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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厨子的生物学家是个好黑客 第9章 实验必然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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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生命这本天书从来都是有一定危险的。从最早的人类猎人开始追查猎物的习性和栖所开始,生物研究就伴随着“被研究对象要了小命”的可能性。无论研究对象是长毛猛犸象还是埃博拉病毒,这种真实的威胁使研究者产生了谨慎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孕育了规范着当今生物学的严格安全条例。这些条例非常普遍而且相当合理,如果换别的方法做科研的话,大多数生物学家根本无法想象,也毫无意义。但是,早期的创新者们得到推动科学发展的发现时是置身很大风险的,如果没有这些风险,现在生物学就不能作为一个学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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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肖像画中,她的皮肤看上去如玻璃一样光滑,她戴着一件镶珠宝的土耳其风格头饰,身穿一件绣花长大衣。一把小刀从宽大的编织腰带中伸出来,但小刀裸露的刀锋看起来并没有她眼光锐利。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的眉头微微上翘,表现出了大英帝国刚刚称霸世界时的所有机智、才能和骄傲。这位无名的肖像画家并未掩饰毁了女子容貌的那些疤痕。她的美丽打动了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他写道:“你美貌机智,任何凡夫俗子,都无法质疑你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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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丈夫刚刚成为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的时候,蒙塔古夫人感染了天花,这种疾病在她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如同21世纪的癌症和心脏病一般。大约30%感染此病的人会死掉。而那些像蒙塔古夫人一样,饱受发烧、呕吐、脓疱的折磨后幸存下来的人,也会毁容,此生再不能复原。虽然身处一个外貌至上的社会,她并没有退出公共生活。相反,她成为了一项惊人成果背后的驱动力,这项成果最终引发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共卫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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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自人类有史以来,行医和对医疗知识的追求都相当糟糕。内科医生除了直接观察五种感官外,不做任何事。即使这样,像心脏、胃、大脑和肺的功能这种基础知识,几千年来人们都不得而知。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的这些关于人类生理和健康的理解,其实都是通过痛苦而危险的探索实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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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之前,为了减轻疾病之沉重的那些医疗探索,到底是什么人开始和进行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的普遍看法,生物朋克有点异议。两位早年承担科学风险的研究者提醒了我们,医学专业化形成也没多久。像疫苗这样重要的发明,并没有用到现代分子生物学,或是体制内研究的现代标准。像安德鲁·郝塞尔一样的生物黑客声称,那些制度同时却被不相干的激励措施和不必要的限制条件扭曲了,导致科学家偏离了大胆进行科学创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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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回到那个贵族做业余科学家、绅士兼任乡下医生的时代意味着什么?在原始好奇心和消除痛苦的愿望的激励下,两位绝对当得起“无可争辩的科学先驱”这种头衔的前辈不仅改变了医学的面貌,也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他们的故事却无法对一个问题做出简单的回答。那就是,重大发现可能带来福利,也可能导致这些发现所需的工作会带来恶果,两者该如何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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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塔古夫人在与天花的较量中胜出后不久,她的兄弟便死于同样的疾病。她到达土耳其时,是一名典型的所谓的“麻子怪兽”的悲剧受害者。但几个星期里,她目睹了一件让她震惊并因此改变的事情。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件中,她详细地描述了一种看起来比较粗糙的医疗过程,这段描述成为了医学史上堪称经典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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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医疗建议。我要给你讲件事,会让你希望自己也身在土耳其。在我国,天花是多么致命又多么普遍的一种疾病,但在这里完全无害。因为本地人发明了“接种”技术,反正大家就是这么叫的。有一群老妇人,每年秋天,到了酷暑消退的九月,她们便做起了接种的买卖。人们相互询问家里是否有要接种的人。他们会为此举行聚会,当人(通常是15或者16个人一起)都聚到一起后,老妇人就会带着一个坚果壳过来,里面装满了含有最好的天花“种子”的一种物质,然后问他们想把天花种在哪条血管里。她会很快地用一根长针划开对方指给她的那条血管(这不会比普通的擦伤更疼),再将针头上粘着的所有物质都抹到血管里,然后用一小片凹陷的坚果壳包扎伤口,再用这种方法划开4-5条血管,把天花种进去。……每年,成千上万的人都要接受这种小手术。法国大使愉快地说,他们通过消遣的方式处理天花,就像其他国家的人去矿泉胜地疗养一样。在这里,还没有谁因为接种而死去。你可以相信我对这种实验的安全程度非常满意,因为我打算在我的小儿子身上试一试。我很爱国,所以打算不遗余力地将这个大有用处的发明引入英格兰。如果我认识国内任何一位道德高尚的医生,愿意为此放弃一部分可观的收益,以换取全人类的健康,那我肯定会写信给这位医生详细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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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塔古夫人的描述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不准确的。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最新评估,小剂量接种天花的病人中,仍有1~2%会死于这种疾病。但是,她亲眼目睹的是一种古老的接种方法,这种方法与完全发作的天花病例相比,存活率提高了十倍多。蒙塔古的天花病愈后不久,便在土耳其生下女儿。当时大使馆的外科医生查尔斯·麦特兰德(Charles Maitland)招来伊曼纽尔·蒂莫尼(Emmanuel Timoni)医生来接生,他是一位杰出的土耳其内科医生。蒂莫尼几年之前曾尝试派发一本用英文写成的有关天花接种的书,但他发现英国的医生对此没什么兴趣。蒂莫尼看到了蒙塔古夫人的痘疤,便问她可不可以让他给夫人的独子接种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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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在土耳其时对种痘过程的所见所闻,蒙塔古夫人非常有信心,所以她答应了蒂莫尼医生的请求。当时年仅5岁的爱德华,后来成为了一名作家、下院议员、多产的旅行家、声名狼藉的流氓,他在晚年的时候开始盛装打扮,就像他母亲早年的土耳其宫廷画像。在他60余年的人生中,他往返于欧洲与中东,丑闻如影随形,但是给他母亲留下疤痕并杀死过千百万人的疾病从未在他身上得手。1776年,他在帕多瓦(Padua)〔39〕被一根鱼骨噎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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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塔古夫人确信自己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儿子免受人类社会最可怕的瘟疫之一的折磨。她回到英格兰后,迅速让麦特兰德在乔治一世王室的面前给自己4岁的女儿接种。这个成功的展示让他很快得到许可来进行更广泛的实验。他的第一个实验组是6个犯人,他们因为参加实验而得到了官方许诺的有利处理。这六个犯人无一死去,而且之后再次接触天花的实验证明,其中一些人确实对天花产生了免疫力。麦特兰德之后又在孤儿身上继续实验。他展现出来的成功,或者至少是没有明显的失败,说服了英国上流社会,使他们相信天花接种的有效性。天花接种(variolation)这一医疗过程是根据天花的致病病毒(Orthopoxvirus variola)命名的。很快,很多欧洲社会名流也陆续接受天花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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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并非出身精英。他是一位牧师的儿子,1749年出生于伦敦以西120英里的伯克利镇。5岁时他父母双亡,8岁时,哥哥姐姐将他送进了一所免费的寄宿学校。这所学校曾经爆发了天花,所以校方决定给学校里的孩子接种天花,这里面就包括小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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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距离完全成型的致病细菌理论出现还有一个多世纪。天花接种这个方法很有效,但是英国的医生完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由于生理学和疾病的理论仍旧停留在中世纪水平,英格兰的医生强迫任何等待接种天花的人必须先接受长达6周的放血、节食和清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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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治疗方法让患者变得憔悴、消瘦而虚弱。换句话说,他们的身体变得更不适合与即将发生的天花病毒感染作斗争。蒙塔古夫人将天花接种引入英国后的大约15年里,只有850名患者接受了这一治疗,主要就是由于很多人不能接受接种前要经受的种种痛苦。詹纳接种的时候,他和学校里其他的孩子都得接受残忍的6周接种准备。准备过程让这些孩子承受了失眠、严重焦虑甚至幻听的痛苦,这听起来很像现在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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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早年的可怕经历深深埋入记忆中之后,詹纳转到其他学校就读,开始研究自然界。他养睡鼠、收集化石,这比他不得不学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有意思得多。不过各种极客都会遇到这种痛苦:他的这些特殊爱好同时意味着他无法获得传统的学术成就,也就是,詹纳可能无法跟哥哥一样去牛津念书。于是,他选择了一条看起来社会地位更低的路,当然是跟大学毕业后当个神学或者古典学学者相比而言。他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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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费德曼(Meyer Friedman)和杰拉德·弗里德兰(Gerald Friedland)以自己的视角描写詹纳的生活:“尽管英国的医疗体制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但是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之间仍旧泾渭分明。外科医生所受的教育少一些,他们通过当学徒获得医学知识,而不是在大学里面做学术工作。”詹纳13岁开始了自己的学徒生涯,跟着一名乡村外科医生学习了6年,那时候他第一次听说挤奶女工的故事,这些女工声称自己对天花具有免疫力,因为她们早前感染过牛痘,这是一种远比天花温和的疾病,人类感染后只会出现轻微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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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纳思想活跃,于是21岁时他又到伦敦圣乔治医院跟随约翰·亨特(John Hunter)学习。约翰·亨特是当时顶级外科医生之一,也是一个孜孜不倦的绅士黑客。他将科学的方法传授给詹纳。虽然他仅在伦敦待了两年,但是詹纳天生就有敏锐的生物学观察能力,因此著名的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雇用他,为自己的标本编写目录,那些标本都是班克斯与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40〕船长一起在南太平洋航行时得来的。之后,他回到伯克利,从事乡村医生的工作,同时身兼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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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亨特通信联络,他始终紧跟科学进展的脚步。他记录了刺猬的冬眠习性。他是第一个通过详细观察后记录下杜鹃幼鸟霸占麻雀窝的现象的人。杜鹃幼鸟会把小麻雀从窝里推出去摔死,并让母麻雀把自己当成亲生孩子抚育长大。(这种邪恶到家的行为让一部分科学家非常震惊,以至于詹纳有关杜鹃鸟的发现争议颇大,直到1921年有人直接拍摄到了杜鹃雏鸟后,他的发现才被认可。而詹纳死后很久,反对疫苗的激进主义分子将早期对杜鹃研究的怀疑用作毁谤他的武器。)他后来热衷于玩热气球,两次乘坐自己制作的氢气球升空,彼时正是18世纪晚期的欧洲痴迷于升空新能力的热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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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成了最早一批认识到动脉硬化可能会诱发心绞痛的科学家之一,詹纳认识到的这种慢性胸痛是冠心病的典型特征。这次,詹纳的发现同样是基于仔细的观察和亲自动手做血淋淋的工作。在做解剖的时候,他把死于胸痛的患者的心脏切开。他的手术刀穿透了堵塞的动脉,他把这段堵塞的动脉形容为“像骨头一样坚硬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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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能感受到医学史上最伟大进展的人来说,以上任何一个例子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他让自己的想象力肆意驰骋。他没有把自己隔绝在专业化的小胡同里。他依赖自己强大的观察力和直觉。他仔细观察、随自己的兴趣去钻研,一点都不在乎什么是正统。综上,詹纳非常符合英勇的局外发明家的形象,也正是这些人书写了技术进步中的英美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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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纳受到挤奶女工的民间故事(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故事真实可信)启发,开发出了最早广泛使用的疫苗。这个故事本身成为了独特的科学传说,大家都喜欢这个故事,所以一遍一遍地传颂,直到最后,故事里的源动力在浪漫里消掩了。去掉了浪漫主义的外衣,詹纳所获成就的不完善、平凡、值得道德质疑的本质才能原始事实中展现出来。他的工作是很有坐牢风险的,但他却被推崇为历史上拯救生命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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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纳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这种事的人:像牛痘、水痘这种温和一点的病疹,也许能给患者带来某种抵抗天花的免疫力。他注射第一支天花疫苗的30多年前,詹纳听说过伦敦医学会的弗鲁斯特(Frewster)医生(由于时间太久,弗鲁斯特医生的姓氏已经不得而知)撰写的一篇论文,里面提到了牛痘预防天花的可能性。1774年,多塞特郡有一位叫做本杰明·杰斯提(Benjamin Jesty)的绅士,不顾一切地要保护自己的家人免受天花的折磨,他选择相信挤奶女工的传说,让自己的妻儿接触了牛乳房病灶。不过,看上去詹纳仍旧是第一位对这一发现怀有科学严谨态度或公共卫生责任感,并努力追寻疫苗这个概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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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蒙塔古夫人一样,詹纳选择了自己的儿子——小爱德华(Edward Jr.)作为第一个实验对象。尽管那孩子当时还是个婴儿,詹纳给他接种了从小爱德华的保姆身上取下的水痘脓液,几周之后,詹纳又给他接种了天花。小爱德华没有显现出感染的迹象。他儿子未满三岁时,詹纳就已经给他接种过三次天花,以测试免疫力能够持续多久。而小爱德华从未出现严重的反应。对詹纳来说比较悲惨的是,那时候医学科学还远没有发展出治疗肺结核的有效手段,因此小爱德华在21岁时便死于这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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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的儿子进行了试验后,詹纳把疫苗试验搁置了好久。1796年,他打算再试一次,这一次他用的是牛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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