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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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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第三篇 学名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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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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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槐还是日本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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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几次看到植物命名法规上的一条死规定：一个学名一旦合格发表，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便不能被废除或代替，后来的学者只能老老实实地使用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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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哪怕一个学名明显有错误，只要已经约定俗成，我们也只能忍受着名实之间的乖舛，世世代代地把它用下去。所以，当1753年林奈为一种原产于西地中海地区的蓝色球根花卉起名Scilla peruviana（种加词的意思是“秘鲁的”）时，这种花的名实不符的悲剧就已经注定。其实林奈见到的标本产自西班牙，只不过是由一条叫做“秘鲁号”的船只运送到瑞典罢了，然而林奈却误以为这种花原产秘鲁——那个几万里之外的南美洲国家。尽管在今天，这种花已经“改姓”，被叫做Oncostema peruviana，但是你看，它还是甩不掉“秘鲁的”这个错误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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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植物Oncostema peruviana（汉语名暂拟为“地中海蓝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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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倒是日常用语中的俗名显得更准确一些，比如这种花在英语中一般叫做Portuguese squill, squill是由属名Scilla演变而成，Portuguese则是“葡萄牙的”之意，而葡萄牙和西班牙一样位于西地中海地区，也是这种花的老家。然而，在英语中这种花也被叫做Peruvian lily（秘鲁百合），甚至更加离谱的Caribbean lily（加勒比百合）或Cuban lily（古巴百合）。这个时候，学名能够消除同物异名问题的优势又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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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秘鲁是西班牙曾经的殖民地，直到今天还以西班牙语为国语，因此这两个国家的情感关系比较密切。相比之下，如果一种原产中国的植物被冠以“日本的”之名，那问题就大了。尽管中国和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以致专门有一个词形容这种地缘上的毗邻——“一衣带水”，可是中日之间的那些历史仇怨，唉，不说也罢。顺便说一句，我有很长时间以为“一衣带水”这个词应该断做“一衣／带水”，但后来惊讶地发现其实应该是“一／衣带／水”，意思是说只有衣带那么宽的水域阻隔。尽管这样古怪的节奏让人念起来觉得别扭，但细细一品，倒颇有点“谁谓河广？曾不容刀”的古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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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树是北方人非常熟悉的一种树，它是中国的特产，耐寒，耐旱，耐瘠薄，易于生长，从两千多年前的周朝就用作庭园树种了。和槐树有关的典故很多，洪洞大槐树和“罪槐”大概是最有名的两个了。今天有很多人，都把他们的家族史追溯到明朝初年的洪洞大槐树之下；而北京景山公园的“罪槐”则见证了在它上面自缢的明崇祯帝的最后时刻。这样说来，槐树伴随明朝始，伴随明朝终，颇有一点传奇的感觉。现在有20多个城市以槐树为市树，包括石家庄、太原、西安、兰州、银川等省会城市，当然还有首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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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令人耿耿于怀的是，这样一种典型的中国树种，学名竟然叫做Sophora japonica，翻译过来就是“日本槐”。日本虽然也有槐树，却全都是从中国引种的，把槐树叫做“日本槐”，可谓岂有此理！然而，这个学名也是林奈在1767年亲自拟定的，所以已经被植物学界确定为规范了。尽管现在槐树也已“改姓”，叫做Styphnolobium japonicum（不过这个学名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可是你看它的种加词，除了词尾为了符合拉丁语的语法而略有变化外，还是“日本的”这个词！你想把japonicum改成chinense（中国）？对不起，植物分类学家是不会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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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回林奈又为什么犯错呢？原来他是根据一位叫克莱因霍夫（C. Kleynhoff）的德国医生采集的一张槐树标本来给槐树命名的。克莱因霍夫曾经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工作了20年，其间他到过日本，并在那里采集了一些植物标本。这张槐树标本就是在日本采集的。林奈看到标本上注明了“采自日本”，便不假思索地用japonica为槐树起了名——这个永恒的误会便这样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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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在2007年，林业局曾经向国务院上交材料，申请把丹顶鹤定为中国的国鸟。丹顶鹤是国人最熟悉的鹤类，而鹤在中国极富文化意味，按说选丹顶鹤为国鸟应该很合适吧？可是有人质疑，丹顶鹤的学名是Grus japonensis，翻译过来就是“日本鹤”，中国的国鸟怎么能叫“日本鹤”呢？由此可见名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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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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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银杏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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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西方人在日本“发现”的中国植物，就不能不提银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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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年9月，德国博物学家坎普佛（E. Kaempfer）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医师来到日本长崎。长崎和中国的澳门一样，本来是个小渔村，后来在16世纪中期的时候被葡萄牙人占据，成为他们的殖民地。1641年，德川幕府第3代将军德川家光在赶跑葡萄牙人之后，实行锁国政策，把长崎作为日本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而且只允许中国和荷兰的商船停泊。坎普佛到长崎的时候，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自我封闭的东方神秘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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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崎，坎普佛见到了银杏树，这是西方人第一次见到这种独特而珍稀的东方树种。银杏的叶子是少见的扇形，正中常常有一个缺口，把叶片的先端一分为二；更奇异的是它的叶脉，总是呈二叉分支，这在现存的种子植物中绝无仅有。作为一名博物学家，坎普佛理所当然地把这种奇树写进了他的著作《异域采风记》（Amoenitates Exoticae），还采了一些种子，后来带回欧洲，种在荷兰乌德勒支的植物园里。银杏的拉丁语属名是Ginkgo，这个词就来自坎普佛在《异域采风记》中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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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英语里，银杏的大名正是ginkgo，它还有一个别名是maidenhair tree，意为“掌叶铁线蕨树”，这是因为它那扇形的叶子有点像一种叫掌叶铁线蕨的观赏植物。在法语里银杏也叫ginkgo，只不过要按法国人那种绵软的语音读成“燃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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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幸的是，Ginkgo这个拼写是错误的，正确的拼写应该是“Ginkyo”，也即“银杏”二字在日语中的一种读法。话说银杏在日语中至少有3个不同的名字，现在最常用的ichō（イチョウ，字母上加一横表示长音）是汉语“鸭脚”（银杏的别名，也是由其叶形而来）的读法；还有一个ginnan（ギンナン），则是“银杏”二字的标准读法。和这两个名字相比，ginkyō（ギンキョウ）恰恰是最不常用的名字。然而坎普佛偏偏就以这个名字为正——而且还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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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坎普佛自己写错了，还是《异域采风记》在1712年出版时被排字工排错了？这个看上去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却是以严谨著称的西方科技史家不愿意放过的。有人研读了坎普佛留存至今的全部手稿，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手稿的其他任何地方，他所写的字母g和y都区别得清清楚楚，偏偏在写银杏的名字时，他误把y写成了g，所以是他自己写错了。当这个错误被林奈沿袭之后，就再也没有改正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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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是一种孑遗树种，也就是俗称的“活化石”。化石证据表明，在近两亿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这一类植物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在接下来的几千万年时间里，银杏遍布了整个劳亚古陆（包括今天的亚洲大部、欧洲和北美洲，当时它们还没有分离，而是拼合在一起形成一块巨大的大陆）。然而，这却是一段艰辛的移民史。银杏偏好生长于溪边，在稍微干燥一点的地方就生长不好。可是溪边却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许多蕨类和苏铁也喜欢生长在这里。为了避免和它们竞争，银杏采取了一套忍气吞声的策略：一是生长缓慢，每年只获取少量的养分就够了，决不贪多，其他的养分就任由别的植物吸收好了；二是在长到超过别的植物的高度之前绝不分枝，就只有一根精瘦的主茎；直到树梢见到了充足的阳光，才从容长出侧枝，逐渐变成一棵丰满的大树。当然啰，也只有在熬出头之后，才能考虑谈婚论嫁——也就是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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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一套对付蕨类和苏铁还比较管用，对付白垩纪新兴的被子植物就不管用了——因为被子植物争夺资源的能力实在太强了。当被子植物兴起之后，银杏就不可避免走上了衰败之路。到500万年前的上新世，银杏已经在北半球大部分地方绝迹，只在中国还有分布。上新世之后，紧接着就是著名的“第四纪冰期”，很多不耐寒的古老植物都在这场大灾难中绝种，银杏的分布地也进一步萎缩。再后来，银杏的天然分布更只局限于浙江省的天目山，可能还有西南地区的几个狭小的地方。这真是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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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它最终快要从地球上消失的时候，人类又把它抢救出来，重新种遍了世界各地，这又是一场喜剧。在绝处逢生的幸福面前，它的名字在欧洲以讹传讹的历史，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