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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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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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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力量——选择的神经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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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大脑已经衍生出一套能够依据价值和效率对选择进行评估的计算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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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可变间隔强化程序(variable-interval schedules of reinforcement)中紧盯着一只白鼠,通过按动标志不同的两个按钮,在浓度分别为8%和32%的蔗糖溶液之间进行选择?没有?那你实在是太幸运了。为了那篇名为《老鼠的选择——刺激强化程度与质量的函数关系》(Choice in Rats as a Function of Reinforcer Intensity and Quality)的硕士论文,我浪费了整整两年的宝贵时光在斯金纳箱1(Skinner boxes)中做这种老鼠选择实验。那时我简直快疯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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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开始,行为主义的神秘黑匣就向神经学家敞开了。美国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里德·蒙塔古(Read Montague)出版的《为什么选择这本书》(Why Choose This Book)就是这方面的最新论著。在书中,蒙塔古指出,人类大脑已经衍生出一套计算程式,能够以价值和效率为标准对选择进行评估,“那些能准确估算选择成本和长期效益的人比其他人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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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也像经济一样,充满了多用途多种类的有限资源分配[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厄尔(Thomas Sowell)语],能量效率则是分配的最终依据。正如蒙塔古所说:“依据‘猎物是猎食者的能量电池’这一原则,猎食者在进化过程中衍生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捕捉、处理、存储和能量再利用的计算程式。”由于这套高效率的神经选择计算处理程序会随着遗传基因代代相传,大脑为此消耗的能量只相当于灯泡能耗的1/5。遗憾的是,这些高级计算程式的运行会受到诸多阻碍。譬如说,成瘾性药物会导致大脑多巴胺系统(dopamine system)的错误传导。多巴胺系统负责奖励那些对生物体最为有益的选择,比如获取食物、建立家庭和结交朋友等。而受到药物误导的多巴胺系统则会转为奖励其他次要的选择。人的思想有时也会产生类似药物的作用,即接管奖励信号,并将它传导入多巴胺神经元。这其中也不乏极端和错误的想法。例如,“天堂之门”2(the Heaven’s Gate)的邪教信徒相信自杀后便可以登上在海尔波普彗星(Comet Hale-Bopp)附近等候的外星飞船。而很多自杀性爆炸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宗教或政治方面的极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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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善与恶的科学》(The Science of Good and Evil)一书中,我曾提出,当人类进化到一定程度时,道德情感可以控制其他情感和情绪,譬如饥饿和性欲。把这些情感或情绪看作高效计算程式的代码,可以进一步加深对计算处理进程的了解。需要能量时,我们首先会感觉饥饿,而不是计算食物的相对热量价值,随着食物的摄入,满足感也会逐步增长。与此相似,在选择性伴侣时,大脑中的计算程式会让人更容易受到优秀基因的吸引,这样的优秀基因代码包括端正的面孔、健美的身体、清新的肤色,以及腰臀比例为0.7∶1的女人或是比例为1∶0.7的男人。同样道理,在面对利己或无私的道德抉择时,人们会为自己的善恶选择而产生相应的自豪感或犯罪感。然而,以对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最大利益为标准,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祖先就已经将道德程式的计算结果设为固定值。倒是饥饿、欲望和得意等类似情绪更像计算程式的直接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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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们应当如何正确利用上述抉择理论呢?蒙塔古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fMRI)证明,某些品牌可以“通过预测奖励线路(reward prediction circuitry)改变大脑多巴胺的运输区域”,譬如可乐,在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大脑中的一个重要决策区域中,可乐代表的不单是一个品牌,更是某种特殊的“味道”。就像可乐成为味道的代码、饥饿成为热量需求的代码、性欲成为繁殖需求的代码一样,快乐感和犯罪感也成了道德和不道德行为的代码。依此类推,如果能够将道德作为一种品牌推向市场,那么人类的大脑就会将评估和选定正确想法,为自己设置线路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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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这本激进论著的作者——已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我建议首先将自由原则作为品牌推向市场:在不妨碍他人同等自由的情况下,所有人都有思考、采信和按照抉择行动的自由。(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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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金纳箱(Skinner boxes):1938年,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设计制作的实验装置。箱子的构造尽可能地排除了一切外部刺激,白鼠可以在箱内自由探索。箱内有一根突出的杠杆。杠杆的上方有电灯,下方有一食盘。箱外有一电动鼓转动计时并记录杠杆被压动的次数。当箱内的动物压动(如啄、碰等)杠杆时,就会得到一粒食丸的强化。以此来研究动物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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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堂之门(the Heaven’s Gate):美国新兴教派中相信UFO存在的一个分支教派。这类教派的共同特点是都相信飞碟、外星人的存在。其中许多人认为,人的灵魂原本也是从外星球来的,只是为了追求物欲,才进入了躯体。天堂之门的教徒相信海尔波普彗星是他们的“指向标”——从外星球派出的太空船将人们带往“他们的世界”的时间的标志物。彗星后面紧跟着的飞碟就是来接他们回去的。1996年10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郊区的一套豪华别墅里,39名天堂之门的教徒集体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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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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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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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实验证实:人类并非最佳的理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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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的孩子需要立即支付两万美元学费,而获得现金的唯一方法是卖掉你持有的部分股票。幸运的是,你曾投资两万美元,以每股200美元的价格购进了100股Google股票,现在这只股票已经涨至每股500美元。卖掉一半Google股票就可以付清学费。当然,你也可以将多年前花4万美元买入、现已跌至2万美元的福特股票廉价卖出。在此情况下,你能算清出售股票和支付学费后获得的净利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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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卖掉Google股票而保留福特股票,以期挽回损失。实际上,这种选择是错误的。人们为什么要抛出正在上涨的股票,却攥着那些已在下跌的股票不放呢?究其原因,就是所谓的“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但是,这种心理模式却不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在决策过程中仍能保持高度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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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和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兴起,理性经济人已然绝迹。因为这些新兴经济学已经证明,人类并非纯理性生物。1979年,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发表了论文《展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由此开辟了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全新领域。从那以后,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验证明,大多数人都具有很强的损失厌恶心理。当收益与损失的概率是一半对一半时,大部分人会选择放弃做一件事情。如果收益能够达到损失额度的两倍,自然又另当别论。这说明,人们在遭到损失时的痛苦程度比享受快乐时的兴奋程度要高。事实上,有时前者能达到后者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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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人们对这一现象的了解深入到了大脑内部。为了获得这方面的第一手科学资料,我拜访了神经科学家罗素·波达瑞克(Russell A. Poldrack)和行为经济学家克雷格·福克斯(Craig R. Fox)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实验室,并亲自体验了一回磁共振扫描。在实验中,实验对象注视荧屏,对屏幕上正在放映的博彩项目进行选择。与此同时,磁共振仪每两秒钟扫描一次他的脑部,将大脑活动捕捉成像。研究人员将这些独立的图像依次排列,修正因头部动作产生的偏差;接下来,他们将所有数据编辑在一起,对大脑尺寸和形状之间的差异进行校正。这时,研究人员就能据此建立一个统计模型,显示在脑内对任务能够迅速作出反应的那片脑区中磁共振信号如何随时间变化。再将观测数据与理想模型加以统计分析,研究人员就能得到一些统计图,最终转化为表明大脑活动的彩色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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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26日,波达瑞克、福克斯和他们的同事萨布里娜·汤姆(Sabrina M. Tom)、克里斯托弗·崔普(Christopher Trepe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名为《风险决策中损失厌恶的神经基础》(The Neural Basis of Loss Aversion in Decision-Making under Risk)的论文,公布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的成果。在实验中,他们要求实验对象对一个输赢概率各占50%的博彩项目进行选择。结果显示,当盈利概率上升时,中脑边缘和中脑皮层多巴胺系统的活动就会增加;当损失概率上升时,对奖励敏感区域的活动就会减弱。有意思的是,损失感和盈利感都是由相同的脑结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和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负责的,前者关系到决策和了解奖惩机制,后者则涉及学习、动机和奖励。因此,人们损失厌恶程度各异的决定因素是:大脑中因为损失而被关闭的区域,比大脑中因为盈利被激活的区域大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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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可能是由神经化学方面的差异造成的,这意味着我们有些人天生就是高风险爱好者,有些人则是只能承受低风险的风险规避者——这又影响了他对金融世界的预期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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