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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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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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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还是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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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影响引导投票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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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在11月举行，现在请大家思考两个重要问题：一、哪位候选人看起来更加干练，奥巴马还是罗姆尼？二、哪位候选人的嗓音更深沉、更有磁性？你或许会说：“谁在乎这个？我投票只看政策立场、不管外表声音！”如果这样作答，那么很可能是你的“情绪脑”先根据那些肤浅的标准作好了选择，再由你的“理性脑”寻找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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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之前，我建议各位先读一读伦纳德·蒙洛迪诺（Leonard Mlodinow）的著作《潜意识：控制你行为的秘密》（Subliminal:How Your Unconscious Mind Rules Your Behavior）。书中提出了不少洞见，例如嗓音尖细的演讲者比嗓音低沉的演讲者更容易给人以紧张、虚假、缺乏同情的印象。而如果把语速和嗓门稍稍提高一些、少做停顿、音量多变，就会给人以精神、聪慧、知识渊博的印象。外表的作用比声音更大。一项研究中，实验者给受试者观看印着黑白照片的竞选小册子，照片里的人物都是由模特假扮的民主党或共和党人，其中一半显得机敏干练，另一半则不；至于干练与否，都是实验前由自愿者打分评定的。除了照片，小册子里还附上了参选人的姓名、党派、教育程度、职业、从政经验以及三条立场声明。为剔除党派倾向的干扰，一半受试者看到的是干练的民主党人，另一半看到的是干练的共和党人。实验结束，59％的选票投给了外表干练的候选人，其他因素影响有限。在另一项类似的虚拟竞选中，外表权威的政客比对手平均多得到了15％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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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这些效应在真实选举中的作用，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亚历山大·托多罗夫（Alexander Todorov）和同事做了一个实验，他们给自愿者观看2000年、2002年和2004年美国参众两院候选人的黑白报名照，其中600人为众议员候选人，95人为参议员候选人，看完后让自愿者打分，评出谁比较“有才干”。结果显示，那些自愿者认为更有才干的候选人，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了67％的席位，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了72％的席位。在2007年发表的一项后续研究中，心理学家重复了这个实验，但这一次是在2006年的选举之前。根据实验结果，他们准确预测了参议院选举中72％的优胜者，以及州长选举中69％的优胜者，依据的完全是候选人的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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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验结果，连同其他数据，证实了人们在1960年9月26日晚上观察到的现象，那一年，大选辩论第一次搬上电视，辩论双方是肯尼迪和尼克松。肯尼迪当时刚度完一次阳光假期，晒得皮肤焦黄，神采奕奕，用记者霍华德·史密斯（Howard K.Smith）的话来说，仿佛“运动员前来领取桂冠”。而尼克松，不久前为了竞选而在全国奔波，还因为膝盖发炎住了几天医院，辩论当天，他发着38.9℃的高烧，肤色苍白，形容憔悴，下巴上那片著名的浓密胡根更是惹人生厌。有7,000万人通过电视观看了这场辩论，另有数百万人通过广播收听。当时，贸易杂志《广播》（Broadcasting）刊登了一项研究，指出目睹辩论的人都认为肯尼迪会赢，耳闻辩论的人却都赞许尼克松。有一件事尤其耐人寻味，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撰文的厄尔·马佐（Earl Mazo）先是通过广播收听，然后又通过电视收看了这场辩论。听完之后，他称赞尼克松：“嗓音低沉、充满磁性，和肯尼迪的尖细嗓音及‘波士顿—哈佛腔’相比，在自信、掌控和决断上都更胜一筹。”但是在看过辩论之后，他却改了口：“从电视上看，肯尼迪更聪明、更自如、更坚定。”到2003年，政治学家詹姆斯·德鲁克曼（James N. Druckman）用一个实验重复了这个现象。他让受试者收听、收看肯尼迪和尼克松的辩论，结果看的人认为肯尼迪会赢，听的人却认为赢的应该是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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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判断为什么会被嗓音和外表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特征所影响呢？因为在我们的演化史上，这些特征所代表的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外表美观和进化上的适应性。而且这些古代形成的“快捷认知”，到今天仍不可或缺，因为在一个信息泛滥的世界里，我们不可能对每条信息都作理性分析。也正是因为这样，到了选举的那一天，各位不妨压抑住感情用事的倾向，开动理性的大脑来分析思索。要选政策，不要选人。（翻译 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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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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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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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的错误和肯尼迪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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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错了”，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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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战争中，有3,000多名美国人失去了生命，每天的战争经费的消耗更是高达两亿美元，也就是说，一年花掉了730亿美元！难怪美国大部分议员都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站在同一条战线，确信要“坚持到底”，绝不能“落荒而逃”。正如2006年7月4日布什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Ft. Bragg, N.C.）发表的讲话中所重申的那样：“在任务完成之前决不撤军，我不能让2,527位牺牲在伊拉克的士兵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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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们作出过很多类似的不理智决定，结果导致股份丧失、投资不利、生意亏本或者关系破裂。其实如果当时能够理智一些，就可以推断出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决定是否投资。但是，“如果”永远只是“如果”——无论是在爱情、战争还是商业投资方面，我们都丧失过理智。这些在不理智状态下作出的决定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沉没成本谬误”（sunk-cost fall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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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卡罗尔·塔佛瑞斯（Carol Tavris）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的心理学教授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在两人合著的《不是我的错》［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一书中，对造成“沉没成本谬误”和其他认识谬误的心理状态作了分析。“自辩”机制（self justification），即“允许人们说服自己已经尽力做到最好”是他们探讨的焦点。当人们使用被动语态宣布“错误产生”的时候，就说明理智已经回归。就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谈到越南、柬埔寨和南美问题时坦承的那样，“错误很可能是由我所供职的部门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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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矛盾是导致自辩的根源：“任何人在面对心理上彼此矛盾的两种认知（想法、态度、信仰和意见）时，都会觉得紧张，”塔佛瑞斯和阿伦森解释说：“这种矛盾会造成自责、懊悔、痛苦等不同程度的精神不适。在找到适宜的缓解方式之前，人们很难摆脱这种不适的精神状态。”而正是在缓解矛盾心理的过程中，自辩机制才开始加速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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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判死刑可以说是认知不准确的极端体现。从1992年美国实施“昭雪计划”（the Innocence Project）以来，有192人被免除了死刑。但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萨穆埃尔·格罗斯（Samuel R. Gross）对此并不满意，“如果我们能够像复审死刑判决那样认真审阅每份判决书”，“在过去的15年里，能够被免除牢狱之苦的人就会超过28,500个，而不是区区255个”。根据美国西北大学的法制记者罗布·瓦尔登（Rob Warden）的解释，通过自辩机制缓解心理矛盾是一种屡见不鲜的心理现象，“人们一旦陷入这一机制，就会变得非常愤世嫉俗”，“你会认为人们都在对你撒谎，在此基础上你会衍生出一套‘隘见’（tunnel vision）性的犯罪理论。多年以后，当有确凿证据显示某个罪犯无辜的时候，你就会告诉自己，‘等一下，若不是这个证据是错误的，就是我自己搞错了——但我是个好人，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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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情况下，的确有人曾公开承认“自己犯了错”，他们大多得到了人们的宽恕，受尊敬程度甚至还因此得到提升。在猪湾（Bay of Pigs）事件后，约翰·肯尼迪总统（President John F. Kennedy）发表了如下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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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门会坦承他们的错误，就像某位智者曾经说的，‘除非你拒绝改正，否则失误将不会成为错误’。我们需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我们不需要寻找替罪羊……我必须为失败担负最终责任，没有别人，就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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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讲话让肯尼迪的声望飙升，一跃成为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领袖。如果布什说出这样一席话，情况会怎样呢？（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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