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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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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布拉格爵士推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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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叙述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了基本遗传物质DNA结构的发现。从各个方面来看，本书描述的内容都有着非常独特的价值，因此当沃森邀请我为它写一篇序时，我立即愉快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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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本书的科学价值非常值得人们关注。克里克和沃森发现了DNA结构，这是本世纪最重大的科学事件之一，在生物学领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DNA结构的发现不但激发了数量惊人的新研究，而且促使生物化学学科发生了一场革命。而生物化学本身就是一门使科学发生重大转型的学科。我和其他一些人也一直在敦促沃森，希望他趁着对许多事件仍然记忆犹新，尽快把回忆录写出来。因为我们深知，这些事件在科学史上是何等地重要！书稿写成以后，内容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尤其是它的最后几章，沃森把新思想诞生的过程描绘得如此生动，简直就是一部结构严谨的剧本，扣人心弦的情节一个接着一个，紧张气氛不断积聚，直到在最后的高潮中汹涌喷发。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著作能像这本书一样，令读者如此真切地与研究者同呼吸共命运：一起承受奋斗时的压力，一起分担前进中的疑虑，直至最后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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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本书也是一个说明研究者可能陷入两难困境的绝佳范例。假设一个研究者了解到一个同事在某个问题上已经展开研究多年，并且积累了大量难得的资料。这个同事自己也知道成功就在眼前，因此没有公开发表这些资料。在研究者本人看过这些资料，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利用自己设想出来的突破性方法，或仅仅只是一个新观点，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在这个阶段，如果研究者提出与同事合作，就很可能会被认为是想走捷径。那么，这个研究者应该单枪匹马地去干吗？一个重要的新观点的产生到底是一个人苦思冥想的结果，还是在相互交流中不知不觉地吸收借鉴的结果？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困难，所以在科学家的圈子里逐渐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即某个同行如果已经在某个研究领域“立桩标明了自己的地界”，那么他就有申明自己所做贡献的权利。当然，这种权利的实施是有一定限度的。当有众多研究者参与竞争时，不能使大家陷入踌躇不前的境地。在发现DNA结构的过程中，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表现得非常突出。在1962年，诺贝尔委员会既考虑到了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长期和耐心的努力，也考虑到了剑桥大学的克里克和沃森在解决DNA结构问题中的出色表现，决定让他们三人分享了该年的诺贝尔奖，最终让与此有切身关系的所有人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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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本书中讲述的关于人的故事，同样令读者兴味盎然。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欧洲，特别是英国，给沃森这个来自美国的年轻人留下的印象。在写作的时候，沃森采用了佩皮斯式的坦率笔法。书中谈及了很多人，希望他们秉持一种大度宽容的胸怀来阅读本书。值得注意的是，沃森的这本小册子并不是一部历史著作，它只是一本自传性作品。当后人撰写针对这段历史的专著时，这本书会大有助益。正如沃森本人所强调的，与其说这本书是在叙述一段历史，还不如说它是在记录一种印象。事实上，很多事件都比他那时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而参与到这些事件中的当事者的动机却比他当时所认为的要单纯得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沃森对人性弱点的直觉洞察确实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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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在这本书中谈到了很多人，在正式出版之前，沃森已经将手稿送给我们中的一些人看过了。关于书中涉及的历史事实，我们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本书不宜修改太多。因为这本书最令人着迷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作者在记录自己当时印象时所用的笔触是如此地活泼和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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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布拉格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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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劳伦斯·布拉格爵士（Sir Lawrence Bragg，1890—1971）在DNA的双螺旋结构被发现前后，担任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他和他的父亲威廉·亨利·布拉格爵士（William Henry Bragg），因为创立了X射线晶体结构分析学而共同获得了19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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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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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初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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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将从自己的角度介绍发现DNA结构的整个过程。在叙述这一过程的时候，我将尽我所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国学术界的整体气氛渲染出来，因为与发现DNA结构相关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那里。我希望本书能够向读者说明，科学极少会像旁观者想象的那样，以合乎逻辑的方式一直向前发展。恰恰相反，科学的进步（有时则是倒退）往往体现为一系列的人为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当事人本身以及文化传统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这本书中，我将致力于再现我当时对有关事件和人物的最初印象，而不是在通盘考虑DNA结构发现以后，在了解其他信息的基础上，再做出的某种评价。虽然后者可能更加客观，但这种方法无法真实地向读者传递一种冒险精神。这种冒险精神在于，一方面自信满满，另一方面又坚信真理（只要真的被发现了）必定是简洁和美妙的。因此，本书中的许多评论似乎都比较片面，有些甚至是不公正的；但在决定自己喜欢（或不喜欢）某个新观点或某种新生事物时，我们人类确实经常会在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就匆忙得出结论，这其实是真实人性的反映。无论如何，这本书反映了我在那个时期（1951—1953）对事物的观察：关于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关于其他当事人，也关于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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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非常清楚，这本书中涉及的其他当事人很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讲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有人的记忆绝不可能完全一致。而且对于同一件事情，任何两个人的看法都不会完全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出一部天衣无缝的DNA结构发现史的任务，没有人能够完成。我觉得有必要讲述一下这个故事的部分原因还在于，许多科学界朋友对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过程非常好奇，对他们来说，即使本书叙述的内容挂一漏万，也必定聊胜于无。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普通公众对于怎样“从事”科学研究这一点仍然十分陌生。当然，我并不是说一切科学研究都是按本书所描述的方式进行的。事实也远非如此。科学研究的类型、风格和方法极其繁杂多变。在这个由争强斗胜之志和公平竞争之心共同拉动，并因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而变得复杂起来的科学世界里，DNA结构的发现绝不是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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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发现双螺旋结构的那一刻，我就开始酝酿着要写这本书了。我对与这项工作有关的许多重要事件的记忆，比我在其他人生阶段对事情的记忆要完整得多。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给父母写一封信，我在写作本书时充分利用了这些信件，它们对我确定许多事件的确切日期有着莫大的帮助。同样重要的是，许多朋友都提出了宝贵意见，他们读了初稿，有的还为我对事件的叙述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补充。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下，我和其他人的回忆肯定会有出入，因此，本书只能看作是我对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这个事件的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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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前几章是在阿尔伯特・森特-哲尔吉（Albert Szent-Györgyi）、约翰・A.惠勒（John A.Wheeler）和约翰・凯恩斯（John Cairns）的家中写成的。我要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安静的房间，房间里面还有正对着大海的书桌。后几章内容的完成则要感谢古根汉姆基金会（Guggenheim Fellowship），它授予了我学者奖，使我有机会在短期内重返剑桥大学，并受到了伦敦国王学院教务长和教务委员会成员的热情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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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还尽可能多地收入了当年在事件发生时拍摄的一些照片。为此，我要特别感谢赫伯特・古特弗罗因德（Herbert Gutfreund）、鲍林、休・赫胥黎（Hugh Huxley）和冈瑟・斯腾特（Gunther Stent），他们赠寄给了我很多照片。在本书的编审过程中，我也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莉比・奥尔德里奇（Libby Aldrich）提出了一些深刻的意见——这些建议，正是我期待从这位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高才生这里得到的。乔伊斯・莱博维茨（Joyce Lebowitz）在语言文字上为我把了关，使我不致于误用英语中的修辞，还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让我明白了一本好书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此，我向他们深表感谢。最后，我还要向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J.Wilson）致以谢意，从本书的第一稿起，他就给了我莫大的帮助。要是没有得到他智慧、热情的指点，这本书不可能以现在这个样子呈现在大家面前，而这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美好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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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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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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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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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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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夏天，我准备和几个朋友一起到阿尔卑斯山去。阿尔弗雷德・狄西雷斯（Alfred Tissieres）当时正担任国王学院的研究员。他说他可以把我带到罗赛恩山（Rothorn）的山顶上去。尽管身处空旷的高处时，我会有点惊慌，但在这种时候我可不能认怂。我决定先热热身，于是在一个向导的带领下登上了阿林宁山（Allinin）。随后，我乘邮政大巴前往琪纳尔（Zinal），在长达两小时的旅程中，我一直都在祈祷司机千万不要晕车，因为汽车从头到尾都行驶在一条蜿蜒盘旋于悬崖峭壁上的狭窄山路上。到站下车后，我就看见狄西雷斯正站在旅馆前面，正与三一学院一位蓄着大胡子的学监在聊天。这位学监在战争期间待在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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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狄西雷斯还没有受过登山训练，所以我们决定花一下午的时间步行上山到一个小饭店去。这个小饭店坐落在从奥贝盖贝豪恩峰（Obergabelhorn）倾泻而下的一条巨大冰川的底部。第二天，我们越过了这个小饭店继续攀登。很快，小饭店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中，又走了几分钟，我们迎面碰到了一群下山的人。我立刻就认出了这群登山者中的一个，威利・西兹（Wil1y Seeds）。几年前，他曾在伦敦国王学院与莫里斯・威尔金斯一起研究DNA纤维体的光学性质。西兹也很快就认出了我并放慢了脚步，他似乎想放下背上的帆布背包和我聊聊。但他只问了声：“诚实的吉姆（Honest Jim），最近怎么样？”就匆匆忙忙下山去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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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我奋力登山的过程中，前段时间在伦敦与威尔金斯等人见面的情景一幕幕地闪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个时候，DNA结构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谜，许多人都想揭开它的谜底，但没有人能够保证谁将取得胜利。而且，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像我们半信半疑地预料到的那样激动人心的话，也没有人能够保证最终获胜者面对这个荣誉时当之无愧。现在，竞赛已经结束了，作为获胜者之一，我知道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然更不可能像报纸杂志报道的那样。这项工作主要与五个人有关，他们是：莫里斯・威尔金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莱纳斯・鲍林、弗朗西斯・克里克和我本人。因为弗朗西斯・克里克对我的影响最大，所以我将从他入手来叙述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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