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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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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大熊猫与珙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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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国花，没有国鸟，也没有国兽。没有国花和国鸟的原因是人们意见太不容易统一，而没有国兽的原因，除了国际上不太流行这一国家象征的评选外，我想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反正不管怎样评选都是大熊猫当选，评不评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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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很多西方人心目中，如果要用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加上“真实存在”这个定语，是为了把龙排除在外）象征中国的话，那肯定非大熊猫莫属。我看过美国的两则政治漫画，一则是讽刺美国印钞太滥，对中国经济造成危害，画中是一只大熊猫嚼着印有华盛顿头像的竹叶，边嚼边露出表示难吃的失望神情；另一则是反映中国将要修通前往东南亚的高速铁路，画中是一只大熊猫高兴地坐在经过中南半岛的火车上，身后是三只华南虎。说实在的，我挺欣赏这两幅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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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发现了大熊猫？这又是一个类似于“谁发现了美洲”的充满政治性的问题。无疑，中国人要比西方人早知道大熊猫的存在。据说古文里的“貘”和“貔貅”，最早就是指大熊猫。即便不考虑这些久远的记载，当1869年法国传教士兼标本采集员谭卫道在四川宝兴第一次见到大熊猫标本时，他所见的也并非活体，而是由当地的猎户猎杀大熊猫之后剥制的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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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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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卫道于1828年生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巴斯克人小镇。1862年，他被天主教会选中，派到中国传教。1862年－1866年，他在华北地区采集动植物标本，足迹最远到达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地区。著名的“四不像”——麋鹿的标本，就是他在这次来华期间寄回法国的，并由法国动物学家米尔纳-爱德华兹（A. Milne-Edwards）以谭卫道的姓氏命名为Elaphurus davidianus（动物和植物一样，其学名也是由两个词——属名和种加词构成的）。直到今天，麋鹿的英文还叫作David’s deer（谭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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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谭卫道第二次来到中国，听说西南地区物种资源丰富，就主动要求派到那里去。于是他被任命为四川宝兴邓池沟天主教堂的第四任神父。1869年谭卫道正式上任，马上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标本采集工作。大熊猫的标本就是他来宝兴没多久看到的。经过一番周折，谭卫道终于搞到一只成年大熊猫，原想活着运回法国，但最后还是只能剥取毛皮制成标本。因为大熊猫的形态太特殊了，这回米尔纳-爱德华兹没有用谭卫道的姓氏为它命名，而是取名为Ailuropoda melanoleuca，属名的意思是“具有熊脚（的动物）”，而种加词的意思是“黑白色的”。就这样，西方人算是正式“发现”了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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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麋鹿和大熊猫，谭卫道还“发现”了川金丝猴这种漂亮的猴类。一生能够发现三种大名鼎鼎的珍稀动物，已经足以使他名垂史册了。然而，四川西南部那茂密秀美的森林还将另一种美丽树木的发现权送给了谭卫道——这就是珙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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珙桐之美，不仅在于它那高大挺拔的身姿和翠绿欲滴的叶色，更在于它那奇特的花朵——两枚硕大洁白的“花瓣”（实际上是一种叫作“总苞”的叶状结构）中间，是一团紫色的“花心”（这是真正的花），远远看去，仿佛是树上停落的白鸽。正因为如此，珙桐在英文中就叫作dove tree（鸽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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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谭卫道向法国植物学界报告了珙桐的发现之后，法国一位名叫巴永（H. E. Baillon）的学者便决定用谭卫道的姓氏来为这种美丽的树木命名，这就是珙桐属的学名Davidia的由来。谭卫道于1900年去世，而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珙桐却生生不息。今天，欧洲和北美都已经广泛引种珙桐，作为珍贵的庭园树种。由于珙桐的珍稀性和享誉世界的观赏价值，它被评为中国的一级保护植物，又有“植物界的大熊猫”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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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见过珙桐。我原来一直以为这种树在中国非植于南方不能存活，但事实证明我错了。就在和中科院植物所一路之隔的北京市植物园，便引种有珙桐，而且不是温室栽培，是种植于露天环境中。它看来已经适应了北京的环境，不仅能够越冬，而且一样能够在春天开出满树的“白鸽”。清华大学也引种了珙桐，据说长势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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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从小在山西生活了18年，却至今未去过五台山和壶口瀑布；到北京生活也已经有12年，却至今未去过北海和天坛；而在植物所求学期间，虽然也去过几次近在咫尺的北京市植物园，却没有认真逛过，错过了很多欣赏珍稀植物的机会。起初我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花年年会开，今年不看，明年还会有。但是现在，我有点后悔了。我转而想，即便是年年都有的景色，也应该早看为宜。至少我现在还有这个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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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谭卫道神甫曾经工作过的邓池沟教堂，我想也应该早点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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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还我一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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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谭卫道是因为对中国西南部（主要是四川）的动植物考察而闻名世界，那么普尔热瓦尔斯基（N. M. Przewalski）则是因为对中国西北部的动植物考察而蜚声全球。要是按照中国的习惯，大可给他们二人封一个“南谭北普”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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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觉得普尔热瓦尔斯基实在不配与谭卫道相提并论。即使在传教士里面，谭卫道也是少有的对中国人友善的外国人。我在网上搜到他按清朝习俗剃发垂辫戴瓜皮帽的照片，说真的，简直看不出他是西方人，倒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乡间老儒。然而一搜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照片，那种侵略者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神情就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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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尔热瓦尔斯基是波兰裔的沙俄军官，一生中曾经4次来中国采集动植物标本。他第一次来华是在1870年，经由外蒙古的库伦（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到达北京，然后在内蒙古中西部考察，于1872年到达兰州。是年夏天，他踏上了青藏高原的土地，欣赏了青海湖的壮丽和柴达木盆地的荒凉。他原本想继续向南前往拉萨，但这时候已经是大雪封山的冬季，而经费又即将用完，于是他只好离开青藏高原，向北返回俄国。在这次考察中，普尔热瓦尔斯基采到了一种羚羊的标本，后来这种羚羊就以他的姓氏命名为“普氏原羚”（学名Procapra przewalsk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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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1877年，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二次来华考察，这次全部在新疆境内活动，收获很大。然而，普尔热瓦尔斯基始终没有放弃进入西藏的想法，这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兴趣，也是沙俄政府派给他的使命——当时英俄两国正在暗中争夺西藏这块重要的战略宝地，英国从南边的印度不断向北渗透，而沙俄则打算不断向南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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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赤裸裸的侵略目的，1879年，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三次来华，这回的路线非常明确：从柴达木盆地直奔拉萨而去。但是，由于西藏军民的阻截，他的美梦最终没有成真。在离拉萨只有270公里的地方，普尔热瓦尔斯基被迫折而北返。尽管未能到达拉萨，但是在这次考察中，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找到了野马！在此之前，西方人知道从欧洲西部到俄罗斯中部都有野马生存，但是到了19世纪，这种“欧亚野马”因为不断被偷猎已经濒危，最终在20世纪完全灭绝。然而与此同时，从新疆和外蒙古的交界处却不断传来有野马栖息的传闻。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发现，最终证明传闻属实。这种野马便以他的姓氏命名为“普氏野马”，英文为Przewalski’s horse。当然，一旦被发现，普氏野马也不可避免要遭殃。到20世纪60年代，它已经在野外完全灭绝了，仅在欧洲动物园还有一些人工繁育的后代。好在现在一部分人工繁育的普氏野马已经放回野外，并得到了悉心的保护，它终于暂时地免除了像欧亚野马那样灭绝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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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1885年，普尔热瓦尔斯基最后一次来中国考察。这回他换了一条路想到达拉萨，结果仍然未能成功。在他考察黄河源时，因为触犯了当地藏民心目中的神湖鄂陵湖和扎陵湖，与藏民发生了武装冲突。最终，普尔热瓦尔斯基一方仗着武器先进，打死了数十名藏民，对中国人民欠下了罪恶的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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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他的中亚考察途中病死，时年49岁。然而，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名字却在动植物的学名中保留下来。除了“普氏原羚”和“普氏野马”之外，生长在青海高寒草原上的一种开黄色花的草本植物，其属名也以他的姓氏命名为Przewalskia，汉语名叫“马尿脬”（或写作“马尿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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