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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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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20 抢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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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结束，我回到了剑桥大学，却没有集中精力研究DNA结构，这令克里克相当失望。我去研究“性”了，不过不是那种需要鼓励的性。当时大家都觉得细菌的交配习惯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克里克和奥迪尔那个圈子里，绝对没有人能够猜到细菌会有性生活。不过，细菌怎样进行交配这类问题最好留给小人物去研究。在罗伊奥蒙特会议期间，与会者当中就流传着细菌分雌雄两种性别的说法。但是直到9月初，即我在帕兰扎（Pallanza）参加一个小型的微生物遗传研讨会时，才通过可靠的渠道了解到这个领域的基本事实。在这个会议上，卡瓦利-斯福尔扎（Cavalli-Sforza）和比尔・海斯（Bill Hayes）介绍了他们的实验结果。他们与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一起通过实验手段证明，细菌确实有两种不同的性别。[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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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海斯作为一匹黑马一鸣惊人。在他作报告前，除了斯福尔扎，与会者中没有谁知道他是谁。但一等到他以谦逊的措辞作完了报告，在场的听众就立即意识到：被莱德伯格一个人独占的世界被轰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1946年，年仅20岁的乔舒亚・莱德伯格因宣布细菌会交配和证实了遗传重组而一举成名，他的成就轰动了整个生物学界。从那以后，他完成了无数个奇妙无比的实验，最终导致除了斯福尔扎之外，再没有其他人敢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凡是听过莱德伯格那种拉伯雷式讲演——他只要一开口就三个小时、甚至五个小时都停不下来——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可怕的顽童”，为人行事完全没有任何顾忌。不仅如此，他还有神一般的吹法螺的本事，尤其是近几年，他的法螺越吹越大，使得他本人大有誉满天下之势。[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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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海斯在帕兰扎会议上作非正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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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舒亚·莱德伯格和埃丝特·莱德伯格（Ester Lederberg）在冷泉港基因和变异定量生物学研讨会上，摄于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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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莱德伯格头脑非同凡响，细菌遗传学却一年比一年混乱。莱德伯格的近作复杂无比、几近天书，只有他本人才可能欣赏它们。偶尔我也想找一篇他的论文来看一看，却总是不忍卒读，只好放到一边“改日再看”。[124]其实，即便是智力一般的学者也不难理解，当细菌的性别被发现后，对细菌的遗传分析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在与斯福尔扎交谈了几次之后，我才知道，莱德伯格不愿意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他依然固执地偏爱正统的遗传假设，即假设雄性和雌性细菌提供了数量相等的遗传物质，尽管在这种假设基础上进行分析极其复杂。与此相反，海斯的推论则是从以下这个看上去似乎有些武断的假设出发的：只有部分雄性染色体物质进入雌性细胞。给定这个假设，进一步展开推论就简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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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德伯格的“复杂无比、几近天书”的论文（请参阅本章注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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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帕兰扎会议时的沃森（后排左二）和雅克·莫诺（前排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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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剑桥大学，我就以最快速度赶到了图书馆，找出了刊登莱德伯格近期研究成果的所有杂志。令我高兴的是，这一次我终于弄懂了以往迷惑不解的所有遗传杂交问题。不过，还是有一些交配令人费解。尽管如此，在将这些资料梳理好之后，我相信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特别令我欣慰的是，莱德伯格可能会拘泥于他的正统思想方法，而我则可以采取新的思想方法，完成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通过对他的实验结果作出正确的解释来击败他。[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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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切希望把莱德伯格的秘密搞个水落石出，但是这个愿望完全不能打动克里克。虽然细菌有雌雄之分确实非常有趣，但是这并没有激起他的兴趣。几乎整个夏天，克里克都在为他的博士论文收集烦琐的数据，这令他相当心烦。好在现在，他又开始进入了适于思考重要问题的心智状态。克里克认为，细菌究竟只是一个染色体，还是有两个甚至三个染色体，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对我们研究DNA结构毫无助益，只要我时刻关注与DNA结构有关的文献，就有可能在就餐或喝茶时的讨论中突然冒出好想法。但是，如果我转向纯生物学研究，那么我们领先鲍林的微弱优势就会在顷刻之间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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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克里克仍然固执地认为查加夫定律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在我去阿尔卑斯山旅游时，他曾经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试图通过实验证明在水溶液环境中，腺嘌呤与胸腺嘧啶、鸟嘌呤与胞嘧啶相互之间都存在吸引力。然而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另外，他与格里菲斯之间的讨论也不顺利，因为他俩的想法似乎总是格格不入。当克里克向格里菲斯详细阐述了某个假设的优点后，经常会出现令人难堪的冷场。然而，克里克没有理由不把腺嘌呤和胸腺嘧啶、鸟嘌呤和胞嘧啶相互吸引的可能性告诉威尔金斯。克里克10月下旬要去伦敦，他给威尔金斯写了封信，说想到伦敦国王学院去看一看。未曾想，威尔金斯马上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还说到时候要请克里克一起吃午饭。因此，克里克非常期待能就DNA结构问题与威尔金斯进行实质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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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等到他们真的共进午餐时，克里克却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他故意表现得对DNA不太感兴趣，反而一开始就谈到蛋白质。于是午餐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浪费掉了。然后，威尔金斯又把话题扯到了富兰克林身上，唠唠叨叨地说她如何如何缺乏合作精神。[126]与此同时，克里克一直牵挂着另一些有趣的问题，直到吃完午饭时，他才想起2点30分还有个约会，于是便匆匆离开了。等他急匆匆跑出大楼来到了大街上之后，才猛然想起忘记把格里菲斯的计算结果和查加夫的实验资料相吻合一事告诉威尔金斯了。可是，那时候再回去跟威尔金斯说又显得有点愚蠢，于是他选择了直接离开。他在当天晚上就回到了剑桥大学。第二天早晨，克里克懊恼地告诉我，昨天午餐时与威尔金斯的讨论徒劳无益。但他还是奋力打起了精神，准备再次向DNA结构问题发起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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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却认为在那个时候，再次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DNA结构上并不合理。我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新的发现，因此也就无法挽回去年冬天的失败。在圣诞节前，我们唯一有可能取得的新进展是，测定含有DNA的噬菌体T4的二价金属离子含量是不是较高。如果含量较高，就能有力地说明镁离子是和DNA结合的。有了这方面的证据，那么我或许至少能推动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小组去分析他们的DNA样品。可是，要想很快就得到过硬的数据的希望仍然非常渺茫。首先，得请马勒的同事尼尔斯・杰尼从哥本哈根寄来噬菌体样品。然后，我还得安排好一切，以便准确地测定样品中二价金属离子和DNA的含量。最后，还必须推动富兰克林参与这项工作。[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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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在研究DNA结构的这场竞赛中，鲍林看来还不至于构成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彼得带来的内部消息可以说明这一点。他说他父亲正热衷于研究头发蛋白，即角蛋白的α-螺旋问题。然而，对克里克本人来说这却不是什么好消息。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为了搞清楚α-螺旋究竟如何盘绕成卷曲螺旋状，他时而欢欣鼓舞，时而垂头丧气。主要困难在于，他的数学计算过程没有达到十分严密的程度，当别人的追问很深入时，他就会承认自己的论证过程仍有模糊之处。他很清楚，目前他面对的局势是，鲍林的解释虽然不比他的解释更加高明，但是卷曲螺旋领域的所有荣誉仍然有可能尽归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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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决定最后再拼一下，于是他停止了手头的实验（那是他的博士论文所必需的），以便全力以赴解决卷曲螺旋的数理方程问题。终于，他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这至少应部分归功于克莱塞尔的帮助，那个周末克莱塞尔刚好到剑桥大学来找克里克。很快地，克里克就写好了准备投给《自然》杂志“通讯”栏目的论文，并把它交给了布拉格爵士，请他转给《自然》杂志的编辑。投稿信中还附了一张希望尽快发表的便条。如果编辑从权威人士口中得知，某位英国学者写了一篇非常出众的论文，他们通常都会尽可能地安排在第一时间发表。克里克很幸运，即使他这篇论文不能赶在鲍林的论文之前发表，至少也能享受到“尽快发表”的待遇。[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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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和科里关于角蛋白的α-卷曲螺旋的论文中的插图。左图（Fig 1）表明，α-螺旋多肽链遵循一种更大的螺旋构型；右图（Fig 2）则说明了α-螺旋是如何盘绕成“三股线”和“七股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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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剑桥大学内外承认克里克是一个天才的人就更加多了。不过还是有人坚持认为，克里克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台引人发笑的说话机器”。无论别人怎么看，克里克一眼就能看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的能力实在令人惊叹。那年初秋，戴维・哈克（David Harker）邀请克里克到布鲁克林去工作一年，这件事也说明他的名声确实与日俱增。当时，哈克已经筹集到了100万美元用于解决核糖核酸酶的结构问题，正在四处招揽人才。哈克给克里克的承诺是年薪6 000美元，这在奥迪尔看来已经是非常大方了。[129]可是正如我们可以预料到的，克里克的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关于布鲁克林那边的实验室向来都有许多风言风语，那不会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另一方面，对于他这个从未去过美国的人说来，接受这份工作可能意味着一个很好的落脚点。在此基础上，他今后将有可能到其他更加理想的地方去。而且，如果布拉格爵士获悉克里克将离开卡文迪许实验室一年，那么他肯定更有可能同意佩鲁茨和肯德鲁的要求，即让克里克在提交了博士论文后再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继续工作3年。不管怎样，最明智的决定是先暂时接受这个邀请。于是，克里克在10月中旬给哈克写了封回信，答应明年秋天去布鲁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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