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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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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都是四川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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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欧洲植物分类学家要比他们21世纪的同行幸福多了，要命名新植物根本不用自己跑腿采标本，自有各式各样的人自愿帮他们干活，其中有很多人是外交官、传教士，比如前面提到的在云南死于非命的马伯禄神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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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自然史博物馆的弗朗谢（A. Franchet）就是这样一位享清福的植物分类学家。在他命名的近2000种中国植物中，绝大多数的标本是3位法国天主教神甫拼死拼活在中国西南地区替他采的，这3位天主教神甫分别叫作谭卫道（J. P. A. David）、赖神甫（P. J. M. Delavay）和法尔日（P. Farges），其中谭卫道的事迹后面我还会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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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谢给中国植物命名的方法颇为省事：属名往往是现成的，比如乌头、槭树、龙胆这些属欧洲都有，林奈早就定好属名了。至于种加词，首先当然是用采集者的姓氏——如果你看到一种中国植物学名的种加词是davidii、delavayi或fargesii，那八成就是弗朗谢命名的。采集者的姓氏用过以后，再用中国的地名。比如谭卫道曾经在四川宝兴县采集了大量标本，因为宝兴县政府驻穆坪镇，所以弗朗谢用moupinensis或moupinense作了很多新种的种加词。不过，弗朗谢用得最多的地名，还是省级行政区的名字，比如云南，比如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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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四川”这个名字的词源一直有一种误解，以为它是来自省内的四条大川。不过具体是哪四条大川，就说法不一了。有人说是“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也有人说是“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当然，这个误解由来已久，至少从清朝初年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就开始了。“四川”这一名称的真正由来，在于它是“川峡四路”的简称。所谓“川峡四路”，是北宋年间设置的益州路、利州路、梓州路、夔州路四“路”（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省）的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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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究其根源，“川峡”之“川”，本义还是指河流，而“四”无论在四川的哪种词源解释中都是一个数目字。这两个字都在最古老的汉字之列，所以它们的笔画如此简单，“四”是五画，“川”只有三画。在汉字简化之前，“四川”是中国笔画最少的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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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面唠叨的这些汉字知识也许对中国人有点意思，但对于包括弗朗谢在内的大多数法国人来说，恐怕实在无足轻重，他们才懒得学汉字——哪怕是加起来一共才八画的“四川”二字。在他们看来，“四川”这个名字的发音才是更重要的。毫无疑问，法国人会觉得“四川”实在是个拗口的中国地名，因为“四”的韵母和“川”的声母的发音都是法语中所没有的。后者用t＋ch来模拟还像那么回事；可是前者实在是太难发了，没办法，只好用u（读如“于”）代替。就这样，“四川”被包括弗朗谢在内的法国人拼成了Sutchuen，比如濒危植物崖柏的学名就是Thuja sutchue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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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讲德语的人不喜欢这种拼法。法语的tch到德语里非拼成tsch不可——君不见，德国人管自己的国家叫Deutschland（“德意志”就是其中的Deutsch的音译），在这个词里就有这个tsch。至于“四”的韵母，德语也没有，没办法，就用e（读如英语中弱读的a）代替吧，反正就算不比法国人的办法好，也坏不到哪儿去。这样，“四川”就成了Setschwan——奥地利植物分类学家韩马迪（H. Handel-Mazzetti）就是这么做的，比如四川香茶菜被他叫作Plectranthus setschwa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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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是上面的法式拼音还是德式拼音，都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只在本国境内流传。到了20世纪初，基于英语拼写的邮政式拼音终于成了西方各国通用的汉语拉丁化方案。用邮政式拼音拼写的最有名的中国地名，大概要数Peking（北京）了。时至今日，北京大学的英文名仍然是Peking University；而位于北京香山脚下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的国际通用代码也是PE，正是Peking的缩写。应用邮政式拼音的规则，“四川”又被拼成了Szechwan——看上去颇像一个东欧地名。使用这种拼法的植物学名如四川冬青Ilex szechwanensi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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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新制订了更科学合理的汉语拼音方案，到这个时候，才出现了现在大家熟悉的拼法——Sichuan。使用这种拼法的学名如四川艾Artemisia sichuanensis、四川红门兰Orchis sichuanic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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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同样都是四川（含重庆）的植物，却因为时代的不同、国运的不同，有了至少四种不同的名字，这也算是历史在植物学名中留下的有趣印迹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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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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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大熊猫与珙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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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国花，没有国鸟，也没有国兽。没有国花和国鸟的原因是人们意见太不容易统一，而没有国兽的原因，除了国际上不太流行这一国家象征的评选外，我想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反正不管怎样评选都是大熊猫当选，评不评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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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很多西方人心目中，如果要用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加上“真实存在”这个定语，是为了把龙排除在外）象征中国的话，那肯定非大熊猫莫属。我看过美国的两则政治漫画，一则是讽刺美国印钞太滥，对中国经济造成危害，画中是一只大熊猫嚼着印有华盛顿头像的竹叶，边嚼边露出表示难吃的失望神情；另一则是反映中国将要修通前往东南亚的高速铁路，画中是一只大熊猫高兴地坐在经过中南半岛的火车上，身后是三只华南虎。说实在的，我挺欣赏这两幅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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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发现了大熊猫？这又是一个类似于“谁发现了美洲”的充满政治性的问题。无疑，中国人要比西方人早知道大熊猫的存在。据说古文里的“貘”和“貔貅”，最早就是指大熊猫。即便不考虑这些久远的记载，当1869年法国传教士兼标本采集员谭卫道在四川宝兴第一次见到大熊猫标本时，他所见的也并非活体，而是由当地的猎户猎杀大熊猫之后剥制的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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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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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卫道于1828年生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巴斯克人小镇。1862年，他被天主教会选中，派到中国传教。1862年－1866年，他在华北地区采集动植物标本，足迹最远到达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地区。著名的“四不像”——麋鹿的标本，就是他在这次来华期间寄回法国的，并由法国动物学家米尔纳-爱德华兹（A. Milne-Edwards）以谭卫道的姓氏命名为Elaphurus davidianus（动物和植物一样，其学名也是由两个词——属名和种加词构成的）。直到今天，麋鹿的英文还叫作David’s deer（谭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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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谭卫道第二次来到中国，听说西南地区物种资源丰富，就主动要求派到那里去。于是他被任命为四川宝兴邓池沟天主教堂的第四任神父。1869年谭卫道正式上任，马上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标本采集工作。大熊猫的标本就是他来宝兴没多久看到的。经过一番周折，谭卫道终于搞到一只成年大熊猫，原想活着运回法国，但最后还是只能剥取毛皮制成标本。因为大熊猫的形态太特殊了，这回米尔纳-爱德华兹没有用谭卫道的姓氏为它命名，而是取名为Ailuropoda melanoleuca，属名的意思是“具有熊脚（的动物）”，而种加词的意思是“黑白色的”。就这样，西方人算是正式“发现”了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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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麋鹿和大熊猫，谭卫道还“发现”了川金丝猴这种漂亮的猴类。一生能够发现三种大名鼎鼎的珍稀动物，已经足以使他名垂史册了。然而，四川西南部那茂密秀美的森林还将另一种美丽树木的发现权送给了谭卫道——这就是珙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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珙桐之美，不仅在于它那高大挺拔的身姿和翠绿欲滴的叶色，更在于它那奇特的花朵——两枚硕大洁白的“花瓣”（实际上是一种叫作“总苞”的叶状结构）中间，是一团紫色的“花心”（这是真正的花），远远看去，仿佛是树上停落的白鸽。正因为如此，珙桐在英文中就叫作dove tree（鸽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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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谭卫道向法国植物学界报告了珙桐的发现之后，法国一位名叫巴永（H. E. Baillon）的学者便决定用谭卫道的姓氏来为这种美丽的树木命名，这就是珙桐属的学名Davidia的由来。谭卫道于1900年去世，而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珙桐却生生不息。今天，欧洲和北美都已经广泛引种珙桐，作为珍贵的庭园树种。由于珙桐的珍稀性和享誉世界的观赏价值，它被评为中国的一级保护植物，又有“植物界的大熊猫”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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