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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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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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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夏天，我准备和几个朋友一起到阿尔卑斯山去。阿尔弗雷德・狄西雷斯（Alfred Tissieres）当时正担任国王学院的研究员。他说他可以把我带到罗赛恩山（Rothorn）的山顶上去。尽管身处空旷的高处时，我会有点惊慌，但在这种时候我可不能认怂。我决定先热热身，于是在一个向导的带领下登上了阿林宁山（Allinin）。随后，我乘邮政大巴前往琪纳尔（Zinal），在长达两小时的旅程中，我一直都在祈祷司机千万不要晕车，因为汽车从头到尾都行驶在一条蜿蜒盘旋于悬崖峭壁上的狭窄山路上。到站下车后，我就看见狄西雷斯正站在旅馆前面，正与三一学院一位蓄着大胡子的学监在聊天。这位学监在战争期间待在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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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狄西雷斯还没有受过登山训练，所以我们决定花一下午的时间步行上山到一个小饭店去。这个小饭店坐落在从奥贝盖贝豪恩峰（Obergabelhorn）倾泻而下的一条巨大冰川的底部。第二天，我们越过了这个小饭店继续攀登。很快，小饭店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中，又走了几分钟，我们迎面碰到了一群下山的人。我立刻就认出了这群登山者中的一个，威利・西兹（Wil1y Seeds）。几年前，他曾在伦敦国王学院与莫里斯・威尔金斯一起研究DNA纤维体的光学性质。西兹也很快就认出了我并放慢了脚步，他似乎想放下背上的帆布背包和我聊聊。但他只问了声：“诚实的吉姆（Honest Jim），最近怎么样？”就匆匆忙忙下山去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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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我奋力登山的过程中，前段时间在伦敦与威尔金斯等人见面的情景一幕幕地闪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个时候，DNA结构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谜，许多人都想揭开它的谜底，但没有人能够保证谁将取得胜利。而且，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像我们半信半疑地预料到的那样激动人心的话，也没有人能够保证最终获胜者面对这个荣誉时当之无愧。现在，竞赛已经结束了，作为获胜者之一，我知道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然更不可能像报纸杂志报道的那样。这项工作主要与五个人有关，他们是：莫里斯・威尔金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莱纳斯・鲍林、弗朗西斯・克里克和我本人。因为弗朗西斯・克里克对我的影响最大，所以我将从他入手来叙述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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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此书的早期手稿，他想用《诚实的吉姆》这个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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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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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01 我的好搭档克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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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见过克里克表现出谦虚谨慎的态度。也许，在有些人眼里，他就是一个自大傲慢的家伙，但是我并不认为有任何理由可以这样去评价他。这与他现在享有的盛名毫无关系。现在，人们经常谈起他，谈论时通常都颇有敬意。我还相信，总有一天，公众很有可能将克里克与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或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这样的伟大人物相提并论。但在1951年秋天，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时我刚刚来到剑桥大学，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加入了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2]那一年，克里克35岁，在科学界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虽然他周围的同事都承认，他思考问题时思维敏捷、见解深刻，同事们都常常向他请教，但是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他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赏识，甚至许多人都觉得他有些过于夸夸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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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文迪许实验室，位于剑桥大学，摄于20世纪4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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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佩鲁茨，摄于20世纪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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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所在实验室的负责人是马克斯・佩鲁茨（Max Perutz），他是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化学家，于1936年来到英国。佩鲁茨从事结晶血红蛋白质X射线衍射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当时刚刚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布拉格爵士为他提供了全面的支持。作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又是结晶学的创立人之一，布拉格爵士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一直密切关注着X射线衍射法在解决日趋困难的结构问题中的作用。一种新方法能阐明的分子结构越复杂，布拉格爵士就越高兴。[3]就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对解决蛋白质分子结构的各种方法特别着迷，因为蛋白质分子是所有分子中最复杂的。在管理工作允许的情况下，布拉格爵士跑去佩鲁茨的办公室，与其探讨新近积累起来的X射线资料。即使在回家之后，布拉格爵士也仍然沉浸在对这些资料进行解释的思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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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劳伦斯・布拉格和他的父亲威廉・亨利・布拉格，摄于20世纪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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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既不是一个像布拉格爵士那样的理论家，也不是一个像佩鲁茨那样的实干家，他是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的科学家。克里克偶尔会做些实验，但更多的时间都在埋头思考解决蛋白质结构的理论问题。他经常会突然冒出一些新想法，然后整个人就变得非常激动，并立刻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然而经过一两天的沉淀后，他通常会意识到自己的理论原来站不住脚，于是又回过头去做实验，等到做实验做得厌倦了，他又会陷入沉思，对理论发起新一轮冲击。伴随着克里克层出不穷的新想法，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生了许多戏剧性事件。这大大活跃了整个实验室的气氛。要知道，这个实验室里的许多实验经常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对气氛的活跃部分要归功于克里克的大嗓门。他说话的声音比较大，说话的语速也比其他任何人都快。只要他开怀大笑，大家就知道他身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哪个地方了。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享受过克里克带来的快乐，特别是当我们倾听完他的想法，表示对他说的东西完全摸不着头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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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也有例外，那就是布拉格爵士。克里克的谈笑经常打扰到布拉格爵士，因为他的嗓门实在太大了，布拉格爵士经常不得不躲到更加安静的房间里去。布拉格爵士很少参与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早茶和午茶，因为那意味着必须忍受克里克震耳欲聋的“噪声”轰炸。[4]当然，即使布拉格爵士不参加，他也无法保证自己是完全“安全”的。有两次，布拉格爵士办公室外的走廊就被从克里克所在的实验室里不断漫出的水给淹没了。克里克完全沉浸在对理论的思考中，竟然忘记了把抽水机龙头上的橡皮管绑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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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卡文迪许实验室时，克里克的理论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结晶学的范围。任何重要的问题都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经常到其他实验室去，目的只是为了了解一下别人都完成了哪些新实验。[5]一般来说，克里克对待实验室里的其他科学家都表现得彬彬有礼，而对那些并不理解自己实验真正意义的同事，他也会顾及他们的感受，但是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目的。克里克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设计出一系列能够证实自己的解释的新实验。紧接着，他就会开始夸夸其谈：克里克会告诉所有愿意听他讲解的人，他聪明的新想法将会怎样推动科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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