，而是通常为了一点点食物拣拾死了的有蹄动物的尸体的残遗充饥的折衷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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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的祖先变得很不像人了，不仅是在其生存方式上，而且也表现在行为等其他要素上，例如没有语言，没有道德和没有意识。宾福德下结论说：“我们的物种之来临，不是渐进过程的结果，而是在一段相对短的时间中突发的结果。”这是这一争论的哲学核心。如果早期人属各个方面显示与人相似的生活，那么我们不得不接受人性本质的出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我们与远古联系起来。可是如果与人相似的行为真的是在晚近才突然出现的，那么我们是处于辉煌的孤立状态，与远古和自然界的其余部分都不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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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艾萨克与宾福德都很关切对以往史前记录的夸张解释，但却以不同的方法进行纠正。宾福德主要是利用别人的资料，艾萨克则决定自己去发掘考古遗址，以新的眼光去看待证据。虽然狩猎和捡食剩尸之间的区别对于艾萨克的食物分享假说来说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重新检验考古记录时却变得重要了。究竟是狩猎还是捡食剩尸？这是争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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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狩猎与捡食剩尸应该在考古记录上以不同的方式打下烙印。被猎人和捡食剩尸者所遗留下的考古记录，应是明显不同的。例如一个猎人打死了一只动物，他会选择将整个尸体或者其中任何部分带回营地。相反地，一个捡食剩尸的人，只能得到在被丢弃的死兽现场能找到的那一部分，他对能将哪些带回营地的选择是有限的。因此在一个猎人的营地应能发现比在捡食剩尸者的营地更多种多样的骨——有时还可能有完整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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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许多因素能够把这样明显的情景弄乱。正如波茨所评述的，“如果一个捡食剩尸者发现了一具刚由于自然原因死去的动物尸体，于是他可以得到尸体的所有部分，由此所表现出的骨骼组成将恰与狩猎的结果相像。而且如果一只野兽刚刚杀死了另一头动物，一个捡食剩尸者就把它赶走了，显现出的骨骼组成也将与狩猎的情况一样。那你怎么办呢？”芝加哥人类学家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曾分析过南非和欧洲的许多骨骼组合，他认为区分这两种维生方式的工作或许是不可能的：“有这么多的方式可以把骨头带到遗址去，并且这些骨头能够遇到这么多的情况，以致究竟是猎人还是捡食剩尸者的问题，可能永远也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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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用来检验新思维的发掘工作的地点叫做50号地点，它位于肯尼亚北部的特卡纳湖以东大约24公里的卡拉里（Karari）悬崖上。在从1977年开始的3年时间里，他和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组成的一个小组挖开一条小溪砂岸上的一块古代地层。他们小心地挖出1405块石制品和2100块骨片，这些石制品和骨片有些是大的，但大多是小的。这些东西是在大约150万年前被一条季节性河流在一个雨季的早期泛滥中所掩埋的。今天这块地区干涸了，在长期侵蚀出沟沟坎坎的荒地上，点缀着灌丛矮树。艾萨克和他的小组设定的目标是发现150万年前的石制品和许多动物骨头停留在这同一地方，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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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福德在其以前的评论中曾经提出，许多骨头在一起出现是水流作用的结果。就是说，一条水流较快的河可以带走一块块石头和骨头，然后把它们堆积到能量低的地方，例如在河流变宽处或者河弯的凹处。在这种情况下，骨头和石头聚集在同一位置，可以是偶然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人类的活动。“考古遗址”不过只是水力搞乱了的现场。这种解释对50号地点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块古代的地层是在河岸上，而不是在水中，而且地质上的证据显示这个地点是被缓缓地掩埋的。然而，骨头与石头之间的直接联系还得用实物来证实，而不是假定如此。这种实物证据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出现了，并成为最近时期考古学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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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动物被肢解或者用一把刀剔去一块骨头上的肉时，无论用金属刀或用石刀，屠宰者都不可避免地会偶然地把刀口切进骨头，留下长沟或切割痕。在肢解时切割痕会集中在关节周围，在剔肉时也会在别处产生切割痕迹。当威斯康星大学的考古学家亨利•布恩（Henry Bunn）检查第50号地点的一些碎骨时，他注意到这样的沟痕。在显微镜下这些沟痕的横断面呈V字形。这是150万年前一个搜索食物的入弄出的一条切割痕迹吗？用现代骨和石片做实验证实了这是切割痕，这确切地证明了在这个地点的骨头与石头之间的一种因果关系：人类把它们带到那儿，将之进行加工以作食物。这个发现第一次以实物直接证实了一个早期考古地点中骨头与石头之间在行为方面的联系。这是解开古代遗址之谜的一项惊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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