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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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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南国的契丹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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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节的时候，我到了内蒙古赤峰市的宁城县，看到了辽代建筑大明塔。当年的大明塔位于辽中京外城内；今天塔还在，城却不存在了，只剩下城墙的土质残垣，在农田之间突兀耸起。和中京城一同消失的还有建立辽国的契丹人。今天大明塔周围的村民已经都是汉族人了，一到春节，就会在窗户和门上挂起满具东北特色的“挂钱”（一种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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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辽中京遗址的大明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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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契丹”这个名字却在很多中亚和欧洲的语言中留了下来。甚至到今天，有些外来语中还管中国叫“契丹”，比如在俄语中中国就是Китай（“契达伊”）。对此感到憋屈的朋友不必着急，俄罗斯人是从中亚人那里借来这个名字的，同样，我们也从中亚人那里借来了“俄罗斯”这个名字。其实俄罗斯本来只叫“罗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国家就是公元9世纪到13世纪的“基辅罗斯”，因为以今天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为国都而得名），这个名称的第一个音是大家熟知的那个舌尖打卷的颤音。中亚的阿尔泰语系诸语言虽然也有这个音，却没有把它放在词首的习惯，所以就在前面又加了个“俄”的元音，我们借来的正是这个被篡改过的名称——这样扯平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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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的西方，“契丹”（Cathay）则只是指长江以北的中国北方。这个词有这样的含义，和元朝时来华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有分不开的关系，因为正是他在他那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把中国北方叫“契丹”，中国南方叫“蛮子”（Mangi）的。因为马可·波罗详细描绘的金碧辉煌的元大都就在“契丹”国里，所以在西方人眼中，“契丹”一直是个美妙而神秘的国度，这个名称也就或多或少带有褒义。直到18世纪，欧洲人才开始看清中国的真相——物产丰富是真，制度却相当落后。于是欧洲人先是不以为然，继而终于用坚船利炮洞开了中国的大门。不过，Cathay这个词倒没有因此失去其褒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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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广西农学院经济植物研究所副所长钟济新教授带领学生到桂林附近的临桂县宛田圩村实习。在当地农民的指点下，他们在距宛田圩50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片原始森林——这就是后来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花坪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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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一年，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改建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现华南植物园），陈焕镛任所长；广西农学院经济植物研究所改建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现广西植物研究所），陈焕镛兼任所长，钟济新出任副所长。第二年，也就是1955年春，华南所和广西分所共同向花坪林区派出了调查队。在钟济新等人的带领下，这年5月中旬，考察队员邓先福和李志佑在林区发现了一棵奇特的“杉树”幼树。第二天，又发现了高大的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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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春，人们在花坪林区进一步发现了这种奇特树种的更多植株，甚至还发现了一小片混交林。同年夏，钟济新将这批珍贵标本寄给陈焕镛。陈焕镛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匡可任在研究了这批标本之后，证实它和10年前发现的水杉一样，也是一种新的、原先认为已灭绝的活化石植物。于是他们骄傲地给它起名为Cathaya argyrophylla，汉语名是“银杉”。在这个名字里，Cathaya是属名，大意就是“契丹树”；argyrophylla是种加词，意思是“叶片银色的”，指的是银杉叶片下表面大部分为银白色，远远看去，整个树冠也都因此蒙上了一层银白的色调。1957年，陈焕镛在苏联植物学年会上宣读了发现银杉新属、新种的论文。1958年，银杉的学名在苏联的植物学杂志上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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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零星产于中国西南部广西、贵州和重庆等省区山区的树木，却以西方人称呼中国北部的“契丹”为名，初一琢磨，似乎有些名不副实。但是如果深究它的“家世”，却又令人感喟。在几百万年前的第三纪，银杉类曾经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的欧亚大陆，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北方。那时候，它是地地道道的“契丹树”（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智人，更没有契丹人）。然而，在距今300万年至200万年的冰期中，不耐寒的银杉在中国北方全部死绝，仅在西南一些地形复杂的山区局部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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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银杉这样一种美丽的史前树种，在今天就孤独地生活在一个不属于它的时代，而且也正如它的学名所示的那样，一棵北国的“契丹树”，如今却孤独地生长在南国云雾缭绕的山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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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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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走在大学的校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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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的一天，我走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在博实超市门口马路对面，一位相貌平实的女孩拦住我，微笑地问：“请问您听说过《圣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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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她指的是《新旧约全书》，那我不但听说过，甚至还读过部分篇章的拉丁文。但是我知道她想干什么。我并没有像网上的段子教的，以更热烈的情绪回问：“请问您听说过安利吗？”而是一言不发，转身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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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北京大学的校园本来并不在现在的位置，而是在北京市中心，二环里面。现在的北大校园北部原先其实是燕京大学的校园，比如燕南园就是燕京大学的教师宿舍区。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不同的院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才从市中心搬到了燕京大学校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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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之所以被撤销，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所教会大学。清末西方侵略者强行打开中国国门，传教士随军队一同进入中国，不仅带来了洋教，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民国时期，中国有许多教会办的大学，很多是用古雅的地理名称命名的——除了北京的燕京大学，还有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的震旦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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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园54号院，著名史学家洪业曾在此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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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教会大学往往很早就开设了生物学系和农、林学系（比如燕京大学生物学系于1923年设立，就比北京大学早2年，比清华大学早3年），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生命科学人才。前面提到的研究蕨类的大师秦仁昌，本科就毕业于金陵大学。不过在教会大学毕业的华人植物分类学家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位以研究冬青著称的女分类学家胡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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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秀英于1908年生于江苏徐州农村的一个基督教家庭，是家中的第三代基督徒。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她的父母比较开明，没有让她遭受缠小脚这种传统陋习的折磨。她的小学、中学都是在基督教会所办的学校中就读，因此不仅受到了完全新式的教育，而且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中学毕业后，她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课余的时候喜欢体育运动，棒球、曲棍球都打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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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胡秀英从岭南大学硕士毕业之后，因为日军全面侵华，便到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也是教会学校）任教，边教书边去野外采集植物。抗战胜利后，她到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由此开始和冬青结下不解之缘。博士毕业后，她先是在哈佛大学工作，然后在1968年从美国回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还是教会学校）任教。虽然已经年逾花甲，她仍然为了采集植物踏遍了香港的每一个山头，一手建立起香港中文大学的植物标本馆。她还热心于植物文化的传播工作，成了香港市民尊敬的“百草婆婆”。中国有一种卫矛，因为是根据她采集的标本定名的，为了向她致敬，就起名叫“秀英卫矛”（学名Euonymus huae）。不过这个种的学名在发表时被写成了Euonymus“hui”，根据拉丁文语法，-i是男性人名的后缀，所以必须改成女性人名的后缀-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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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秀英的一生与植物和宗教都紧密不可分割。巧的是，冬青的英文是holly，又与英文中“神圣的”一词holy发音相近，拼写仅差一个字母。是基督教让她从苏北的农村脱颖而出，成为民国时代凤毛麟角的西式青年；又是基督教让她投身于科学事业，成为颇有成就的植物分类专家。不过，这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像“自然神论”者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和科学定律之后就撒手不管、任其发展一样，基督教替中国教育事业最初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之后，就结束了这个使命。连燕京大学的校园在成为北大校园之后，也完全失去了宗教气氛。漫步在未名湖畔，不会再有人能从秀美的湖光塔影中感受到造物主的慈爱，却让人觉得当年高举科学和民主两大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英魂，仿佛此刻正潜伏在湖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