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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打狗打猫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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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是老北京的一景。老北京胡同的名字，自然也拥有丰富的历史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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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词源，“胡同”一名可能是来自蒙古语qudduγ（按照今天的蒙古语发音，可以音译为“呼达格”），本义为“水井”（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因此，“胡同”是蒙古人统治中原百年之间，从蒙古语进入汉语的众多词汇之一。比“胡同”用得更广泛的另一个蒙古语借词是驿站的“站”，这是蒙古语jam（本义为“道路”）的音译。明朝初年，官府发文，全国改“站”为“驿”，以恢复汉语中的古雅名称，但是在老百姓的口语中还是一直用“站”。这样到了现代交通工具传入中国之后，神州大地就只剩下火车站、地铁站、汽车站、公交站，而不再有“驿”了。反倒是在日本，“车站”这个词写成汉字还是“駅”（“驿”的繁体“驛”的日本简化字），读音也是从中古汉语演化而成的eki（えき）。当然，进入蒙古语的汉语借词更多，蒙古语甚至还模仿了汉语构建“幸福”、“和平”之类双音节词的构词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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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再说老北京的胡同。有些胡同的名字颇为雅致，比如“辟才胡同”、“礼士胡同”、“高义伯胡同”、“烂漫胡同”等，让人觉得充满了举贤任能、义薄云天的热烈气氛。其实它们的本名并非如此。辟才胡同原名劈柴胡同，因为觉得名称不雅，才把“劈柴”改成了谐音的“辟才”。同样，礼士胡同本来是驴市胡同，高义伯胡同本来是狗尾巴胡同，烂漫胡同本来是烂面胡同，都是这样为附庸风雅而改名。其实，劈柴、驴市、狗尾巴、烂面至多是通俗，却很难说是不雅，这些不过就是老百姓平时比较熟悉的词汇而已。现在又有人嫌北京地名“公主坟”晦气、“奶子房”恶俗，也都想改一改，我觉得是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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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也有一些地名，是从乡土地名“雅化”而来的。比如台北东面的基隆，本来叫作“鸡笼”，乡土气十足，可是一旦改成同音的“基隆”，就充满了立业光宗的感觉。台湾岛南边的高雄，本来叫“打狗”，实在是太不够爱护动物了，但改成“高雄”之后，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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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种简单的感觉差异背后，打狗和高雄这两个地名还有更复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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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打狗”。传说明朝末年，郑成功进入台湾，为了威慑当地的原住民，从大陆带了两只老虎过去。台湾没有老虎，最大的猫科动物不过是台湾云豹。郑成功满以为这样可以把原住民吓住，谁知两只老虎到了台湾后，一只往北跑，一只往南跑，最后都被原住民活活打死了。往北跑的那只被当成大猫，被打死的地方后来就叫作“打猫”（位于台湾中部的嘉义县）；往南跑的那只被当成大狗，被打死的地方就叫做“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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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民间望文生义的附会。根据学者的考察，“打狗”应该是译音，在当地的原住民语言中是指一种带刺的竹子，可以植作绿篱。“打猫”的本义我没有调查，但相信也应该是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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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打狗”怎么又改成了“高雄”呢？原来，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次年两国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日本在台湾采取了大量的日化措施，把地名改成日式地名就是其中的一步。“打狗”这个词的发音和日语中的“高雄”（たかお）很像，于是日本人就用“高雄”替换了“打狗”。同样，日本人还用“民雄”（たみお）替换了发音近似的“打猫”。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这两个日化的地名并未改变，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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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占台湾不久，就派出植物学家到台湾采集植物。先后到台湾采集的有牧野富太郎、川上泷弥、早田文藏、佐佐木舜一、工藤祐舜等。在他们采集到的新种中，就有很多是用日化的台湾地名命名的。比如台湾北部有座著名的高山叫作“南湖大山”，用日语罗马字拼写，就是Nankotaizan。很多采自这里的植物新种在被日本植物学家命名时，就用这个词作了种加词。又比如南湖斑叶兰（Goodyera nankoensis）、台湾对叶兰（Listera nankomontana）、南湖柳叶菜（Epilobium nankotaizanense）等。这些名字和“高雄”、“民雄”一样，在其背后正隐现着台湾一部50年的沦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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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别了，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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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三大“植物猎人”先后到中国西南地区采集之后，1920年，彩云之南又迎来了一位重要的“植物猎人”——约瑟夫·洛克（Joseph F. C.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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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探险家一样，洛克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本来是奥地利人，1884年生于维也纳。洛克出身贫寒，18岁开始在欧洲各地流浪，21岁又到美国。最终，在1907年，他来到夏威夷定居。凭借惊人的自学本领，他从夏威夷政府的一个植物采集员摇身一变成为夏威夷大学的一名植物学家。此外，他还掌握了包括汉语在内的多门外语。1913年，洛克获得美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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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洛克辞去夏威夷大学的教职，接受美国农业部的派遣，到缅甸、泰国和印度阿萨姆地区去采集大风子树的标本。其间，他多次进入中国境内，被这里的自然和人文所折服。从1922年起，洛克便把中国选作他唯一的寻梦之地。在云南采集一年之后，美国刊物《国家地理》（就是那本以一个黄色长方形为标志的著名杂志）看中了他，决定为他提供探险所需的经费。就这样，在《国家地理》的资助下，洛克先后到过西藏、四川、甘肃、青海等地，比如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岷山银莲花（学名Anemone rockii）就采自甘肃南部的岷山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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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像／刘华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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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理》资助洛克的前提条件，是要洛克为该杂志提供探险文章和照片。尽管洛克不是一个好探险家，连山峰的高度都测不准确（他曾经认为青海东南部的阿尼玛卿山比珠穆朗玛峰还高，然而经过后来的实测，阿尼玛卿山要比珠穆朗玛峰低2500米还多），文章也写得不好，脾气又坏，但是他的摄影技术是一流的。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西部这些秀美景色和其中的神秘“原始”人类文化的描述，能够满足美国城市里那些住大房、开汽车的中产阶级的精神需求。鲁迅曾经说过，有的西方人“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虽然尖刻，却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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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洛克自己，一开始也和他之前众多的来华探险家（比如沙俄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瑞典的斯文·赫定）一样热衷名利。即使他到过的是其他西方人已经到过的地方，也总是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才是第一个到达的白人。然而，在中国居住久了，洛克渐渐地真正热爱起这里的风景和这里的人民。他非常佩服云南丽江的纳西人的生活方式，赞叹魅力无穷的东巴文化。于是，他向《国家地理》提出请求，要求资助他对纳西东巴文献的研究，可是《国家地理》对此却完全不感兴趣，拒绝了洛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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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在这个时候，洛克已经为美国的植物学研究机构采够了他们所需的标本，于是美国农业部也果断地解除了和洛克的合约，抛弃了这个走火入魔的怪人。这样，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洛克的两个主要收入来源便完全断绝。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无情，使洛克不准备再回到美国。他变卖了全部家产，带上所有积蓄到云南丽江卜居。从此，洛克不再关心植物学，而是成为一位专职的人类学家。在纳西文化的熏染之下，洛克再也没有了不可一世的白人中心主义思想，而是成为一位虔诚的文化相对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他尖锐地反对西方传教士在云南传教，甚至如此夸赞恪守民族传统文化的纳西人：“纳西是一个温良谦和的民族，具有比大多数白种人更高的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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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这样流逝到了1949年，红色政权的狂飙即将席卷彩云之南。洛克虽然为少数民族即将赢得解放而高兴，但非常清楚自己已经不可能在这里继续居住了。这年7月，洛克坐上美国专门派来的飞机离开丽江。从此，他告别了断断续续生活了27年之久的中国，回到了美国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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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洛克经济条件不太好。为了能让自己研究纳西文化的专著出版，他不得不变卖了自己亲手收集的数千卷东巴经书。当他病重的时候，终日思念的还是丽江，以及那绚烂的纳西文化。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会重返丽江完成我的工作……我宁愿死在那风景优美的山上，也不愿孤独地呆在四面白壁的病房里等待上帝的召唤。”然而，他的愿望再也没有实现的可能了。1962年12月5日，一世漂泊、终身未婚的洛克在夏威夷去世，结束了他孤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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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过去了。今天的丽江已经成了历史文化名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无数中国自己的中产阶级（或者叫“小资”）慕名前来，在看到已经因商业化而变味的古城之后，又半是满足、半是抱怨地匆匆离去。洛克对纳西文化的研究，也已经得到了学界的承认。事实上，他通过辛勤的观察，把许多后来在“文革”期间毁灭的纳西文化的原貌记录了下来，仅这一点就价值无限。2009年，夏威夷大学宣布，将洛克一手创建的夏威夷大学植物标本馆命名为“洛克植物标本馆”。2011年，“左手哲学，右手花草”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专门前往夏威夷，瞻仰洛克的故居，在温煦的海风中寻找洛克留下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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