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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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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初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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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将从自己的角度介绍发现DNA结构的整个过程。在叙述这一过程的时候，我将尽我所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国学术界的整体气氛渲染出来，因为与发现DNA结构相关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那里。我希望本书能够向读者说明，科学极少会像旁观者想象的那样，以合乎逻辑的方式一直向前发展。恰恰相反，科学的进步（有时则是倒退）往往体现为一系列的人为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当事人本身以及文化传统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这本书中，我将致力于再现我当时对有关事件和人物的最初印象，而不是在通盘考虑DNA结构发现以后，在了解其他信息的基础上，再做出的某种评价。虽然后者可能更加客观，但这种方法无法真实地向读者传递一种冒险精神。这种冒险精神在于，一方面自信满满，另一方面又坚信真理（只要真的被发现了）必定是简洁和美妙的。因此，本书中的许多评论似乎都比较片面，有些甚至是不公正的；但在决定自己喜欢（或不喜欢）某个新观点或某种新生事物时，我们人类确实经常会在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就匆忙得出结论，这其实是真实人性的反映。无论如何，这本书反映了我在那个时期（1951—1953）对事物的观察：关于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关于其他当事人，也关于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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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非常清楚，这本书中涉及的其他当事人很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讲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有人的记忆绝不可能完全一致。而且对于同一件事情，任何两个人的看法都不会完全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出一部天衣无缝的DNA结构发现史的任务，没有人能够完成。我觉得有必要讲述一下这个故事的部分原因还在于，许多科学界朋友对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过程非常好奇，对他们来说，即使本书叙述的内容挂一漏万，也必定聊胜于无。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普通公众对于怎样“从事”科学研究这一点仍然十分陌生。当然，我并不是说一切科学研究都是按本书所描述的方式进行的。事实也远非如此。科学研究的类型、风格和方法极其繁杂多变。在这个由争强斗胜之志和公平竞争之心共同拉动，并因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而变得复杂起来的科学世界里，DNA结构的发现绝不是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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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发现双螺旋结构的那一刻，我就开始酝酿着要写这本书了。我对与这项工作有关的许多重要事件的记忆，比我在其他人生阶段对事情的记忆要完整得多。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给父母写一封信，我在写作本书时充分利用了这些信件，它们对我确定许多事件的确切日期有着莫大的帮助。同样重要的是，许多朋友都提出了宝贵意见，他们读了初稿，有的还为我对事件的叙述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补充。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下，我和其他人的回忆肯定会有出入，因此，本书只能看作是我对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这个事件的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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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前几章是在阿尔伯特・森特-哲尔吉（Albert Szent-Györgyi）、约翰・A.惠勒（John A.Wheeler）和约翰・凯恩斯（John Cairns）的家中写成的。我要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安静的房间，房间里面还有正对着大海的书桌。后几章内容的完成则要感谢古根汉姆基金会（Guggenheim Fellowship），它授予了我学者奖，使我有机会在短期内重返剑桥大学，并受到了伦敦国王学院教务长和教务委员会成员的热情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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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还尽可能多地收入了当年在事件发生时拍摄的一些照片。为此，我要特别感谢赫伯特・古特弗罗因德（Herbert Gutfreund）、鲍林、休・赫胥黎（Hugh Huxley）和冈瑟・斯腾特（Gunther Stent），他们赠寄给了我很多照片。在本书的编审过程中，我也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莉比・奥尔德里奇（Libby Aldrich）提出了一些深刻的意见——这些建议，正是我期待从这位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高才生这里得到的。乔伊斯・莱博维茨（Joyce Lebowitz）在语言文字上为我把了关，使我不致于误用英语中的修辞，还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让我明白了一本好书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此，我向他们深表感谢。最后，我还要向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J.Wilson）致以谢意，从本书的第一稿起，他就给了我莫大的帮助。要是没有得到他智慧、热情的指点，这本书不可能以现在这个样子呈现在大家面前，而这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美好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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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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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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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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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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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夏天，我准备和几个朋友一起到阿尔卑斯山去。阿尔弗雷德・狄西雷斯（Alfred Tissieres）当时正担任国王学院的研究员。他说他可以把我带到罗赛恩山（Rothorn）的山顶上去。尽管身处空旷的高处时，我会有点惊慌，但在这种时候我可不能认怂。我决定先热热身，于是在一个向导的带领下登上了阿林宁山（Allinin）。随后，我乘邮政大巴前往琪纳尔（Zinal），在长达两小时的旅程中，我一直都在祈祷司机千万不要晕车，因为汽车从头到尾都行驶在一条蜿蜒盘旋于悬崖峭壁上的狭窄山路上。到站下车后，我就看见狄西雷斯正站在旅馆前面，正与三一学院一位蓄着大胡子的学监在聊天。这位学监在战争期间待在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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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狄西雷斯还没有受过登山训练，所以我们决定花一下午的时间步行上山到一个小饭店去。这个小饭店坐落在从奥贝盖贝豪恩峰（Obergabelhorn）倾泻而下的一条巨大冰川的底部。第二天，我们越过了这个小饭店继续攀登。很快，小饭店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中，又走了几分钟，我们迎面碰到了一群下山的人。我立刻就认出了这群登山者中的一个，威利・西兹（Wil1y Seeds）。几年前，他曾在伦敦国王学院与莫里斯・威尔金斯一起研究DNA纤维体的光学性质。西兹也很快就认出了我并放慢了脚步，他似乎想放下背上的帆布背包和我聊聊。但他只问了声：“诚实的吉姆（Honest Jim），最近怎么样？”就匆匆忙忙下山去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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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我奋力登山的过程中，前段时间在伦敦与威尔金斯等人见面的情景一幕幕地闪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个时候，DNA结构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谜，许多人都想揭开它的谜底，但没有人能够保证谁将取得胜利。而且，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像我们半信半疑地预料到的那样激动人心的话，也没有人能够保证最终获胜者面对这个荣誉时当之无愧。现在，竞赛已经结束了，作为获胜者之一，我知道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然更不可能像报纸杂志报道的那样。这项工作主要与五个人有关，他们是：莫里斯・威尔金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莱纳斯・鲍林、弗朗西斯・克里克和我本人。因为弗朗西斯・克里克对我的影响最大，所以我将从他入手来叙述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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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此书的早期手稿，他想用《诚实的吉姆》这个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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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01 我的好搭档克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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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见过克里克表现出谦虚谨慎的态度。也许，在有些人眼里，他就是一个自大傲慢的家伙，但是我并不认为有任何理由可以这样去评价他。这与他现在享有的盛名毫无关系。现在，人们经常谈起他，谈论时通常都颇有敬意。我还相信，总有一天，公众很有可能将克里克与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或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这样的伟大人物相提并论。但在1951年秋天，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时我刚刚来到剑桥大学，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加入了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2]那一年，克里克35岁，在科学界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虽然他周围的同事都承认，他思考问题时思维敏捷、见解深刻，同事们都常常向他请教，但是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他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赏识，甚至许多人都觉得他有些过于夸夸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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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文迪许实验室，位于剑桥大学，摄于20世纪4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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