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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京人和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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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最早到达美洲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说是哥伦布船队到达“西印度群岛”的1492年，那就错了。公元10世纪的时候，北欧海盗维京人已经发现了美洲最东北角的格陵兰岛，并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因为后来全球气候转冷，这些维京移民在15世纪全部死绝了，他们的存在因此成了人类文明发展中一段失落的历史。对了，也许你曾听说过，这次全球性的气候变冷，据信也是导致原先在草原上游牧的蒙古族为了生存被迫南下入侵农业文明，从而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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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科学发现也是这样：如果你的成就不能为其他人所知，不能和同行共享，那么你很可能会在科学史上失去应有的地位。只有在后来的科学史研究者埋首古文献的时候，你的名字才会被重新发现，勉强在科学史著作中用一两句话带过。用豌豆做遗传学实验的奥地利教士孟德尔就差点成了生物学界的维京人，他在1866年正式发表的研究报告，要到34年之后才得到生物学界的广泛注意，成为遗传学的奠基之作，而那时候孟德尔已经去世16年了。而鲁迅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植物学界的维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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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其实是个理科生。他在10岁的时候就开始看《花镜》之类的植物图谱，养成了种花的爱好；18岁时考入南京矿务铁路学堂，这使他对中国的矿产颇有研究，后来还第一次提出黄土高原的第四纪风成说；24岁时又在日本仙台学医，著名散文《藤野先生》就是根据这段经历写成的。鲁迅在29岁时（1909年）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在此期间，他经常和讲授植物学的教师一起带学生出去采集植物标本，采回来之后还亲自参与鉴定工作。其中一些标本现在还保存着。可惜，此时的鲁迅已经弃理从文了。1912年鲁迅北上北京，开始了他十多年的公务员生涯，再未做过科学研究。如今，无论是他对黄土高原由来所做的假说，还是他的标本采集活动，都不见于多数科学史著作。我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年谱》中才知道这些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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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要说中国最早采集植物标本的人，植物学界往往会说是钟观光。钟观光（其姓氏的外文习惯拼作Tsoong）是中国现代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国植物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但是据中国科学院的薛攀皋先生考证，他采集植物标本的时间其实很晚，是在1912年才开始的，而大规模的采集更是要到1918年到北京大学任教之后。在钟观光之前，有一位名叫张之铭的学者曾在浙江宁波地区采集过植物标本，另一位名叫黄以仁的学者也曾在江苏、山东一带采集过植物标本。由于当时国内图书文献标本资料十分匮乏，无奈之下，张之铭和黄以仁只好把标本寄给日本植物学家松田定久鉴定。后来松田定久在1909年和1911年先后发表了张、黄二氏所采集的植物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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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张之铭后来并未在植物学界发展。他是民国著名的藏书家，其书室号为“古欢室”。黄以仁虽然到河南大学农学系任教，但与中国植物学界的联系也不太紧密。钟观光则不然，他不仅一直是植物学人，两个儿子钟补勤、钟补求也都是植物学家，所以他的名字一直为业内人士所知。于是，不仅是鲁迅，连张之铭、黄以仁的采集活动也逐渐被人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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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不算受外国学者委托在云南采集植物标本的中国天主教神甫邓西蒙，张之铭和鲁迅是中国最早的植物标本采集者吗？恐怕也不一定。也许在挖掘史料之后，还能发现其他更早的采集活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辉格式”（whiggish，指按照学者对当下的科学贡献大小来评价他们的地位）的科学史上，他们注定不会留下太多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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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为了纪念钟观光先生，美国植物学家梅尔（E. D. Merrill）把一种灌木的属名命名为Tsoongia（假紫珠属）；1963年，中国植物学家陈焕镛又把一种乔木的属名命名为Tsoongiodendron（观光木属）。我不禁想，如果有人能再命名一棵“鲁迅木”就好了；有可能的话，最好还能有纪念张之铭、黄以仁的植物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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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此是君家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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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中有这么一则有趣的故事：东晋初年有个叫孔坦的人，有一天去拜访一位姓杨的朋友。不巧，这位朋友不在家，招待他的是朋友的儿子，年方9岁。孔坦见这小孩子摆上来的果品中有杨梅，就指着杨梅打趣道：“此是君家果。”（这是你家的果子。）不料这小孩子应声答道：“没听说孔雀是您家的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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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唐代大诗人杜甫早年裘马清狂的时候，也曾经写过两首诗叫《题张氏隐居》，是多次拜访一位姓张的隐士之后的答谢之作。在第二首中，杜甫也拿自己和对方的姓氏开玩笑：“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原来，传说夏代君王杜康造酒，所以“杜康”后来就成了酒的别名；而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张公大谷梨”是很有名的一个梨的品种，北魏贾思勰的农学名著《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知道了这两个典故，杜甫的幽默就很好理解了：酒明明是我们杜家的，偏要劳您来劝；好梨本来就是你们张家的，不用向外家求助就可以吃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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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到20世纪的美国。在波士顿的郊区，有一个幽静的园子，里面种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奇花异木。这就是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它不仅是园艺学家的圣地，直到今天还是世界主要的植物分类学研究机构之一。1923年，树木园迎来了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就是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胡先骕（读音s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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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字步曾，号忏盦（读音ān），江西南昌人。1909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预科。毕业后，于1912年考取公费留学生，首度赴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农学院学习，获学士学位。1923年到哈佛，已是二度赴美深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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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胡先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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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在这里对中国的植物进行了首次的全面整理，成绩斐然，次年即获硕士学位，再次年又获博士学位（这个速度恐怕会令今天的许多留学生羡慕）。他在树木园还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位德国来的雷德尔（A. Rehder）。这位雷德尔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他在德国本以给报纸写作为生，应聘阿诺德树木园时，起初干的只是体力活。后来树木园的人发现他很有学术研究的才华，虽然不再让他当壮工了，却只是让他到欧洲去给图书馆买书。但是在胡先骕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园艺学家和植物分类学家了。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这样的事在植物分类这样的博物学领域却是屡见不鲜。博物学研究一般不需要太高的门槛，最重要的是兴趣和毅力。说句略微夸张的话：只要有兴趣、有毅力，坚持十几年、几十年，人人都可以成为博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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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之后，胡先骕先是在南京任教。1928年，北平（今北京）成立静生生物调查所（“静生”一名是为了纪念近代教育家范源廉，范源廉字静生），胡先骕北上任职，成为静生所的掌门人。此后20多年间，在胡先骕的主持之下，静生所成为中国北方的两座植物学研究重镇之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交相辉映。胡先骕知识渊博，学养深厚，甚至在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静生所刚刚从后方迁回北平、百废待兴的时候，还能够利用手头不多的文献，准确鉴定出特产中国的“活化石”树种水杉（学名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由胡先骕和林学家郑万钧共同命名），轰动全球。水杉的命名也就成为胡先骕最得意的事情之一，直到1961年，他还写了长篇古体诗《水杉歌》记录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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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杉只是胡先骕命名的众多植物之一。1932年，胡先骕发现了中国植物的一个新属，起名为Rehderodendron。这个词中的dendron是古希腊语“树木”之意，而Rehder是胡先骕在哈佛的老朋友雷德尔的姓氏，所以这个属名的意思是“雷德尔家的树”，汉语名为“木瓜红属”。有趣的是，3年之后，雷德尔也命名了一个新属，起名为Huodendron，那意思自然就是“胡家的树”，汉语名为“山茉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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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在是植物学界的一段佳话，可以和“杨梅孔雀”、“杜酒张梨”的故事相媲美——不，比它们更美，因为“杨梅孔雀”、“杜酒张梨”只是文字游戏，而这木瓜红和山茉莉的学名实实在在就是用对方的名字命名的，真的是“君家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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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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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为科学而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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