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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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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还我一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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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谭卫道是因为对中国西南部（主要是四川）的动植物考察而闻名世界，那么普尔热瓦尔斯基（N. M. Przewalski）则是因为对中国西北部的动植物考察而蜚声全球。要是按照中国的习惯，大可给他们二人封一个“南谭北普”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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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觉得普尔热瓦尔斯基实在不配与谭卫道相提并论。即使在传教士里面，谭卫道也是少有的对中国人友善的外国人。我在网上搜到他按清朝习俗剃发垂辫戴瓜皮帽的照片，说真的，简直看不出他是西方人，倒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乡间老儒。然而一搜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照片，那种侵略者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神情就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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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尔热瓦尔斯基是波兰裔的沙俄军官，一生中曾经4次来中国采集动植物标本。他第一次来华是在1870年，经由外蒙古的库伦（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到达北京，然后在内蒙古中西部考察，于1872年到达兰州。是年夏天，他踏上了青藏高原的土地，欣赏了青海湖的壮丽和柴达木盆地的荒凉。他原本想继续向南前往拉萨，但这时候已经是大雪封山的冬季，而经费又即将用完，于是他只好离开青藏高原，向北返回俄国。在这次考察中，普尔热瓦尔斯基采到了一种羚羊的标本，后来这种羚羊就以他的姓氏命名为“普氏原羚”（学名Procapra przewalsk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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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1877年，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二次来华考察，这次全部在新疆境内活动，收获很大。然而，普尔热瓦尔斯基始终没有放弃进入西藏的想法，这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兴趣，也是沙俄政府派给他的使命——当时英俄两国正在暗中争夺西藏这块重要的战略宝地，英国从南边的印度不断向北渗透，而沙俄则打算不断向南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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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赤裸裸的侵略目的，1879年，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三次来华，这回的路线非常明确：从柴达木盆地直奔拉萨而去。但是，由于西藏军民的阻截，他的美梦最终没有成真。在离拉萨只有270公里的地方，普尔热瓦尔斯基被迫折而北返。尽管未能到达拉萨，但是在这次考察中，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找到了野马！在此之前，西方人知道从欧洲西部到俄罗斯中部都有野马生存，但是到了19世纪，这种“欧亚野马”因为不断被偷猎已经濒危，最终在20世纪完全灭绝。然而与此同时，从新疆和外蒙古的交界处却不断传来有野马栖息的传闻。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发现，最终证明传闻属实。这种野马便以他的姓氏命名为“普氏野马”，英文为Przewalski’s horse。当然，一旦被发现，普氏野马也不可避免要遭殃。到20世纪60年代，它已经在野外完全灭绝了，仅在欧洲动物园还有一些人工繁育的后代。好在现在一部分人工繁育的普氏野马已经放回野外，并得到了悉心的保护，它终于暂时地免除了像欧亚野马那样灭绝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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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1885年，普尔热瓦尔斯基最后一次来中国考察。这回他换了一条路想到达拉萨，结果仍然未能成功。在他考察黄河源时，因为触犯了当地藏民心目中的神湖鄂陵湖和扎陵湖，与藏民发生了武装冲突。最终，普尔热瓦尔斯基一方仗着武器先进，打死了数十名藏民，对中国人民欠下了罪恶的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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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他的中亚考察途中病死，时年49岁。然而，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名字却在动植物的学名中保留下来。除了“普氏原羚”和“普氏野马”之外，生长在青海高寒草原上的一种开黄色花的草本植物，其属名也以他的姓氏命名为Przewalskia，汉语名叫“马尿脬”（或写作“马尿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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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办法啊！普尔热瓦尔斯基虽然是一个叫嚣“对付野蛮民族只有用钱和枪”的流氓，但是只要用他的名字对动植物命了名，这名字就再不能更改了。这就像1937年，一位昆虫学家谄媚地用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A. Hitler）的姓氏命名了一种甲虫（学名Anophthalmus hitleri），从此这种甲虫就再也摆脱不了希特勒之名了。也正因为如此，现在这种甲虫竟然成了新纳粹分子的钟爱之物，因为过度捕捉，竟然到了濒危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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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学名虽然办不到，称其俗名多少可以补救。现在，有人呼吁把“普氏原羚”改为“中华对角羚”，把“普氏野马”改名“蒙古野马”，我非常支持。对于双手沾有中国同胞鲜血的外国侵略者，就是不应该客气，哪怕只是体现在一种生物俗名的变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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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野马，又名普氏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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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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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啊，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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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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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之一在于它纳入中原王朝统治的历史。“春风不度玉门关”，长久以来，这片荒漠中的绿洲都是游牧民族休养生息的宝地，它离秦汉那个宽衣大袖、饮水食蔬的东亚农业文明是那么遥远。然而在公元前121元（西汉元狩二年），敦煌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年夏天，年轻的将军霍去病率军越过居延水（今天的弱水河），直扑敦煌附近的祁连山，大败这里的匈奴军。从此，被匈奴盘踞百年之久的敦煌地区，被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收入了西汉王朝的版图。这一年，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郡和酒泉郡（郡是比县高一级的行政单位，大略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10年之后，又从武威郡析置张掖郡，从酒泉郡析置敦煌郡，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从此，敦煌就成为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敦，大也；煌，盛也。“敦煌”这个名字充满了盛世的自豪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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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之二在于它灿烂的文化。河西走廊是一个风沙漫天的地方，离开绿洲不远便是一片萧索荒寂的景象。“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按照流俗的地理决定论，像这样的苦寒之地，似乎只能出骁勇果敢的猛将。的确，河西走廊在历史上曾经几次成为军阀割据的要地，但是这里却绝不是文化沙漠，恰恰相反，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是个学术重地，从这里走出了众多的文人学士，其中不乏大师鸿儒，比如西晋的索靖就是敦煌人。他不仅善诗，书法尤绝，而最使我佩服的，是他在西晋发生贾后乱政后不久，就于洛阳坊间的一片祥和气氛中，察觉到了迫在眉睫的天下大乱。他指着洛阳宫门外的一对铜骆驼说：“我大概会看见你身在荆棘之中吧！”（“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很快，匈奴首领刘渊就在北方起兵反叛，最后攻入洛阳，西晋灭亡，北方陷入100多年的大分裂、大黑暗时代。“铜驼荆棘”实在是我在中国的史书上看到的最惊心动魄、最让人久久不能释怀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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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敦煌最大的奇迹，非莫高窟莫属。莫高窟是无与伦比的佛教艺术宝藏和文史档案宝库，它从十六国的前秦时代始修，经历了隋唐的鼎盛，见证了“归义军”在吐蕃围困中追随中原王朝的忠心，最终在明朝初年被废弃。千年的营建，积淀了活生生的历史，而平素为人诅咒的寒旱气候，这时却是让历史瑰宝能够禁受住岁月磨洗的保证。时间就这样又流逝了600多年，直到1900年6月22日这天，在莫高窟居住了8年之久的道士王圆箓终于一锄头敲开了藏经洞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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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靖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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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好的时刻，这是苦难的时刻。藏经洞在那样一个时代重见天日，使中华珍宝注定要开始它们颠沛流离的劫难。第一个前来掠宝的外国人是俄国人奥勃鲁切夫（F. A. Obruchev），他在1905年仅用一点点随身携带的俄国物品就换取了大量的敦煌文书。接着，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 A. Stein）在1907年来到敦煌，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席卷了藏经洞中众多的珍贵写本。次年，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liot）也赶到敦煌，凭借他精湛的东方学知识，又从斯坦因挑剩的写本中裹挟走了大量的珍品。斯坦因和伯希和的行为引起了中国学界的警觉，他们上书清政府，要求尽快运送莫高窟劫余的珍宝进京。但是，就像余秋雨在他的著名散文《道士塔》中所写的，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在进京途中“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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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伯希和，在抵达敦煌之前，已经在新疆考察了一年，在库车的收获尤多。1907年7月28日，伯希和以及与他同行的军医瓦扬（L. Vaillant）在库车附近采集到了一种禾草的标本。1912年，法国植物学家当吉（P. A. Danguy）认定它是一个新种，于是就用伯希和的姓氏将其命名为Stipa pelliotii（Stipa是针茅属的属名，针茅是欧亚温带草原上最常见的禾草）。1955年，苏联植物学家格鲁波夫（V. I. Grubov）为它“改姓”，将它从针茅属转移到细柄茅属，于是有了现在最常用的学名Ptilagrostis pelliotii。它的汉语名字是“中亚细柄茅”。在一个查询植物物种信息的网站上，我看到了伯希和和瓦扬采集的中亚细柄茅标本的采集信息，然而采集地点写的并不是“新疆”，却是一个在今天仍十分敏感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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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腾飞，屈辱的历史已经远去，丝绸之路即将复兴。位于这条古道之上的敦煌，是否还能再创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