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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为科学而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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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看过老一辈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先生的散文《为科学而献身》，里面讲述了好几位科学史上为了科学探索不畏死亡，甚至英勇捐躯的例子：为了宣传新天文观、反对天主教会的反动统治，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为了探索雷电的本质，俄国科学家利赫曼不幸被雷击身亡；一生研究放射性物质的居里夫人，最终死于受到过量辐射而引起的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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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为了自己的事业殒身不恤的例子，比起从事高危工作的矿工、警察、记者等职业来，科学家不算是一个太危险的行当。然而，不管什么行业，死在工作岗位上往往都是一件令人起敬的事情。2012年，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正式入列，歼-15舰载机成功完成了起飞和着舰作业，而歼-15项目的总负责人罗阳，却在舰上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几乎同一时间，3名在沱沱河地区进行勘探工作的地质队员先是失踪，后来发现全部遇难。他们都得到了很多网友自发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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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学界，自然也有为科学献身的烈士。民国时期中国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在北京是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在广州则是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是今天的华南植物园的前身，成立于1929年，创立者是中国第一代植物学家之一的陈焕镛先生。从研究所还在筹办阶段的1927年到1933年，短短6年时间，研究所就积累起15万份、6万多号（同一号标本经常有不同的复份）的植物标本，其中很多都是研究所员工（有时候是所长陈焕镛亲自率队）深入深山老林不辞辛苦采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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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还有一家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叫岭南大学，其中也有研究中国华南植物的人。起初这些美国人瞧不上陈焕镛，但是后来他们发现陈的研究所办得比他们的还好、研究成果比他们还丰富时，就坐不住了。他们主动找到陈焕镛，要求划分“势力界限”，各自负责一个区域的植物采集，甚至还要求彼此在不同的季节采集。这些无理的要求自然为陈焕镛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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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研究所迎来了中国植物采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这年春天，研究所聘请当时在贵州安顺府志局工作的邓世纬担任“贵州调查员”，请他在贵州各地采集植物标本，期限为3年。邓世纬时年不过20多岁，但是已经有丰富的标本采集和管理经验，又已经和研究所有一年的良好合作，所以请他做这个工作最适宜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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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邓世纬在黔中自然条件较好的贵阳、龙里等地采集。标本寄到广州之后，“佳品比之去年更多”，令研究人员赞叹不已。接下来，邓世纬原本打算到黔南的都匀、独山一带采集，但是当时红军长征正经过贵州，黔南是国民党负责“围剿”的桂军的大本营，兵荒马乱，很不安全。思量之下，邓世纬决定先回贵阳，再计划到黔西南的贞丰县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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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邓世纬与助手杨昌汉、徐方才、黄孜文等一行7人从贵阳出发，深入贞丰最茂密的山林采集。然而，此时正是当地“瘴气”最盛之时，在缺少防护的情况下，采集队成员先后染上了令人闻之色变的“瘴疠”（恶性疟疾）。10月13日，杨昌汉与徐方才最先罹难，当时邓世纬还负责将2人的棺木运回贵阳。但是很快，邓世纬本人也发病，10月17日与黄孜文相继病逝。与此同时，调查队的其余3人也病危。消息传到广州，研究所的同事“无不同声哀悼”，感叹“国内为采集而死，未有如此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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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抗日战争爆发，广州屡遭日军飞机轰炸。为了保护辛辛苦苦采得的标本，陈焕镛不辞辛苦，派人将全部标本转运到当时尚处在英国统治之下的香港。然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宣战，香港也被占领，标本被日军查封。摆在陈焕镛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为了高贵的名声一走了之，听任标本被日本人掠夺；一条是为了替中国的植物学事业保存珍贵材料，忍辱负重与日本人和伪政府合作。陈焕镛选择了后者。在伪广东教育厅厅长林汝珩的建议之下，陈焕镛把标本又全部运回广州，并忍痛出任广东植物研究所所长，兼任伪广东大学教职。由于其情可原，抗战胜利之后，诸多教育界、法律界知名人士替陈焕镛说情，当局最终在1947年决定对陈焕镛出任伪职的行为“不予起诉”，避免了一桩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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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命运未卜的1946年，陈焕镛从邓世纬1935年采集的标本中发现了一个新属，就用邓世纬的姓氏命名为Tengia，汉语名“世纬苣苔属”。如果要用一件事物高度概括民国时期陈先生领导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的业绩，我想这种生长在黔中贵定县山区的美丽植物是最合适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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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千古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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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从美国的杜克大学传出消息：一个研究蕨类的团队（其中包括一名台湾留学生李飞苇）已经决定，把一个蕨类的新属用当红歌手嘎嘎小姐（Lady Gaga）的艺名命名为Gaga。这个新属一共有19种，其中17种是从别的属转移过来的（相当于为它们“改姓”），还有2种是新发现的。这新发现的2种，一种命名为Gaga germanotta，Germanotta是嘎嘎小姐的本姓，也就是嘎嘎小姐父母的姓氏，命名人用它来纪念嘎嘎小姐的父母；另一种命名为Gaga monstraparva，第二个词在拉丁语中是“小怪物”之意，而嘎嘎小姐的歌迷的自称正是“小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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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听流行音乐的科学家非常多，用和流行音乐有关的事物为新发现命名并不是稀罕事。1974年11月的一天，一个法美联合考古队伍在埃塞俄比亚发掘出了一具雌性古猿化石，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古猿化石。当天晚上营地里反复响亮地播放着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的歌曲《露西在缀满钻石的天空》（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于是他们决定把这具化石命名为“露西女士”。1996年7月，世界第一只克隆哺乳动物——多莉（Dolly）绵羊在英国诞生，之所以命名为“多莉”，是因为克隆这只绵羊用的细胞核取自一只母羊的乳腺细胞，于是研究者来了灵感，用长着一对傲人巨乳的美国乡村歌手多莉·帕顿（Dolly Parton）的名字来为它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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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群主要生长在美国西南部到中美洲的干旱地区的蕨类植物，又和嘎嘎小姐有什么关系呢？在论文中，研究者找了几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什么嘎嘎小姐捍卫了平等和个人表达自由的价值啦，什么嘎嘎小姐对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和科学家努力探索生物多样性的工作类似啊，什么用歌星的名字命名可以增加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啊。但是只要你看了杜克大学公布的一张图片就会明白真正的原因：原来嘎嘎小姐曾经穿过的一件样式奇特的演出服，无论颜色还是形状都酷似这群蕨类植物的原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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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叶体是什么东西呢？这就要谈到蕨类植物的特性了。蕨类植物是一类大型的陆生植物，有的甚至可以长成高大的树木。但是它们和种子植物不同，从来不结种子，更不开花，而是靠孢子繁殖。当蕨类植物的孢子落到土壤里，条件合适时，就会萌发，长成小小的原叶体。原叶体会产生精子和卵子，二者结合之后再长成大形的“孢子体”，也就是通常我们看到的植株。因此，蕨类植物的生命会在孢子体和原叶体两个“世代”间来回反复，仿佛在人和蚂蚁之间来回转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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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蕨类没有花果，没有最形象直观的用来分类的特征，种类又很繁多（全世界有1万多种），所以它的分类研究比较困难。直到20世纪初，植物学家对蕨类的分类还是一笔糊涂账。面对这一大群看上去差别不大的植物，很多学者都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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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年轻的中国植物学家秦仁昌却知难而进，勇敢地承担起了梳理世界蕨类植物的重任。秦仁昌是中国的第二代植物学家，1923年还在南京金陵大学读本科时，就经陈焕镛先生介绍，到东南大学担任助教。1929年，秦仁昌赴欧游学，大量结交同行，查询标本和文献，积累了大量的经验。1932年回国之后，他又到胡先骕先生主持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1934年代表静生所和江西农业院一起创办了庐山植物园（如今已经成为庐山的名胜）。1938年10月，在赣北大部沦陷、庐山危在旦夕之时，又西徙云南，在丽江建立了植物园丽江工作站。虽然时局动荡、公务倥偬，但秦仁昌在科研上一直没有松懈，到1940年时终于发表了著名的“秦仁昌系统”，把混乱的蕨类植物初步理清了头绪，这是世界蕨类研究的重大突破，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民国年间的中国生物学研究中，秦仁昌的蕨类研究是少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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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仁昌不仅为中国学者争得了国际荣誉，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支强大的蕨类植物研究队伍。今天，中国研究蕨类的学人，考其师承，几乎都可以追溯到秦仁昌先生。在发表Gaga新属的论文里，我看到了张宪春、张钢民两位学人的名字，张宪春是秦仁昌学生朱维明的学生，而张钢民又是张宪春的学生。于是，当大众媒体争相报道这个用来纪念歌星的蕨类植物新属时，我却从论文里面听到了真正的“千古蕨唱”——秦仁昌先生传承不息的学术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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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见证胜利的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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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北京人都知道7月7日是什么日子一样，上海人也都知道8月13日是什么日子——1937年的这一天，日寇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淞沪会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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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住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的人都知道，上海一旦被攻克，南京必不可保。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前身之一）校长罗家伦率领全校师生，开始了向重庆进发的可歌可泣的大撤退。当时在中央大学生物系任教的禾本科分类专家耿以礼、耿伯介父子，也是撤退大军中的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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